编者按:
保险与医疗有着天然的连接,保险不仅是医疗风险转移的机制,也是医疗行为形成闭环的重要支付手段。如今,无论是保险界还是医疗界,都非常关注双方的合作,试图寻找更好的合作模式。那么,医疗界的专家关注什么?他们如何看待保险呢?从本期开始,《大健康周刊》不定期推出“医疗专家访谈”栏目,以飨读者。
记者 王方琪
方来英,第十二届全国政协委员,第十三届全国政协提案委员会委员,现任中国医院协会副会长。曾任北京市药品监督管理局党组书记、局长,北京市卫计委党组书记。
作为医疗卫生领域的“老兵”,方来英对医疗卫生领域涉及的每个问题都有独到见解。作为全国政协委员,他的提案切中医疗卫生领域的痛点。他提出的“建立全科医生文件落实的督导问责机制”被全国政协列为重点督办的提案,进行了深入调研。他还提出要“关注药品追溯体系的建立”,希望未来每一盒药都能准确定位和召回,以此预防药品领域“黑天鹅”“灰犀牛”事件的发生。
在谈到信息化时,他表示,信息化对于医学服务和医院管理影响深远,信息化医疗可以给我们的经济生活和医疗服务带来巨大的革命和变化,会促进解决看病难的问题。
在谈到商业保险时,他表示,医疗卫生领域有许多需要和保险部门以及保险公司共同合作的地方,包括医疗责任险、包括医师责任险,也包括手术意外险。
方来英
促使医疗资源配置更平衡
记者:如今经常谈到医疗资源下沉,信息化对县域医疗有什么助力?
方来英:信息化在推动县域医疗服务上可以做很多事。首先,通过信息化手段会获得当地居民大量健康数据,这些数据反映了这个区域人群更精准的健康状况,于是,国家可以采取对这个群体健康更有效的公共措施。其次,信息化手段可以拉近医患的距离。我们现在推动远程诊疗服务,可以让边远山区的普通患者得到北京最权威医疗机构的诊断。再次,信息化促进医生之间广泛的交流,基层医生可以便捷地向经验丰富的医生学习,不受地域限制,不受专业限制。目前我们已经看到医生点对点、群对群进行交流。
我们医改要解决的问题之一是“看病难”,看病难是医疗资源配置不平衡造成的问题,信息化会促使医疗资源配置更平衡。
记者:您如何看待取消药品加成和取消耗材加成?
方来英:无论取消药品加成还是取消耗材加成都是在调整医疗服务的价格体系。调整价格体系意味着调整医院的收入结构,调整收入结构意味着要用新的经济手段对医生行为形成新的激励导向。中央强调要让医生的收入以技术性收入为主,这是让医生把更多的精力集中在对患者的直接服务上,而不是间接的获得利益。
医疗和保险应该有更多合作
记者:医疗行为具有不确定性,不确定性会带来风险,您怎么看待引入保险机制转嫁风险?
方来英:医疗有许多地方需要和保险部门以及保险公司共同合作,像医疗责任险。它用于解决偶发性医疗事件出现带来的风险。这个解决机制和医院正常的责任排查制度是完全不同的。我认为,在保险方面,医院可以买保险,医生自己也可以买保险解决赔偿问题,患者也可以。医院、医生和患者风险共担,这是好事。
我认为这种保险制度的设计会有助于医生的成长,从而让患者得到更好的医疗服务。
医疗服务的关键是医生,医生一定是在实践中进步的,一个缩手缩脚不敢创新的医生不会成为医学大家。保险制度可以鼓励医生更多创新。保险是鼓励医生创新,不是鼓励粗枝大叶放任出现医疗事故。因为医学是不断发展的科学,在正常情况下,一些无法克服的事件总会发生,手术不能最后都变成医生的责任。保险有利于医学范围的创新进步,也有利于社会医疗水平的发展。
记者:您认为保险对分级诊疗制度有积极作用么?
方来英:我认为保险有利于分级诊疗制度的落实。分级诊疗制度的落实有一个过程,这个过程当中,医生跨组织交流的行为会越来越多。在组织架构和组织系统里面,在院长委托之下,医生在系统内跨机构机构出诊很常见。跨机构出诊的医生手术失败了怎么办?谁处理后事?过去这种情况下,跨机构出诊医生不直接承担责任,一定有一个当地主治医生在前面扛着,跨机构出诊医生只提供意见,但是不负责治疗行为最后的实施。现在公立医院分级治疗制度要求医生动起来,动起来促进资源的平衡,促进医疗服务的同质化。这种过程中,保险和医疗是应该一起发展的。
我在北京市卫计委工作的时候也想了这个事情。
记者:针对现在医疗责任进行赔偿的主要是由医院交付保费的医责险,医师自己购买的是医师责任险,一些保险公司在医院推出来手术意外险,这个是患者承担费用。您怎么看待医疗中的风险共担?
方来英:作为医院和医师,是应该购买相关责任险的。我国主要是医院购买,国外更多是医生自己购买。医院也好,医生也好,买保险是医生对于自己职业的敬畏。买保险这件事情不能只看到赔偿,只看到赔偿心胸就狭窄了。为什么医院买保险?为什么医生买保险?那是因为预料到了医疗活动当中的风险性。不是因为买了保险到时候有保险公司来赔,而是通过购买保险,让医生更加意识到,医疗事故风险性的背后是你要更加谨慎的对待你自己从事的职业。买了保险医生可以高枕无忧么?不是,今年有人赔,明年就让你买不起了。
记者:现在医疗责任险在各地的发展不大平衡,有的地方开展的非常有特点,效果也非常明显,但是有的地方推广的不好。您认为保险公司该如何做,才能更好地为医院、医生、医疗服务?
方来英:我认为,保险业的发展与当地社会经济水平是相关的,所以各个地区出现的不平衡是正常的。
保险公司在推广这些产品的时候,应该准确把握产品定位。无论是和医院、医生,还是和卫生行政部门讨论这个问题,保险公司不应该把产品定位在简单的赔偿问题上。单纯讲赔偿,许多医院不需要。一些大医院,每年都准备出款项用于医疗事故的赔偿。那医院有什么必要一定要购买保险呢?对于医院来讲,如果保险公司赔了,患者家属还是纠缠医院,干扰医院正常的工作秩序,那么这种购买行为就没意义。所以,保险应该给医院带来整个业务领域、管理手段和管理水平的变化。能不能把保险当做解决当地公共卫生责任的管理手段?这可不仅仅是“赔”能解决的问题。据我所知,最早开展保险业务的是海运,如果没有保险,全球航运可能发展起来么?我们其实应该看到保险对于整个医疗业务领域以及管理手段还有管理水平带来的变化,包括社会调节,包括多方面保障实施,包括对医生职业发展的支持,包括对行业技术创新的服务,而不能把保险仅当成一个赔付。
编者按:
保险与医疗有着天然的连接,保险不仅是医疗风险转移的机制,也是医疗行为形成闭环的重要支付手段。如今,无论是保险界还是医疗界,都非常关注双方的合作,试图寻找更好的合作模式。那么,医疗界的专家关注什么?他们如何看待保险呢?从本期开始,《大健康周刊》不定期推出“医疗专家访谈”栏目,以飨读者。
记者 王方琪
方来英,第十二届全国政协委员,第十三届全国政协提案委员会委员,现任中国医院协会副会长。曾任北京市药品监督管理局党组书记、局长,北京市卫计委党组书记。
作为医疗卫生领域的“老兵”,方来英对医疗卫生领域涉及的每个问题都有独到见解。作为全国政协委员,他的提案切中医疗卫生领域的痛点。他提出的“建立全科医生文件落实的督导问责机制”被全国政协列为重点督办的提案,进行了深入调研。他还提出要“关注药品追溯体系的建立”,希望未来每一盒药都能准确定位和召回,以此预防药品领域“黑天鹅”“灰犀牛”事件的发生。
在谈到信息化时,他表示,信息化对于医学服务和医院管理影响深远,信息化医疗可以给我们的经济生活和医疗服务带来巨大的革命和变化,会促进解决看病难的问题。
在谈到商业保险时,他表示,医疗卫生领域有许多需要和保险部门以及保险公司共同合作的地方,包括医疗责任险、包括医师责任险,也包括手术意外险。
方来英
促使医疗资源配置更平衡
记者:如今经常谈到医疗资源下沉,信息化对县域医疗有什么助力?
方来英:信息化在推动县域医疗服务上可以做很多事。首先,通过信息化手段会获得当地居民大量健康数据,这些数据反映了这个区域人群更精准的健康状况,于是,国家可以采取对这个群体健康更有效的公共措施。其次,信息化手段可以拉近医患的距离。我们现在推动远程诊疗服务,可以让边远山区的普通患者得到北京最权威医疗机构的诊断。再次,信息化促进医生之间广泛的交流,基层医生可以便捷地向经验丰富的医生学习,不受地域限制,不受专业限制。目前我们已经看到医生点对点、群对群进行交流。
我们医改要解决的问题之一是“看病难”,看病难是医疗资源配置不平衡造成的问题,信息化会促使医疗资源配置更平衡。
记者:您如何看待取消药品加成和取消耗材加成?
方来英:无论取消药品加成还是取消耗材加成都是在调整医疗服务的价格体系。调整价格体系意味着调整医院的收入结构,调整收入结构意味着要用新的经济手段对医生行为形成新的激励导向。中央强调要让医生的收入以技术性收入为主,这是让医生把更多的精力集中在对患者的直接服务上,而不是间接的获得利益。
医疗和保险应该有更多合作
记者:医疗行为具有不确定性,不确定性会带来风险,您怎么看待引入保险机制转嫁风险?
方来英:医疗有许多地方需要和保险部门以及保险公司共同合作,像医疗责任险。它用于解决偶发性医疗事件出现带来的风险。这个解决机制和医院正常的责任排查制度是完全不同的。我认为,在保险方面,医院可以买保险,医生自己也可以买保险解决赔偿问题,患者也可以。医院、医生和患者风险共担,这是好事。
我认为这种保险制度的设计会有助于医生的成长,从而让患者得到更好的医疗服务。
医疗服务的关键是医生,医生一定是在实践中进步的,一个缩手缩脚不敢创新的医生不会成为医学大家。保险制度可以鼓励医生更多创新。保险是鼓励医生创新,不是鼓励粗枝大叶放任出现医疗事故。因为医学是不断发展的科学,在正常情况下,一些无法克服的事件总会发生,手术不能最后都变成医生的责任。保险有利于医学范围的创新进步,也有利于社会医疗水平的发展。
记者:您认为保险对分级诊疗制度有积极作用么?
方来英:我认为保险有利于分级诊疗制度的落实。分级诊疗制度的落实有一个过程,这个过程当中,医生跨组织交流的行为会越来越多。在组织架构和组织系统里面,在院长委托之下,医生在系统内跨机构机构出诊很常见。跨机构出诊的医生手术失败了怎么办?谁处理后事?过去这种情况下,跨机构出诊医生不直接承担责任,一定有一个当地主治医生在前面扛着,跨机构出诊医生只提供意见,但是不负责治疗行为最后的实施。现在公立医院分级治疗制度要求医生动起来,动起来促进资源的平衡,促进医疗服务的同质化。这种过程中,保险和医疗是应该一起发展的。
我在北京市卫计委工作的时候也想了这个事情。
记者:针对现在医疗责任进行赔偿的主要是由医院交付保费的医责险,医师自己购买的是医师责任险,一些保险公司在医院推出来手术意外险,这个是患者承担费用。您怎么看待医疗中的风险共担?
方来英:作为医院和医师,是应该购买相关责任险的。我国主要是医院购买,国外更多是医生自己购买。医院也好,医生也好,买保险是医生对于自己职业的敬畏。买保险这件事情不能只看到赔偿,只看到赔偿心胸就狭窄了。为什么医院买保险?为什么医生买保险?那是因为预料到了医疗活动当中的风险性。不是因为买了保险到时候有保险公司来赔,而是通过购买保险,让医生更加意识到,医疗事故风险性的背后是你要更加谨慎的对待你自己从事的职业。买了保险医生可以高枕无忧么?不是,今年有人赔,明年就让你买不起了。
记者:现在医疗责任险在各地的发展不大平衡,有的地方开展的非常有特点,效果也非常明显,但是有的地方推广的不好。您认为保险公司该如何做,才能更好地为医院、医生、医疗服务?
方来英:我认为,保险业的发展与当地社会经济水平是相关的,所以各个地区出现的不平衡是正常的。
保险公司在推广这些产品的时候,应该准确把握产品定位。无论是和医院、医生,还是和卫生行政部门讨论这个问题,保险公司不应该把产品定位在简单的赔偿问题上。单纯讲赔偿,许多医院不需要。一些大医院,每年都准备出款项用于医疗事故的赔偿。那医院有什么必要一定要购买保险呢?对于医院来讲,如果保险公司赔了,患者家属还是纠缠医院,干扰医院正常的工作秩序,那么这种购买行为就没意义。所以,保险应该给医院带来整个业务领域、管理手段和管理水平的变化。能不能把保险当做解决当地公共卫生责任的管理手段?这可不仅仅是“赔”能解决的问题。据我所知,最早开展保险业务的是海运,如果没有保险,全球航运可能发展起来么?我们其实应该看到保险对于整个医疗业务领域以及管理手段还有管理水平带来的变化,包括社会调节,包括多方面保障实施,包括对医生职业发展的支持,包括对行业技术创新的服务,而不能把保险仅当成一个赔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