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大家族 半部近代史

作者：宋路霞
出版：安徽文艺出版社
时间：2018年1月
定价：58元

王薇

1901年李鸿章去世的时候，梁启超曾评价道：“李鸿章为数千年中国历史上一人物，无可疑也。李鸿章必为十九世纪世界历史上一人物，无可疑也。”作为晚清重臣，李鸿章几乎主导了中国近代史上的主要事件，其特殊的地位使其家族成为中国近代除皇家之外的第一望族。

家族史研究学者宋路霞历经10多年查寻探访所著的《李鸿章家族》，让我们从一个家族的兴衰中，看到了中国近代史许许多多真实的细节。这个家族与中国近代政治、经济、军事、外交、思想、文化等方面的联系和影响都难有比敌。

李鸿章的父亲李文安（1801-1855），是李家“文章经国，家道永昌”八代人中，走出老家合肥闯天下的第一人。李文安出身普通中农家庭，靠科举起家，39岁考中进士，这在当时是很了不起的事，全国每4年才有一次考进士的机会，每次只有百余名过关，难度可想而知。更关键的是，李文安正好与数年后位高权重的曾国藩同一年考中，“老同学”的情谊成为李氏家族崛起的基础。李翰章、李鸿章都靠父亲的关系拜师曾国藩，并在其幕府中历练，成就仕途。

李翰章（1821-1899）29岁考上拔贡（从秀才考试中选拔出的优等生），后拜师曾国藩，仕途一帆风顺，从湖南的一个小县官成为总理湘军的后勤官，受到曾国藩赏识，一直升到湖南巡抚、浙江巡抚、湖广总督、四川总督、两广总督。李翰章一辈子管钱、管粮、管盐，颇有经济头脑。或许是基因遗传，他的二儿子李经楚创办了交通银行，并出任第一任总经理，他的外孙子孙多森创办中国银行，也是第一任总经理。这两家银行在清末民初掌控着中国的经济命脉。

李鸿章（1823-1901）21岁中举，1845年进京成为曾国藩的学生，两年后就中了进士。1861年，曾国藩率领湘军围剿太平天国进入关键的转折点，成为曾国藩的文案（秘书）李鸿章崛起的机遇。太平军围困上海，上海官绅求助曾国藩，曾国藩召集湘军将官开会，众将官都觉得赴上海找死。李鸿章却站出来领命，愿编队前去——这就是后来举世闻名的淮军的缘起。李鸿章受命编练淮军不仅显示出其非凡的胆略和军事才能，还奠定了其在清末政治舞台不可撼动的军事地位。上海一役的胜利，淮军名声大振，淮军被英国媒体誉为“中国最优秀的军队”。清政府也颇为欣慰，李鸿章被任命江苏巡抚和南洋五口通商大臣。从此李鸿章开始走上清末政治舞台。

李鸿章过人之处还在于抬眼望世界，从操练淮军起，洋枪洋炮的威力使他无时无刻不想着办洋务。1970年李鸿章接替曾国藩出任直隶总督，接着又兼任钦差大臣（即后来的北洋大臣），权势和声望已在其老师曾国藩之上。直隶总督为全国的总督之首，北洋大臣更是朝廷的半个臂膀。

当时督抚大员没有一个像李鸿章那样敢在身边聚集那么多的洋幕僚和洋技师，李鸿章把他们当作看世界的窗口。1874清廷组织海防大讨论时，李鸿章第一个递上奏折，全面地提出了洋务自强、大办实业的思想和战略，特别强调了铁路的战略意义。1881年6月9日，在李鸿章的主导下中国自己造的第一条铁路终于在唐山煤矿兴建。

1872年李鸿章奏请创办的轮船招商局在洋务运动中扮演者“大哥”的角色，是当时国内唯一一家，可以和英国太古轮船公司、美国旗昌轮船公司叫板的轮船公司，在国内航运界形成了三足鼎立的局面。1875年轮船招商局创办的保险招商局还开启了民族保险业的先河。李鸿章曾得意地说：“招商轮船实为开办洋务四十年来，最得手文字。”李鸿章去世后，李氏家族后人对招商局仍有着重要影响。1924年，李鸿章的孙子李国杰被选为招商局董事长。

到了民国，李氏家族当上最高官的是刘攻芸（1900-1973），他是李鸿章的弟弟李昭庆的孙女婿。刘攻芸先后就读于车雪尼大学、芝加哥大学、伦敦经济学院，1927年获博士学位。1928年回国后，被中国银行总经理张公权聘为中国银行总账室主任，后又当过国民政府交通部邮政总局副局长、四行联合总办事处秘书长、中央信托局局长、邮政汇业局局长。“四行”“两局”垄断着全国的经济命脉，可见其地位的显赫。临近解放，国民党大势已去，国民党核心人物纷纷准备逃离的时候，他又接受任命，出任中央银行总裁。

李氏家族在文学领域最具影响的是旷世才女张爱玲（1920-1995）。张爱玲是李鸿章的大女儿李经寿的孙女，其祖父是清末名臣张佩纶。张爱玲懂事的时候，家族巅峰已过，她生活在父亲的大烟和后母的阴影里。张爱玲7岁开始写小说，12岁开始在校刊和杂志上发表作品。受家族没落环境的影响，她的小说呈现着一片苍凉的暗黄色。张爱玲有着叛逆的性格，她的弟弟张子静在《我的姐姐张爱玲》一书中写道：“我姐姐的小说人物，不是心理有病就是身体有病。有的甚至是心理、身体都病了。在现实生活中，这些人多是清朝遗老的后代，民国之后仍然坐享显赫家世，高不成低不就，在家吃遗产、吸大烟、养姨太太，过着奢靡颓废的生活……”

读完《李鸿章家族》，不由得感叹——中国近现代历史发展的每一个阶段，都可以从李氏家族的生活中找到烙印。正如作者所言：从这个意义上讲，李家的故事既是一部李氏家族史，也是一部中国近现代史的“袖珍本”；既是李家的事，也不全是李家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