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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下一步:以东西融合的视角

发布时间:2019-09-06 10:54:37    作者:    来源:中国保险报网

□禾刀

改革永远在路上。世界上没有一劳永逸的制度,只有不断改革创新,努力顺应发展潮流的制度。对于中国这个走过四十年改革开放道路的国家,改革已经成为国家发展的常态,所不同的是,每一阶段面临的改革课题有别。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长期深耕中国政治社会问题与国际关系的郑永年,在这本《大趋势 :中国下一步》中,从政治改革、经济建设、社会重建、国际关系四个维度,对中国下步发展精准“拿脉”,并分门别类提出了自己的真知灼见。


作者:郑永年
出版:东方出版社
时间:2019年3月
定价:69.8元

谈到改革,郑永年言简意赅的指出,“改革就是内部改革、外部开放”。在郑永年看来,中央和地方主要存在政治、利益和经济三方面的关系。国内改革大多是从这三个方面入手的,比如“1994年的分税制和1998年的中央银行制度的改革”。在政府层级设置中,郑永年主张“实行三级半政府,中央、省、县和市三级加上乡半级(作为县的派出机构)”。至于现行层级政府的权力,能合并的合并,能收回的收回,能下放的则下放。不难看出,郑永年的这些建议与国务院于2016年起大力推进的“放管服”改革方向不谋而合。

司马迁在《史记》中写道:“县集而郡,郡集而天下,郡县治,天下无不治。”作为面向广大群众的基层政府,县级治理向来是体现政府效率的重要代表。但“中国2800多个县级行政区划单位”总体上面临着经济、人口、地理条件、面积、文化等千差万别。如东部人口多的县人口过百万,西部偏远地带仅数万人甚至更少,用杳无人烟形容毫不为过。差别越多,意味政策个性化需求越乏突出,这对执政党的政治智慧无疑提出了更高要求。换言之,许多政策既要有大面上的“一盘棋”格局,同时也要兼具能够适应地方特色的充分灵活性。

毫无疑问,改革必须讲究策略,越是充满智慧的改革,越不可能简单的“一刀切”,否则会给发展造成“硬着陆”风险。当然,改革也绝非迈着碎步,瞻前顾后,否则跟不上时代,好的初衷会因太慢而被淘汰。郑永年认为,“任何国家,尽管改革的动力往往是自下而上的,但国家层面的制度建设都必须自上而下来进行”。这方面现成的例子很多,比如农村土地改革。1978年12月,安徽凤阳小岗村18位农民冒着风险立下生死状,本来是吃不饱饭的无奈之举,无意中却被急于推进改革的上层机构发现,最终在全国推广普及,从而叩开了土地承包到户的大门。

国企改革是郑永年极为关注的焦点。前不久,《财富》杂志发布了2019年世界500强排行榜,据财富中文网统计,在世界最大的这500家公司中,有129家来自中国,上榜数历史上首次超过美国的121家。有必要指出的,中国上榜企业中央企接近半数,且牢牢占据榜单前几名。有学者曾指出,“中国国企只有500大,而没有500强”,一方面央企在国内叱咤风云无所不能,另一方面在国际上始终难以痛痛快快地施展拳脚。导致这种泾渭之别的根子当在于,国企具有鲜明的权力属性,一旦脱离权力的庇佑,国企的市场化生存能力往往会腰斩,或者说迅速还原为市场中的“巨婴”本色。

对于国企的未来,郑永年认为关键在于走好四步棋,即进一步的企业化、给国企设定一个边界、保持国企的开放性、国企必须“国有化”。简单点说,就是国企应当有所为有所不为,国企应是公益性事业的兜底,而不是什么钱好赚就往什么里面钻。事实上,国企近年来对房地产的深度介入就招致坊间诸多批评。

在郑永年所列的四大问题维度中,国际问题在美国总统特朗普上台后显得极为惹眼。“一带一路”自推行以来,很快受到沿线大多数国家的热烈欢迎。亚洲投资开发银行成立后,一些欧洲国家的踊跃加入热情超出国人想象,自然也加深了美国作为世界经济霸主地位的焦虑。于是,“修昔底德陷阱”论沉渣泛起,中国和平崛起的难度系数陡然飙升。

“据哈佛大学一个研究团队的统计,自1500年以来,全球已经历了16次权力在新兴大国和守成大国之间的转移,结果12次发生了战争,只有4次可以说是和平的转移”。中国崛起与美国到底是否存在不可调和的矛盾呢?郑永年显然并不认同。在郑永年看来,“一带一路”是以发展为导向,而特朗普上台便退出的TPP是以规则为导向。也就是说,中国的国际思路主要是对国际秩序的补充,是在顺应既有国际秩序中寻求更大发展,这与美国通过书写规则从而实现“让美国重新伟大起来”的思路并无明显交集。

就目前中国海洋发展战略,郑永年认为这并非中国霸权的体现,而是中国从陆地走向海洋的必然。虽然历史上比如明朝中国有实力成为海洋霸主,但因为中国传统威胁主要来自北方,导致海洋发展难受重视,直到近代西方的坚船利炮轰醒了国人。从世界发展趋势看,中国要想更大发展必然面向海洋,这是“海洋地缘政治变得重要起来”的原因所在。

对于西方社会“中国威胁论”的老调,郑永年认为一当驳斥,二当解释,三当共同发展。前两个举措均是表,最后一项才算是里。道理很简单,与其苦口婆心地解释一千遍一万遍,不如争取更多国家共同发展来得实惠。

发展是硬道理,发展胜于雄辩,发展才能争取更多国际受益者一起讲好中国的故事。也所以,郑永年建言,“在下一阶段,中国不仅需要继续把‘自由贸易’的大旗扛下去,更需要具体的政策行为”。简而言之,内部改革外部开放仍是中国未来发展的大趋势,也只有顺应世界发展潮流,义无反顾地拥抱整个世界,中国才可能在发展中团结更多国际力量,共同推动人类社会的发展进步。


中国下一步:以东西融合的视角

来源:中国保险报网  时间:2019-09-06

□禾刀

改革永远在路上。世界上没有一劳永逸的制度,只有不断改革创新,努力顺应发展潮流的制度。对于中国这个走过四十年改革开放道路的国家,改革已经成为国家发展的常态,所不同的是,每一阶段面临的改革课题有别。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长期深耕中国政治社会问题与国际关系的郑永年,在这本《大趋势 :中国下一步》中,从政治改革、经济建设、社会重建、国际关系四个维度,对中国下步发展精准“拿脉”,并分门别类提出了自己的真知灼见。


作者:郑永年
出版:东方出版社
时间:2019年3月
定价:69.8元

谈到改革,郑永年言简意赅的指出,“改革就是内部改革、外部开放”。在郑永年看来,中央和地方主要存在政治、利益和经济三方面的关系。国内改革大多是从这三个方面入手的,比如“1994年的分税制和1998年的中央银行制度的改革”。在政府层级设置中,郑永年主张“实行三级半政府,中央、省、县和市三级加上乡半级(作为县的派出机构)”。至于现行层级政府的权力,能合并的合并,能收回的收回,能下放的则下放。不难看出,郑永年的这些建议与国务院于2016年起大力推进的“放管服”改革方向不谋而合。

司马迁在《史记》中写道:“县集而郡,郡集而天下,郡县治,天下无不治。”作为面向广大群众的基层政府,县级治理向来是体现政府效率的重要代表。但“中国2800多个县级行政区划单位”总体上面临着经济、人口、地理条件、面积、文化等千差万别。如东部人口多的县人口过百万,西部偏远地带仅数万人甚至更少,用杳无人烟形容毫不为过。差别越多,意味政策个性化需求越乏突出,这对执政党的政治智慧无疑提出了更高要求。换言之,许多政策既要有大面上的“一盘棋”格局,同时也要兼具能够适应地方特色的充分灵活性。

毫无疑问,改革必须讲究策略,越是充满智慧的改革,越不可能简单的“一刀切”,否则会给发展造成“硬着陆”风险。当然,改革也绝非迈着碎步,瞻前顾后,否则跟不上时代,好的初衷会因太慢而被淘汰。郑永年认为,“任何国家,尽管改革的动力往往是自下而上的,但国家层面的制度建设都必须自上而下来进行”。这方面现成的例子很多,比如农村土地改革。1978年12月,安徽凤阳小岗村18位农民冒着风险立下生死状,本来是吃不饱饭的无奈之举,无意中却被急于推进改革的上层机构发现,最终在全国推广普及,从而叩开了土地承包到户的大门。

国企改革是郑永年极为关注的焦点。前不久,《财富》杂志发布了2019年世界500强排行榜,据财富中文网统计,在世界最大的这500家公司中,有129家来自中国,上榜数历史上首次超过美国的121家。有必要指出的,中国上榜企业中央企接近半数,且牢牢占据榜单前几名。有学者曾指出,“中国国企只有500大,而没有500强”,一方面央企在国内叱咤风云无所不能,另一方面在国际上始终难以痛痛快快地施展拳脚。导致这种泾渭之别的根子当在于,国企具有鲜明的权力属性,一旦脱离权力的庇佑,国企的市场化生存能力往往会腰斩,或者说迅速还原为市场中的“巨婴”本色。

对于国企的未来,郑永年认为关键在于走好四步棋,即进一步的企业化、给国企设定一个边界、保持国企的开放性、国企必须“国有化”。简单点说,就是国企应当有所为有所不为,国企应是公益性事业的兜底,而不是什么钱好赚就往什么里面钻。事实上,国企近年来对房地产的深度介入就招致坊间诸多批评。

在郑永年所列的四大问题维度中,国际问题在美国总统特朗普上台后显得极为惹眼。“一带一路”自推行以来,很快受到沿线大多数国家的热烈欢迎。亚洲投资开发银行成立后,一些欧洲国家的踊跃加入热情超出国人想象,自然也加深了美国作为世界经济霸主地位的焦虑。于是,“修昔底德陷阱”论沉渣泛起,中国和平崛起的难度系数陡然飙升。

“据哈佛大学一个研究团队的统计,自1500年以来,全球已经历了16次权力在新兴大国和守成大国之间的转移,结果12次发生了战争,只有4次可以说是和平的转移”。中国崛起与美国到底是否存在不可调和的矛盾呢?郑永年显然并不认同。在郑永年看来,“一带一路”是以发展为导向,而特朗普上台便退出的TPP是以规则为导向。也就是说,中国的国际思路主要是对国际秩序的补充,是在顺应既有国际秩序中寻求更大发展,这与美国通过书写规则从而实现“让美国重新伟大起来”的思路并无明显交集。

就目前中国海洋发展战略,郑永年认为这并非中国霸权的体现,而是中国从陆地走向海洋的必然。虽然历史上比如明朝中国有实力成为海洋霸主,但因为中国传统威胁主要来自北方,导致海洋发展难受重视,直到近代西方的坚船利炮轰醒了国人。从世界发展趋势看,中国要想更大发展必然面向海洋,这是“海洋地缘政治变得重要起来”的原因所在。

对于西方社会“中国威胁论”的老调,郑永年认为一当驳斥,二当解释,三当共同发展。前两个举措均是表,最后一项才算是里。道理很简单,与其苦口婆心地解释一千遍一万遍,不如争取更多国家共同发展来得实惠。

发展是硬道理,发展胜于雄辩,发展才能争取更多国际受益者一起讲好中国的故事。也所以,郑永年建言,“在下一阶段,中国不仅需要继续把‘自由贸易’的大旗扛下去,更需要具体的政策行为”。简而言之,内部改革外部开放仍是中国未来发展的大趋势,也只有顺应世界发展潮流,义无反顾地拥抱整个世界,中国才可能在发展中团结更多国际力量,共同推动人类社会的发展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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