笃行红色保险，矢志革命报国——记建功于多家红色保险机构的孙文敏
发布时间：2019-09-20 20:38:00 作者： 来源：中国保险报网
□林振荣
在太平保险红色记忆里，孙文敏无疑是一个发挥过重要传承作用的人物。他的非凡经历烙上了神圣的红色印记：中共地下党人创办的两家红色股份制保险公司：大安与民安，他都先后履职服务过，而这两家渊源不同的红色堡垒，万涓归海，最后汇入太平保险大海。孙文敏还是接管中国保险公司的军代表，后受命赴香港出任民安保险公司董事总经理，兼任中国保险公司、太平保险公司驻港稽核，让中国保险事业在最艰难岁月里火种得以延续。他的毕生奉献为太平保险品牌注入了红色基因，打上了鲜红的文化底色，丰厚了红色央企传统教育的内涵。
孙文敏
初心故事：接受革命启蒙，争做开路先锋
孙文敏1918年6月出生于上海，祖籍江苏吴县，父亲是小职员，经常失业，家庭经济拮据。1925年，孙文敏进上海湖州旅沪公学上小学。1931年，孙文敏考入上海市北中学，在苦难环境里逐步成长的孙文敏，穷且益坚,不坠青云之志。1932年，孙文敏在上海英商保裕保险公司做练习生，补贴家用。1935年从上海职业补习学校毕业，即加盟保裕保险公司，从学做办事员起步，开启了毕生的保险职业生涯。保裕保险是颇具影响力的英商保险公司，1880年（光绪六年）创立于伦敦，经营水险、火险、汽车险等业务，1915年来上海创建分公司，设址于南京路外滩标志性建筑沙逊大厦（今和平饭店），在天津、青岛、济南、辽宁、汉口、重庆、南京等地设代理处。在沪上保裕属实力雄厚的外资保险机构，其总经理F.R.Barry，兼任了洋商火险公会主席。在保裕的岁月里，孙文敏与包玉刚、诸懋益、李福增、刘文彪、席乃杰、山文元等几个青年同事，志同道合，关系比较亲密，白天工作，晚上补习文化，进步神速。热血青年虽服务于外商，但深怀赤忱爱国心，投身社会进步事业，报名参加“保联”，积极参与劝募、战地慰劳、支援前线将士、救济难胞以及抗日宣传等活动。孙在保裕保险公司里号召大家“有钱出钱，有力出力”，推动同事献金，捐款者名单在《救亡日报》公布，以实际行动支援抗战。这一时期，他还短时间兼职过四明保险公司业务。
“保联”的过命革命情谊让他与红色保险公司结缘：1941年10月19日，中共地下党员谢寿天邀集郭雨东、陈巳生、关可贵、董国清等保联核心成员，志同道合的战友作为发起人筹募股金，筹创大安保险公司，孙文敏是积极的参与者，并成为大安保险面向全国开疆拓土的骨干成员。
《华商大安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火险简章》。
大安保险公司是在中共上海地下党的直接支持下秘密创办起来的。对怀抱着救国理念的青年人而言，在这样的革命熔炉里，追随信仰接受考验并加入党组织是顺理成章的事。大安公司虽规模不大（职员不满30人），行业影响力有限，但在上海保险业职工运动史上却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它的高中级职员中，有中共地下党员8人：常务董事谢寿天、陈巳生，总经理郭雨东，襄理蒋学杰（谢寿天的夫人），会计主任赵帛、蔡同华，庶务主任吴福荣，妇女主任施月珍，广州分公司经理石志昂，连同孙文敏，都为秘密党员，他们虽没有编在同一个支部，也没有横向联系，互不知情，但在执行党的决议时却是步调一致的。他们以大安保险公司职业掩护革命活动，发动组织保险业界群众联谊，借以传播进步思想，散播革命种子。1938年7月创建的“保联”，其理事长、常务理事及组织、出版、图书、文娱、福利等部负责人，后来都成为中共党员，大安保险公司襄助“保联”开展各项文体活动，事实上承担了保险业地下党主阵地的职能作用。
孙文敏的协调管理能力出众，足以独当一面，于是被大安保险公司派往天津，在法界六号路111号组建天津分公司，担任经理，开拓新领域新局面。
一年后孙文敏接受新丰保险公司的聘用回到南方——这家由新华银行注资创办的保险公司，在原银行保险部基础上改组扩建，银保合作，多元化经营，颇具影响力，实收资本金法币50万元，总公司设上海，参加“久联分保集团”。其董事长冯耿光，董事有孙瑞璜、朱如堂、朱博泉、徐拯东、项叔翔、吴申伯、刘聰强等，总经理张明昕和副总经理诸懋益、潘垂统，都很器重孙文敏，擢升为新丰保险公司襄理一职，1944年即派他前往南京筹创分公司，出任经理，1945年后又委以重任前赴重庆总经理拓展大后方市场。因抗战胜利后，中国经济中心由大西南地区向东南沿海城市转移，1946年夏，孙文敏从大后方返沪。
新丰产物保险公司五周纪念，全体同仁合影于民国1947年8月（前排左5张明昕，左4潘垂统，左3孙文敏，左6诸懋益，后排左4吴越，左3蒋德荣）。
“保联”熔炉：厚植爱国情怀，情系群谊文化
在“保联”大家庭里，孙文敏留给人们的第一印象，是充当“保联”文娱活动先锋，凸显出保险职员不同凡响的文艺范与体育范。孙文敏起初是保联文体骨干，后期成为领导成员（1946年5月至1948年11月，孙担任了“保联”党团委员）。他会拉胡琴，多才多艺，是歌咏组，话剧组，平剧组的活跃分子，圆圆的脸上，总是挂着憨厚的笑容，脾气特好，从不与人起争执，而且乐于助人。他以饱满的激情、昂扬的斗志，投身到“保联”群谊中去，并显露出过人的宣传策划能力和组织才干，迅速打开了工作局面。你能从有关保联的回忆录里，看到他热情奔波的身影，真正领会火红年代“革命人永远是年轻”那句歌词的丰富涵义。他与其他革命同伴参加歌咏组，学唱《义勇军进行曲》、《我们祖国多么辽阔广大》等歌曲，共同唱响了保险业界群众抗日救国的主旋律。
1945年保联积极分子在法租界某中学球场练排球合影（后排左四孙文敏、左五沈润璋）。
“保联”体育部1940年举办“保联”杯小型足球联赛和1941年举办“詠骐杯”小型足球联赛时，孙文敏服务的英商保裕保险公司华员小足球队就是其中的佼佼者，两届小型足球联赛都拿了冠军。这两次业界球赛场地是借成都路光夏中学球场，均有10多支球队参加，比赛场面火爆，让这些白天在租界坐办公室的热血青年，在假日休息时刻于绿茵场一展雄姿，锻炼了意志，振奋了精神，冲淡了大片国土沦陷时弥漫在保险职员中间的那种消沉情绪和颓废思想。有时与租界洋人玩足球，大家也能抱团同心协力，与日寇的家仇国恨在心中汹涌，鼓舞起年轻人的抗争斗志。
保联体育部举行游泳活动合影（前排右一孙文敏、右二沈润璋；中排右一吴越）。
“保联”话剧组是最具人气、宣传最活跃的外联窗口。1938年秋，党员程振魁负责组建话剧组时，成员只有20多个帅哥靓女，经过几次成功演出，逐渐扩充到80多人，不仅发挥重要的宣传鼓动作用，而且还实训培养了一大批进步青年。话剧组骨干有孙文敏、徐天碧、吴振年(吴镇)、谈峥声、刘文彪、蔡同华、洪汶、陈绍征、沈润璋、吴越、朱元仁、刘凤珠、周繁俐(周础)、陆瑛、王亦洲、徐慧英(徐达)、蒋德荣、董国怀等，都先后走上了革命道路。
大伙利用工作之余时间排练，成功组织了三次公演。
首次公演于1938年12月25日，在西藏路宁波旅沪同乡会演出独幕剧《锁着的箱子》。第二次公演在1939年2月21日(农历新年)，假座四川路青年会大礼堂，举行新春同乐会，演出《春回来了》、《征婚》、《二楼上》等三个独幕剧。第三次是1939年7月24日至30日，参演由上海地下党发动的上海市业余话剧界慈善公演。报名参演的有“保联”、“银联”、“华联”、“益友社”及“职业妇女俱乐部”等共11家剧团，演出地点在八仙桥黄金大戏院(现在的大众剧场)。戏票由各社团分摊推销。这次联合慈善公演，是“孤岛”时期一次大规模戏剧活动。“保联”话剧组公演日期被安排在28日夜场，参演的剧目是沈宥（阿英，即钱杏村）创作的三幕剧《群莺乱飞》。内容反映一个大家庭因内部腐朽与矛盾，以致出卖了城东北一块祖传的土地，影射蒋介石国民党出卖东三省的现实。演出时因阿英已暴露，为避开当局检查，临时将该剧改名为《日出之前》，剧作者也改为“沈宥”，导演是上海剧艺社的陈鲁思。他在排练中认真负责，严格要求，深深鼓舞了大家。参演的演职员有：孙文敏、周繁琍、程振魁、谈峥声、白砥民、许铨、江凤、金娇丽、梅兮、周钦明等。主演原本有吴振年，而且已排练数次，后因地下党派遣他远赴苏北新四军，只能临时向别的剧团借调白砥民顶替。舞台监督是金鑫，后台主任施哲明，从剧务、灯光、化装、道具、服装、效果到提示均有专人负责。这次演出影响力空前，仅“保联”售票所得就有1400多元，除费用开支外，全数由公演筹备委员会副主任胡詠骐通过八路军驻沪办事处刘少文转交给新四军。
孙文敏参加“保联”话剧组《日出之前》公演（编入《上海业余话剧界慈善公演纪念册》）。
“保联”话剧组《日出之前》公演剧照。
1939年秋，话剧组还赴胶州路“集中营”，为坚守“四行”仓库英勇抗敌的“八百勇士”演出《放下你的鞭子》，这对于所有人不啻是一次爱国教育。以后又陆续在卡尔登剧院(现长江剧场)，演出根据法国莫里哀名著《吝啬鬼》改编的《生财有道》三幕剧，还演出过《沉渊》、《湖上的悲剧》、《罗密欧与朱丽叶》等。话剧组先后单独或联合演出近40次。通过演出活动，宣传抗日救国，团结教育了保险业广大职工群众，培养了革命骨干。
由于日伪对“孤岛”的控制趋紧，形势渐趋恶化。从1940年秋开始，“保联”逐渐收缩，“保联”话剧组的演出转向较少涉及政治内容的平剧（即京剧）。但在1941年也偶尔演出过独幕剧《路》和《离婚》，其中在《路》剧演出中，孙文敏饰演的老父亲孙直，与周繁琍饰演的女儿小俐子，以及程振魁饰演的舅舅铭志，给大家留下了深刻印象。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军进占租界，“保联”的文娱体育活动陷于停顿。
反内战促和平，以联谊活动团结群众
抗战胜利后，从大后方复员迁沪的官僚资本和私营公司纷纷在沪设置新机构。在此情况下，保险业职员的流动较大。1946年，国民党在上海加紧其法西斯独裁统治，上海市社会局为掌控职工运动，勒令已成立的社会群众团体必须重新登记。在“保联”申请登记时，强令改名“进修会”。保险界的国民党政客罗北辰伺机篡夺了“进修会”理事长职务，打压群众联谊活动，“保联”各部门的活动受到阻碍，举步维艰。
1946年夏，为了守住“保联”阵地，根据变化的新情况，党组织考虑到传统平剧曲目能淡化政治色彩，容易通过审查，且有一定群众基础，因此决定强化“保联平委会”工作，改由刚从重庆回沪的孙文敏负责，主任委员仍由钱本立兼代。参加者有汪平治、魏承辉、蒋德荣、吴尚礼、钟永衍、施信昌、黄佩卿、张克璜、赵荣江等30余人，当时仍聘请吴继兰为旦角教师，朱锦亮为琴师。“平委会”在宁波同乡会与另一票房共同演出，这是抗战胜利后“保联”的第一场演出。演出全本《群英会》及《宇宙锋》，全部戏码费用均由“平委会”自行解决。
鉴于平剧演出乐班戏装花费较巨，首先需要争取上层人士的鼎助保护。经孙文敏之力邀，当时由重庆来沪的中兴保险公司总经理谈峻声，愿意出任“平委会”名誉主任，愿意资助，也愿意挑头排忧解难。谈峻声颇有来头靠山，谈的夫人是国民党一位师长的千金，亦爱好平剧。罗北辰在重庆时就与谈有往来，知道底细，故不敢轻言封杀，这样“保联”平委会组织的演出活动得以顺利开展。
庆祝过福云保险从业60周年纪念特刊。
1948年9月18日，为庆祝保险界元老、时任中国保险公司总经理的过福云先生七十晋八寿辰暨从事保险事业六十周年，“全国保险公会联合会”、“上海市保险业同业公会”及“上海市保险界同仁进修会”三团体联合发起筹组祝寿活动，假座宁波同乡会礼堂举行隆重纪念典礼。莅会的有保险界大咖宋汉章、丁雪农、王伯衡、孙广志、相寿祖、刘聪强等及各公司同人达700余人。经筹备庆典三团体议定凡致送礼物者均改折现金，充作“过福云子女教育基金”之用，并规定当日参加庆典的入场券每张为金元券四元，也充作教育基金。典礼之压轴戏，是由“保联”平剧社社员义演平剧，魏承辉、过杰庆、蒋德荣合演《武家坡》、中国保险公司马崇尧与张慧英合演《坐宫》、汪平治、吴尚礼合演《春秋配》、太平洋保险公司王慕蝶演出《穆柯寨》、中信局产险处周志斌演出《水淹七军》。以上经典折子戏都是由孙文敏统筹串联的。
“保联旅行团”：寄情壮美山水，畅叙爱国情怀
孙文敏留给后来者的第二印象，是他以人为本，想职员之所想，变身“导游”，拓宽联谊途径，创新活动形式，发起组织“保联旅行团”。以“保联”名义组织会员短途旅游，通过徜徉于祖国大好河山“代入式体验”之旅游，远离喧嚣的山水意境，在带来视觉享受的同时，可以开阔胸襟气度，平复职业人内心的焦虑急躁情绪，而与革命积极分子“零距离接触”，借以联络感情、增进友谊，激发爱国热情，扮演革命引路人。
手持“保联旅行团”团旗的孙文敏与同伴合影。
经“保联”党团同意，决定推广这种新联谊形式，为了把旅游活动打造成保联品牌，孙文敏与沈润璋、吴越、蔡同华、廖国英、刘凤珠等党员骨干决定广泛征求会员报名，扩大“保联旅行团”影响力，为此明确了分工，聘请“保联”骨干和积极分子担任旅游活动的具体联络工作——由沈润璋负责包车厢及租船等工作，蔡同华负责摄影，盛揖乔担任导游，洪汶管财务，孙文敏与吴越负责对各保险公司会员间的联络事项，旅行团不以营利为目的，纯属公益服务性质，在1947年春的首次活动中，即打出“保联旅行团”的旗帜。
起初是利用星期天休假日，举办当天来回的苏州、无锡、昆山、嘉兴一日游，后来发展到利用节假日举办杭州二日游。由于旅游是老少咸宜的活动，不少职员可带家属一起参加，每次专包一节车厢，可组织120人参加。而且“保联”组织的费用比营运性的旅行社便宜得多，深受会员欢迎。
为了扩大影响，每次在旅游专包车厢外公开挂“保联旅行团”横幅。每10人编为一组，由临时组长手持“保联”标志的三角指挥旗，使参加活动的保险业职工觉得“保联”之名称虽被篡改，但“保联”为民服务的实质没有变，“保联”精神依然在。
在不到两年的时间里，“保联旅行团”先后多次组织游览苏州的天平、灵岩、虎丘、狮子林，无锡的蠡园、鼋头渚、梅园，常熟的虞山、剑门，昆山的马鞍山、亭林公园，南翔的古漪园，嘉兴的南湖，海宁观潮以及杭州的西湖、灵隐、花港、玉皇山等处。在以上旅游景点中，光顾次数最多的是苏州、无锡。当时游太湖还没有游艇，每次都雇一艘小火轮，后面拖挂一只木制大船，大家泛舟太湖，享受山水之乐，中午就在船上吃船菜，心情十分愉悦。
1948年8月29日，孙文敏还发起骑自行车远足“曹园”郊游活动。“曹园”临近市区，当时尚未对外开放，曲径通幽，没有直达的公交车辆，当时虽没有低碳环保理念，但骑自行车去最为方便实惠，参加远足者均属“保联”铁杆成员。当时保险职员家庭拥有自行车的不多，多数是向亲友借车。一行人出发时，由“保联旅行团”小旗帜开路，前后衔接，互相照应，引人瞩目。那时宛平路、衡山路一带已经绿树成荫，近郊还有不少农田，这些保险职员，平常只在出外查勘时骑自行车穿行在大街小巷，而今骑自行车编队远足，浏览风光，别有一番情趣。中午在花园休憩，大家拿出自带的干粮共进野餐。每人还各擅其长，即席表演节目，谈笑风生，直到黄昏时分才兴尽而归。
“保联旅行团”有何意义？正像程恩树在《冲破陈腐的习惯，创造新颖的生活》一文表露的那样：“在特殊环境下生活的我们，决不应该一点没有意识的跟着人家随波逐流，要以有益身心的正当娱乐来代替以往的腐化生活，要以研究学术的精神及养成注意体育的习惯为国家储藏力量，运用联谊会的组织，团结全保险界的从业员创造我们的新生活。”实践证明这是一项颇受欢迎的活动形式，它既丰富活跃了保险群众的业余生活，又寓教育（时事形势和民主团结精神）于文化娱乐之中，使“保联”这面具有光荣传统的旗帜，始终闪耀在保险业同仁的心目之中，密切了党群感情，有效地与政客罗北辰分庭抗礼，争取了群众，堪为共产党人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取得民众信赖支持的成功范例。其实，要创造和谐的行业内部生态，有时并不需要花费巨额资金，只要用心，尊重职员的诉求，努力使生活高雅化，充盈员工的业余生活，开展丰富多彩的文化活动，就会感受到满满的关怀，这种归属感和凝聚力工程，民心工程，能够激发出无穷创造力。
在“保联”熔炉里，年轻人体验救亡图存为国效命的新奇与崇高，其中有些青年人还收获了爱情，寻到了生命中的另一半，“保联”成就了几对革命伴侣，像孙文敏与李文锦，谢寿天与蒋学杰，沈润璋与王玮，程振魁与陈瑛，戚白明与贝超杰，朱元仁与刘凤珠，蔡同华与袁若霞等，就是艰辛的革命斗争画卷中，苦乐年华里一抹艳丽的风景。
“保联旅行团”的骨干孙文敏、廖国英、吴越、李馥甄合影（右起）。
肩负特殊使命，为接管上海打前站
1948年11月初，中共地下党组织决定委派孙文敏与徐天碧秘密撤往华中解放区学习接管城市政策，不为人们所知道的是，他俩还承担着另一项秘密使命：“顺便”给解放大军带去了一批保险公司的业务档案资料——旧时拓展火险业务，必须详细了解承保客户及所处街道地段的底细，包括里弄门牌、路况交通、房屋构造、仓库堆栈坚固程度、包括各企业的经营状况及财产物资，都列入地段卡备查，作为查勘危险掌握承保限额核定费率的直接依凭——这无意中成为筹划解放上海巷战最实用的敌情情报。之前上海地下党组织曾发动党员分头摘抄各街区的地段卡，花费三天就整理出中心城区包括驻防的详图信息。这批带到丹阳的保险业务资料派上了意想不到的功用——到1949年2月，中共中央华东局社会部组织人力汇集各地方提供的信息资料，整理编写出53册有关上海及江南主要城市的资料（内容包括国民党党政军警宪特组织、官僚资本企业、金融机构、教育医疗机构等概览），为接受丹阳培训的干部，了解敌情与社况，提供最直观的教材，配合接管城市政策的学习，这是“保险人”为人民解放事业立下的不朽功勋。
到1949年5月，孙文敏召集撤退到华中党校学习的保险业地下党员徐天碧、朱元仁、刘凤珠、唐凤喧、汤铭志等脱下便服，换上解放军衣帽，挂了解放军胸符，戴上“上海市军管会”臂章，随军渡江回沪，与林震峰、吴越等留守的地下党员会合，在上海市军管会财政经济接管委员会金融处谢寿天领导下，共17人组建了“保险组”，林震峰任组长，孙文敏任副组长，宣讲入城纪律，讨论接管官僚资本保险公司的方案，5月28日，即上海解放第二天，陈毅签发了《中国人民解放军上海市军事管制委员会命令》，保险组旋即分工负责接管24家官僚资本保险机构。孙文敏以军代表身份，首先接管的是中国保险公司，他带着几名队员在中国保险公司大楼张贴了陈毅签署的布告，宣布从即日起接管，同时召集中保的几个经副理，让他们把财务、物资、人员情况作汇报，接着召开全体职工大会，宣布政策：职工原职原薪，要求每天报到，配合军代表做好财产、账务、业务等方面的交接工作。作为军代表，孙还负责接管了太平洋保险公司。
1949年10月20日，中国人民保险公司在北京成立，全国各地纷纷组建分支机构，筹建中国人民保险公司华东区公司也在紧锣密鼓地进行着，白天以接管收尾和监管全市中外保险业工作为主，夜晚集体讨论华东区公司的组织机构设置、人员编制安排，改革各项保险规章制度，并充分发动被接管单位中富有经验的技术人员协商改革旧险种，设计新险种，制定新条款，编写新的业务规章制度和实务手册等。
1951年6月中国保险公司召开第一次董监事联席会议（前排左一孙文敏，左三过福云、左五龚饮冰、左六吴震修，左七谢寿天）。
华东区公司是以旧中国保险最发达的上海地区为中心，管辖范围包括江苏、浙江、山东、安徽、福建、台湾（待解放）6省业务。首任总经理由中国人民银行华东区行副行长谢寿天兼任，同为31岁的孙文敏与林震峰为副总经理，徐天碧、吴越为人事科正副科长。
1951年6月5日，在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南汉宸策划下，中国保险公司第一届第一次董监事联席会议在北京召开，由孙文敏以军代表资格做了《军管期间关于业务、机构、人事之变更及措施》的报告，考虑到公司以后任务主要是面向国外，为便于向西方国家争取营业注册，会上决议仍保留原有《中国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但为求有系统有领导地工作，参照《中国人民保险公司组织条例》新订组织规程草案，以尽量做到统一编制。会后，孙文敏为赴外稽核，驻香港办公。在香港的中国保险公司、太平保险公司和民安保险公司等都成为了中国人民保险公司的海外机构。
在人保公司的主导下，经过初步酝酿、自愿协商和具体筹备三个阶段，1951年，来自上海和天津自愿参加合并的28家私营保险公司组成了两个集团，分别为太平保险公司和新丰保险公司。同年11月1日，公私合营太平保险公司正式开业，由上海12家公司和天津3家公司组成，即太平、安平、中国天一、太安丰、华商联合、福安、宝隆、建国、大丰、大信、裕民、扬子和大昌、中安、中国平安共计15家，资本总额定为100亿元。孙文敏与谢寿天、林震峰、郭雨东、顾濂溪、阎达寅、杜天荣、杨海泉8人担任公方董事，周作民、丁雪农等担任私方董事。
受命海外创业，为中国企业“走出去”护航
1950年2月，身为人保华东区公司副总经理的孙文敏被委以重任，先遣香港，担任中国人保驻香港联络办事处负责人，负责接管那里的海外保险机构，1953年，担任香港民安保险公司董事兼总经理。同时，他还兼任中国保险公司总公司的新公股代表、赴外稽核，驻香港办公。
早在1947年解放战争进入战略反攻阶段，上海分局书记刘晓传达周恩来的指示，决定将“广大华行”业务重点南移香港，“民安”也派出专员沈日昌到香港筹建分公司，由“广大”香港分行经理梁次渔任经理，沈日昌任副经理，当年即开张营业。“民安”香港分公司与广州分公司互相呼应，又与“广大”内外贸易业务相辅相成，绩效显著。1949年，上海解放，民安总公司按原定计划办理停业善后事宜，并在香港组建“香港民安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向香港当局办理申请注册，并由梁次渔任董事长、石景彦为总经理、沈日昌为经理。1949年10月1日，公司宣告成立。1951年，民安改由国家金融部门领导，孙文敏出任总经理，沈日昌任协理，1953年孙擢升董事长。在抗美援朝时期，外商保险公司不受理我国大批量进口物资的运输保险，香港“民安”保险在打破帝国主义封锁，承担国家进出口贸易保险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太平保险公司香港代理处，1950年3月晋升为香港分公司。1951年太平保险公司总管理处董事会在香港成立“太平保险公司驻港常董办事处”，领导太平保险香港分公司，由孙文敏和太平总管理处总经理丁雪农担任驻港常董，凸显出该处的重要地位，香港海外保险机构逐步纳入了国家统一管理的轨道，同时担负统战宣传任务。孙还介绍在香港的童一翱返回国内赴中国保险公司工作。
1956年，中国人民保险公司决定在北京召开海外保险公司经理会议，这是人保召开的第一次此类会议。公司派秦道夫、刘凤珠亲自到深圳迎接会议代表，香港民安保险公司总经理孙文敏、经理沈日昌；中国保险公司香港分公司经理金通明、新加坡分公司副经理周家清、雅加达分公司经理徐绍之、副经理赖曾耀、襄理杨延桂、会计主任林渐炬、泗水支公司经理马崇尧；太平保险公司香港分公司经理曹伯忠、新加坡分公司经理陈克勤、吉隆坡支公司经理黄纪良、雅加达分公司经理古简生等会议代表，在北京受到毛泽东、周恩来等国家领导人的接见。代表们并到天安门观礼台，出席国庆庆典观礼。
坚决拥护“一国两制”
1949年至1964年间，孙文敏任大陆保险系统驻港联办处负责人。因为孙文敏与世界船王包玉刚从练习生时代开始就有着过命的交情，在统战工作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1960年，孙文敏负责筹建侨光置业有限公司，任公司董事、总经理。1964年，孙文敏任中国银行港澳管理处企业小组组长，侨光置业有限公司董事会主席，天厨化工公司常务董事，南洋烟草公司董事等职。
1968年，孙文敏回到北京，当时中国人保停办国内业务，孙文敏分派到中国人民银行任再保处副处长，为国外保险业务发展增砖添瓦。1969年4月，孙文敏被下放到河南淮滨“五七”干校劳动，没有躲过劳动教育这一关。1972年，孙文敏从河南返回北京，在人保再保处任处长，其夫人在医务室工作。1978年11月，孙文敏已临届退休年龄，被委以重任，调入新华社香港分社（中联办）参与筹备经济部，以副局级顾问身份，从事统战工作，为香港的顺利回归出谋划策。孙文敏没有彻底告别奋斗了半辈子的保险行业，他一直兼任民安保险公司的董事，积极参加香港与内地有关的保险交流活动，支持人民保险事业的发展。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大陆保险业的春天来临，创建于1935年的中国保险学会，也于1979年11月恢复，孙文敏当选为第一届、第二届理事会理事。
1988年，70岁的孙文敏正式离休。1989年，孙文敏任侨光置业有限公司副董事长，顾问。1997年，香港回归后，孙文敏坚决拥护“一国两制”方针政策，利用在港工作多年积累的丰富经验和人脉，继续为香港繁荣稳定做贡献。
1987年，在上海举办纪念保联成立50周年座谈会，一些保联老战友相聚，当年风华正茂的林震峰、施哲明、程振魁、吴越、周繁俐、刘凤珠等已经垂垂老矣，有的劫后余生，年老体弱，深居简出不能前来。大家都十分遗憾远在香港的孙文敏，未能莅会共襄盛举。
老保联成员五十年后重聚
2016年5月4日，孙文敏因病在香港去世，享年98岁。中央政府驻港联络办经济部发讣告，5月19日在香港殡仪馆福海堂设灵，20日举行了追悼会。
历史将会永远铭记这位红色保险人。
（完）
孙文敏重要时刻
1960年，孙文敏负责筹建侨光置业有限公司，任公司董事、总经理。1964年，孙文敏任中国银行港澳管理处企业小组组长，侨光置业有限公司董事会主席，天厨化工公司常务董事，南洋烟草公司董事等职。
1968年，孙文敏回到北京，当时中国人保停办国内业务，孙文敏分派到中国人民银行任再保处副处长，为国外保险业务发展增砖添瓦。1969年4月，孙文敏被下放到河南淮滨“五七”干校劳动，没有躲过劳动教育这一关。1972年，孙文敏从河南返回北京，在人保再保处任处长，其夫人在医务室工作。1978年11月，孙文敏已临届退休年龄，被委以重任，调入新华社香港分社（中联办）参与筹备经济部，以副局级顾问身份，从事统战工作，为香港的顺利回归出谋划策。孙文敏没有彻底告别奋斗了半辈子的保险行业，他一直兼任民安保险公司的董事，积极参加香港与内地有关的保险交流活动，支持人民保险事业的发展。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大陆保险业的春天来临，创建于1935年的中国保险学会，也于1979年11月恢复，孙文敏当选为第一届、第二届理事会理事。
1988年，70岁的孙文敏正式离休。1989年，孙文敏任侨光置业有限公司副董事长，顾问。1997年，香港回归后，孙文敏坚决拥护“一国两制”方针政策，利用在港工作多年积累的丰富经验和人脉，继续为香港繁荣稳定做贡献。
□林振荣
在太平保险红色记忆里，孙文敏无疑是一个发挥过重要传承作用的人物。他的非凡经历烙上了神圣的红色印记：中共地下党人创办的两家红色股份制保险公司：大安与民安，他都先后履职服务过，而这两家渊源不同的红色堡垒，万涓归海，最后汇入太平保险大海。孙文敏还是接管中国保险公司的军代表，后受命赴香港出任民安保险公司董事总经理，兼任中国保险公司、太平保险公司驻港稽核，让中国保险事业在最艰难岁月里火种得以延续。他的毕生奉献为太平保险品牌注入了红色基因，打上了鲜红的文化底色，丰厚了红色央企传统教育的内涵。
孙文敏
初心故事：接受革命启蒙，争做开路先锋
孙文敏1918年6月出生于上海，祖籍江苏吴县，父亲是小职员，经常失业，家庭经济拮据。1925年，孙文敏进上海湖州旅沪公学上小学。1931年，孙文敏考入上海市北中学，在苦难环境里逐步成长的孙文敏，穷且益坚,不坠青云之志。1932年，孙文敏在上海英商保裕保险公司做练习生，补贴家用。1935年从上海职业补习学校毕业，即加盟保裕保险公司，从学做办事员起步，开启了毕生的保险职业生涯。保裕保险是颇具影响力的英商保险公司，1880年（光绪六年）创立于伦敦，经营水险、火险、汽车险等业务，1915年来上海创建分公司，设址于南京路外滩标志性建筑沙逊大厦（今和平饭店），在天津、青岛、济南、辽宁、汉口、重庆、南京等地设代理处。在沪上保裕属实力雄厚的外资保险机构，其总经理F.R.Barry，兼任了洋商火险公会主席。在保裕的岁月里，孙文敏与包玉刚、诸懋益、李福增、刘文彪、席乃杰、山文元等几个青年同事，志同道合，关系比较亲密，白天工作，晚上补习文化，进步神速。热血青年虽服务于外商，但深怀赤忱爱国心，投身社会进步事业，报名参加“保联”，积极参与劝募、战地慰劳、支援前线将士、救济难胞以及抗日宣传等活动。孙在保裕保险公司里号召大家“有钱出钱，有力出力”，推动同事献金，捐款者名单在《救亡日报》公布，以实际行动支援抗战。这一时期，他还短时间兼职过四明保险公司业务。
“保联”的过命革命情谊让他与红色保险公司结缘：1941年10月19日，中共地下党员谢寿天邀集郭雨东、陈巳生、关可贵、董国清等保联核心成员，志同道合的战友作为发起人筹募股金，筹创大安保险公司，孙文敏是积极的参与者，并成为大安保险面向全国开疆拓土的骨干成员。
《华商大安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火险简章》。
大安保险公司是在中共上海地下党的直接支持下秘密创办起来的。对怀抱着救国理念的青年人而言，在这样的革命熔炉里，追随信仰接受考验并加入党组织是顺理成章的事。大安公司虽规模不大（职员不满30人），行业影响力有限，但在上海保险业职工运动史上却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它的高中级职员中，有中共地下党员8人：常务董事谢寿天、陈巳生，总经理郭雨东，襄理蒋学杰（谢寿天的夫人），会计主任赵帛、蔡同华，庶务主任吴福荣，妇女主任施月珍，广州分公司经理石志昂，连同孙文敏，都为秘密党员，他们虽没有编在同一个支部，也没有横向联系，互不知情，但在执行党的决议时却是步调一致的。他们以大安保险公司职业掩护革命活动，发动组织保险业界群众联谊，借以传播进步思想，散播革命种子。1938年7月创建的“保联”，其理事长、常务理事及组织、出版、图书、文娱、福利等部负责人，后来都成为中共党员，大安保险公司襄助“保联”开展各项文体活动，事实上承担了保险业地下党主阵地的职能作用。
孙文敏的协调管理能力出众，足以独当一面，于是被大安保险公司派往天津，在法界六号路111号组建天津分公司，担任经理，开拓新领域新局面。
一年后孙文敏接受新丰保险公司的聘用回到南方——这家由新华银行注资创办的保险公司，在原银行保险部基础上改组扩建，银保合作，多元化经营，颇具影响力，实收资本金法币50万元，总公司设上海，参加“久联分保集团”。其董事长冯耿光，董事有孙瑞璜、朱如堂、朱博泉、徐拯东、项叔翔、吴申伯、刘聰强等，总经理张明昕和副总经理诸懋益、潘垂统，都很器重孙文敏，擢升为新丰保险公司襄理一职，1944年即派他前往南京筹创分公司，出任经理，1945年后又委以重任前赴重庆总经理拓展大后方市场。因抗战胜利后，中国经济中心由大西南地区向东南沿海城市转移，1946年夏，孙文敏从大后方返沪。
新丰产物保险公司五周纪念，全体同仁合影于民国1947年8月（前排左5张明昕，左4潘垂统，左3孙文敏，左6诸懋益，后排左4吴越，左3蒋德荣）。
“保联”熔炉：厚植爱国情怀，情系群谊文化
在“保联”大家庭里，孙文敏留给人们的第一印象，是充当“保联”文娱活动先锋，凸显出保险职员不同凡响的文艺范与体育范。孙文敏起初是保联文体骨干，后期成为领导成员（1946年5月至1948年11月，孙担任了“保联”党团委员）。他会拉胡琴，多才多艺，是歌咏组，话剧组，平剧组的活跃分子，圆圆的脸上，总是挂着憨厚的笑容，脾气特好，从不与人起争执，而且乐于助人。他以饱满的激情、昂扬的斗志，投身到“保联”群谊中去，并显露出过人的宣传策划能力和组织才干，迅速打开了工作局面。你能从有关保联的回忆录里，看到他热情奔波的身影，真正领会火红年代“革命人永远是年轻”那句歌词的丰富涵义。他与其他革命同伴参加歌咏组，学唱《义勇军进行曲》、《我们祖国多么辽阔广大》等歌曲，共同唱响了保险业界群众抗日救国的主旋律。
1945年保联积极分子在法租界某中学球场练排球合影（后排左四孙文敏、左五沈润璋）。
“保联”体育部1940年举办“保联”杯小型足球联赛和1941年举办“詠骐杯”小型足球联赛时，孙文敏服务的英商保裕保险公司华员小足球队就是其中的佼佼者，两届小型足球联赛都拿了冠军。这两次业界球赛场地是借成都路光夏中学球场，均有10多支球队参加，比赛场面火爆，让这些白天在租界坐办公室的热血青年，在假日休息时刻于绿茵场一展雄姿，锻炼了意志，振奋了精神，冲淡了大片国土沦陷时弥漫在保险职员中间的那种消沉情绪和颓废思想。有时与租界洋人玩足球，大家也能抱团同心协力，与日寇的家仇国恨在心中汹涌，鼓舞起年轻人的抗争斗志。
保联体育部举行游泳活动合影（前排右一孙文敏、右二沈润璋；中排右一吴越）。
“保联”话剧组是最具人气、宣传最活跃的外联窗口。1938年秋，党员程振魁负责组建话剧组时，成员只有20多个帅哥靓女，经过几次成功演出，逐渐扩充到80多人，不仅发挥重要的宣传鼓动作用，而且还实训培养了一大批进步青年。话剧组骨干有孙文敏、徐天碧、吴振年(吴镇)、谈峥声、刘文彪、蔡同华、洪汶、陈绍征、沈润璋、吴越、朱元仁、刘凤珠、周繁俐(周础)、陆瑛、王亦洲、徐慧英(徐达)、蒋德荣、董国怀等，都先后走上了革命道路。
大伙利用工作之余时间排练，成功组织了三次公演。
首次公演于1938年12月25日，在西藏路宁波旅沪同乡会演出独幕剧《锁着的箱子》。第二次公演在1939年2月21日(农历新年)，假座四川路青年会大礼堂，举行新春同乐会，演出《春回来了》、《征婚》、《二楼上》等三个独幕剧。第三次是1939年7月24日至30日，参演由上海地下党发动的上海市业余话剧界慈善公演。报名参演的有“保联”、“银联”、“华联”、“益友社”及“职业妇女俱乐部”等共11家剧团，演出地点在八仙桥黄金大戏院(现在的大众剧场)。戏票由各社团分摊推销。这次联合慈善公演，是“孤岛”时期一次大规模戏剧活动。“保联”话剧组公演日期被安排在28日夜场，参演的剧目是沈宥（阿英，即钱杏村）创作的三幕剧《群莺乱飞》。内容反映一个大家庭因内部腐朽与矛盾，以致出卖了城东北一块祖传的土地，影射蒋介石国民党出卖东三省的现实。演出时因阿英已暴露，为避开当局检查，临时将该剧改名为《日出之前》，剧作者也改为“沈宥”，导演是上海剧艺社的陈鲁思。他在排练中认真负责，严格要求，深深鼓舞了大家。参演的演职员有：孙文敏、周繁琍、程振魁、谈峥声、白砥民、许铨、江凤、金娇丽、梅兮、周钦明等。主演原本有吴振年，而且已排练数次，后因地下党派遣他远赴苏北新四军，只能临时向别的剧团借调白砥民顶替。舞台监督是金鑫，后台主任施哲明，从剧务、灯光、化装、道具、服装、效果到提示均有专人负责。这次演出影响力空前，仅“保联”售票所得就有1400多元，除费用开支外，全数由公演筹备委员会副主任胡詠骐通过八路军驻沪办事处刘少文转交给新四军。
孙文敏参加“保联”话剧组《日出之前》公演（编入《上海业余话剧界慈善公演纪念册》）。
“保联”话剧组《日出之前》公演剧照。
1939年秋，话剧组还赴胶州路“集中营”，为坚守“四行”仓库英勇抗敌的“八百勇士”演出《放下你的鞭子》，这对于所有人不啻是一次爱国教育。以后又陆续在卡尔登剧院(现长江剧场)，演出根据法国莫里哀名著《吝啬鬼》改编的《生财有道》三幕剧，还演出过《沉渊》、《湖上的悲剧》、《罗密欧与朱丽叶》等。话剧组先后单独或联合演出近40次。通过演出活动，宣传抗日救国，团结教育了保险业广大职工群众，培养了革命骨干。
由于日伪对“孤岛”的控制趋紧，形势渐趋恶化。从1940年秋开始，“保联”逐渐收缩，“保联”话剧组的演出转向较少涉及政治内容的平剧（即京剧）。但在1941年也偶尔演出过独幕剧《路》和《离婚》，其中在《路》剧演出中，孙文敏饰演的老父亲孙直，与周繁琍饰演的女儿小俐子，以及程振魁饰演的舅舅铭志，给大家留下了深刻印象。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军进占租界，“保联”的文娱体育活动陷于停顿。
反内战促和平，以联谊活动团结群众
抗战胜利后，从大后方复员迁沪的官僚资本和私营公司纷纷在沪设置新机构。在此情况下，保险业职员的流动较大。1946年，国民党在上海加紧其法西斯独裁统治，上海市社会局为掌控职工运动，勒令已成立的社会群众团体必须重新登记。在“保联”申请登记时，强令改名“进修会”。保险界的国民党政客罗北辰伺机篡夺了“进修会”理事长职务，打压群众联谊活动，“保联”各部门的活动受到阻碍，举步维艰。
1946年夏，为了守住“保联”阵地，根据变化的新情况，党组织考虑到传统平剧曲目能淡化政治色彩，容易通过审查，且有一定群众基础，因此决定强化“保联平委会”工作，改由刚从重庆回沪的孙文敏负责，主任委员仍由钱本立兼代。参加者有汪平治、魏承辉、蒋德荣、吴尚礼、钟永衍、施信昌、黄佩卿、张克璜、赵荣江等30余人，当时仍聘请吴继兰为旦角教师，朱锦亮为琴师。“平委会”在宁波同乡会与另一票房共同演出，这是抗战胜利后“保联”的第一场演出。演出全本《群英会》及《宇宙锋》，全部戏码费用均由“平委会”自行解决。
鉴于平剧演出乐班戏装花费较巨，首先需要争取上层人士的鼎助保护。经孙文敏之力邀，当时由重庆来沪的中兴保险公司总经理谈峻声，愿意出任“平委会”名誉主任，愿意资助，也愿意挑头排忧解难。谈峻声颇有来头靠山，谈的夫人是国民党一位师长的千金，亦爱好平剧。罗北辰在重庆时就与谈有往来，知道底细，故不敢轻言封杀，这样“保联”平委会组织的演出活动得以顺利开展。
庆祝过福云保险从业60周年纪念特刊。
1948年9月18日，为庆祝保险界元老、时任中国保险公司总经理的过福云先生七十晋八寿辰暨从事保险事业六十周年，“全国保险公会联合会”、“上海市保险业同业公会”及“上海市保险界同仁进修会”三团体联合发起筹组祝寿活动，假座宁波同乡会礼堂举行隆重纪念典礼。莅会的有保险界大咖宋汉章、丁雪农、王伯衡、孙广志、相寿祖、刘聪强等及各公司同人达700余人。经筹备庆典三团体议定凡致送礼物者均改折现金，充作“过福云子女教育基金”之用，并规定当日参加庆典的入场券每张为金元券四元，也充作教育基金。典礼之压轴戏，是由“保联”平剧社社员义演平剧，魏承辉、过杰庆、蒋德荣合演《武家坡》、中国保险公司马崇尧与张慧英合演《坐宫》、汪平治、吴尚礼合演《春秋配》、太平洋保险公司王慕蝶演出《穆柯寨》、中信局产险处周志斌演出《水淹七军》。以上经典折子戏都是由孙文敏统筹串联的。
“保联旅行团”：寄情壮美山水，畅叙爱国情怀
孙文敏留给后来者的第二印象，是他以人为本，想职员之所想，变身“导游”，拓宽联谊途径，创新活动形式，发起组织“保联旅行团”。以“保联”名义组织会员短途旅游，通过徜徉于祖国大好河山“代入式体验”之旅游，远离喧嚣的山水意境，在带来视觉享受的同时，可以开阔胸襟气度，平复职业人内心的焦虑急躁情绪，而与革命积极分子“零距离接触”，借以联络感情、增进友谊，激发爱国热情，扮演革命引路人。
手持“保联旅行团”团旗的孙文敏与同伴合影。
经“保联”党团同意，决定推广这种新联谊形式，为了把旅游活动打造成保联品牌，孙文敏与沈润璋、吴越、蔡同华、廖国英、刘凤珠等党员骨干决定广泛征求会员报名，扩大“保联旅行团”影响力，为此明确了分工，聘请“保联”骨干和积极分子担任旅游活动的具体联络工作——由沈润璋负责包车厢及租船等工作，蔡同华负责摄影，盛揖乔担任导游，洪汶管财务，孙文敏与吴越负责对各保险公司会员间的联络事项，旅行团不以营利为目的，纯属公益服务性质，在1947年春的首次活动中，即打出“保联旅行团”的旗帜。
起初是利用星期天休假日，举办当天来回的苏州、无锡、昆山、嘉兴一日游，后来发展到利用节假日举办杭州二日游。由于旅游是老少咸宜的活动，不少职员可带家属一起参加，每次专包一节车厢，可组织120人参加。而且“保联”组织的费用比营运性的旅行社便宜得多，深受会员欢迎。
为了扩大影响，每次在旅游专包车厢外公开挂“保联旅行团”横幅。每10人编为一组，由临时组长手持“保联”标志的三角指挥旗，使参加活动的保险业职工觉得“保联”之名称虽被篡改，但“保联”为民服务的实质没有变，“保联”精神依然在。
在不到两年的时间里，“保联旅行团”先后多次组织游览苏州的天平、灵岩、虎丘、狮子林，无锡的蠡园、鼋头渚、梅园，常熟的虞山、剑门，昆山的马鞍山、亭林公园，南翔的古漪园，嘉兴的南湖，海宁观潮以及杭州的西湖、灵隐、花港、玉皇山等处。在以上旅游景点中，光顾次数最多的是苏州、无锡。当时游太湖还没有游艇，每次都雇一艘小火轮，后面拖挂一只木制大船，大家泛舟太湖，享受山水之乐，中午就在船上吃船菜，心情十分愉悦。
1948年8月29日，孙文敏还发起骑自行车远足“曹园”郊游活动。“曹园”临近市区，当时尚未对外开放，曲径通幽，没有直达的公交车辆，当时虽没有低碳环保理念，但骑自行车去最为方便实惠，参加远足者均属“保联”铁杆成员。当时保险职员家庭拥有自行车的不多，多数是向亲友借车。一行人出发时，由“保联旅行团”小旗帜开路，前后衔接，互相照应，引人瞩目。那时宛平路、衡山路一带已经绿树成荫，近郊还有不少农田，这些保险职员，平常只在出外查勘时骑自行车穿行在大街小巷，而今骑自行车编队远足，浏览风光，别有一番情趣。中午在花园休憩，大家拿出自带的干粮共进野餐。每人还各擅其长，即席表演节目，谈笑风生，直到黄昏时分才兴尽而归。
“保联旅行团”有何意义？正像程恩树在《冲破陈腐的习惯，创造新颖的生活》一文表露的那样：“在特殊环境下生活的我们，决不应该一点没有意识的跟着人家随波逐流，要以有益身心的正当娱乐来代替以往的腐化生活，要以研究学术的精神及养成注意体育的习惯为国家储藏力量，运用联谊会的组织，团结全保险界的从业员创造我们的新生活。”实践证明这是一项颇受欢迎的活动形式，它既丰富活跃了保险群众的业余生活，又寓教育（时事形势和民主团结精神）于文化娱乐之中，使“保联”这面具有光荣传统的旗帜，始终闪耀在保险业同仁的心目之中，密切了党群感情，有效地与政客罗北辰分庭抗礼，争取了群众，堪为共产党人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取得民众信赖支持的成功范例。其实，要创造和谐的行业内部生态，有时并不需要花费巨额资金，只要用心，尊重职员的诉求，努力使生活高雅化，充盈员工的业余生活，开展丰富多彩的文化活动，就会感受到满满的关怀，这种归属感和凝聚力工程，民心工程，能够激发出无穷创造力。
在“保联”熔炉里，年轻人体验救亡图存为国效命的新奇与崇高，其中有些青年人还收获了爱情，寻到了生命中的另一半，“保联”成就了几对革命伴侣，像孙文敏与李文锦，谢寿天与蒋学杰，沈润璋与王玮，程振魁与陈瑛，戚白明与贝超杰，朱元仁与刘凤珠，蔡同华与袁若霞等，就是艰辛的革命斗争画卷中，苦乐年华里一抹艳丽的风景。
“保联旅行团”的骨干孙文敏、廖国英、吴越、李馥甄合影（右起）。
肩负特殊使命，为接管上海打前站
1948年11月初，中共地下党组织决定委派孙文敏与徐天碧秘密撤往华中解放区学习接管城市政策，不为人们所知道的是，他俩还承担着另一项秘密使命：“顺便”给解放大军带去了一批保险公司的业务档案资料——旧时拓展火险业务，必须详细了解承保客户及所处街道地段的底细，包括里弄门牌、路况交通、房屋构造、仓库堆栈坚固程度、包括各企业的经营状况及财产物资，都列入地段卡备查，作为查勘危险掌握承保限额核定费率的直接依凭——这无意中成为筹划解放上海巷战最实用的敌情情报。之前上海地下党组织曾发动党员分头摘抄各街区的地段卡，花费三天就整理出中心城区包括驻防的详图信息。这批带到丹阳的保险业务资料派上了意想不到的功用——到1949年2月，中共中央华东局社会部组织人力汇集各地方提供的信息资料，整理编写出53册有关上海及江南主要城市的资料（内容包括国民党党政军警宪特组织、官僚资本企业、金融机构、教育医疗机构等概览），为接受丹阳培训的干部，了解敌情与社况，提供最直观的教材，配合接管城市政策的学习，这是“保险人”为人民解放事业立下的不朽功勋。
到1949年5月，孙文敏召集撤退到华中党校学习的保险业地下党员徐天碧、朱元仁、刘凤珠、唐凤喧、汤铭志等脱下便服，换上解放军衣帽，挂了解放军胸符，戴上“上海市军管会”臂章，随军渡江回沪，与林震峰、吴越等留守的地下党员会合，在上海市军管会财政经济接管委员会金融处谢寿天领导下，共17人组建了“保险组”，林震峰任组长，孙文敏任副组长，宣讲入城纪律，讨论接管官僚资本保险公司的方案，5月28日，即上海解放第二天，陈毅签发了《中国人民解放军上海市军事管制委员会命令》，保险组旋即分工负责接管24家官僚资本保险机构。孙文敏以军代表身份，首先接管的是中国保险公司，他带着几名队员在中国保险公司大楼张贴了陈毅签署的布告，宣布从即日起接管，同时召集中保的几个经副理，让他们把财务、物资、人员情况作汇报，接着召开全体职工大会，宣布政策：职工原职原薪，要求每天报到，配合军代表做好财产、账务、业务等方面的交接工作。作为军代表，孙还负责接管了太平洋保险公司。
1949年10月20日，中国人民保险公司在北京成立，全国各地纷纷组建分支机构，筹建中国人民保险公司华东区公司也在紧锣密鼓地进行着，白天以接管收尾和监管全市中外保险业工作为主，夜晚集体讨论华东区公司的组织机构设置、人员编制安排，改革各项保险规章制度，并充分发动被接管单位中富有经验的技术人员协商改革旧险种，设计新险种，制定新条款，编写新的业务规章制度和实务手册等。
1951年6月中国保险公司召开第一次董监事联席会议（前排左一孙文敏，左三过福云、左五龚饮冰、左六吴震修，左七谢寿天）。
华东区公司是以旧中国保险最发达的上海地区为中心，管辖范围包括江苏、浙江、山东、安徽、福建、台湾（待解放）6省业务。首任总经理由中国人民银行华东区行副行长谢寿天兼任，同为31岁的孙文敏与林震峰为副总经理，徐天碧、吴越为人事科正副科长。
1951年6月5日，在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南汉宸策划下，中国保险公司第一届第一次董监事联席会议在北京召开，由孙文敏以军代表资格做了《军管期间关于业务、机构、人事之变更及措施》的报告，考虑到公司以后任务主要是面向国外，为便于向西方国家争取营业注册，会上决议仍保留原有《中国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但为求有系统有领导地工作，参照《中国人民保险公司组织条例》新订组织规程草案，以尽量做到统一编制。会后，孙文敏为赴外稽核，驻香港办公。在香港的中国保险公司、太平保险公司和民安保险公司等都成为了中国人民保险公司的海外机构。
在人保公司的主导下，经过初步酝酿、自愿协商和具体筹备三个阶段，1951年，来自上海和天津自愿参加合并的28家私营保险公司组成了两个集团，分别为太平保险公司和新丰保险公司。同年11月1日，公私合营太平保险公司正式开业，由上海12家公司和天津3家公司组成，即太平、安平、中国天一、太安丰、华商联合、福安、宝隆、建国、大丰、大信、裕民、扬子和大昌、中安、中国平安共计15家，资本总额定为100亿元。孙文敏与谢寿天、林震峰、郭雨东、顾濂溪、阎达寅、杜天荣、杨海泉8人担任公方董事，周作民、丁雪农等担任私方董事。
受命海外创业，为中国企业“走出去”护航
1950年2月，身为人保华东区公司副总经理的孙文敏被委以重任，先遣香港，担任中国人保驻香港联络办事处负责人，负责接管那里的海外保险机构，1953年，担任香港民安保险公司董事兼总经理。同时，他还兼任中国保险公司总公司的新公股代表、赴外稽核，驻香港办公。
早在1947年解放战争进入战略反攻阶段，上海分局书记刘晓传达周恩来的指示，决定将“广大华行”业务重点南移香港，“民安”也派出专员沈日昌到香港筹建分公司，由“广大”香港分行经理梁次渔任经理，沈日昌任副经理，当年即开张营业。“民安”香港分公司与广州分公司互相呼应，又与“广大”内外贸易业务相辅相成，绩效显著。1949年，上海解放，民安总公司按原定计划办理停业善后事宜，并在香港组建“香港民安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向香港当局办理申请注册，并由梁次渔任董事长、石景彦为总经理、沈日昌为经理。1949年10月1日，公司宣告成立。1951年，民安改由国家金融部门领导，孙文敏出任总经理，沈日昌任协理，1953年孙擢升董事长。在抗美援朝时期，外商保险公司不受理我国大批量进口物资的运输保险，香港“民安”保险在打破帝国主义封锁，承担国家进出口贸易保险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太平保险公司香港代理处，1950年3月晋升为香港分公司。1951年太平保险公司总管理处董事会在香港成立“太平保险公司驻港常董办事处”，领导太平保险香港分公司，由孙文敏和太平总管理处总经理丁雪农担任驻港常董，凸显出该处的重要地位，香港海外保险机构逐步纳入了国家统一管理的轨道，同时担负统战宣传任务。孙还介绍在香港的童一翱返回国内赴中国保险公司工作。
1956年，中国人民保险公司决定在北京召开海外保险公司经理会议，这是人保召开的第一次此类会议。公司派秦道夫、刘凤珠亲自到深圳迎接会议代表，香港民安保险公司总经理孙文敏、经理沈日昌；中国保险公司香港分公司经理金通明、新加坡分公司副经理周家清、雅加达分公司经理徐绍之、副经理赖曾耀、襄理杨延桂、会计主任林渐炬、泗水支公司经理马崇尧；太平保险公司香港分公司经理曹伯忠、新加坡分公司经理陈克勤、吉隆坡支公司经理黄纪良、雅加达分公司经理古简生等会议代表，在北京受到毛泽东、周恩来等国家领导人的接见。代表们并到天安门观礼台，出席国庆庆典观礼。
坚决拥护“一国两制”
1949年至1964年间，孙文敏任大陆保险系统驻港联办处负责人。因为孙文敏与世界船王包玉刚从练习生时代开始就有着过命的交情，在统战工作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1960年，孙文敏负责筹建侨光置业有限公司，任公司董事、总经理。1964年，孙文敏任中国银行港澳管理处企业小组组长，侨光置业有限公司董事会主席，天厨化工公司常务董事，南洋烟草公司董事等职。
1968年，孙文敏回到北京，当时中国人保停办国内业务，孙文敏分派到中国人民银行任再保处副处长，为国外保险业务发展增砖添瓦。1969年4月，孙文敏被下放到河南淮滨“五七”干校劳动，没有躲过劳动教育这一关。1972年，孙文敏从河南返回北京，在人保再保处任处长，其夫人在医务室工作。1978年11月，孙文敏已临届退休年龄，被委以重任，调入新华社香港分社（中联办）参与筹备经济部，以副局级顾问身份，从事统战工作，为香港的顺利回归出谋划策。孙文敏没有彻底告别奋斗了半辈子的保险行业，他一直兼任民安保险公司的董事，积极参加香港与内地有关的保险交流活动，支持人民保险事业的发展。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大陆保险业的春天来临，创建于1935年的中国保险学会，也于1979年11月恢复，孙文敏当选为第一届、第二届理事会理事。
1988年，70岁的孙文敏正式离休。1989年，孙文敏任侨光置业有限公司副董事长，顾问。1997年，香港回归后，孙文敏坚决拥护“一国两制”方针政策，利用在港工作多年积累的丰富经验和人脉，继续为香港繁荣稳定做贡献。
1987年，在上海举办纪念保联成立50周年座谈会，一些保联老战友相聚，当年风华正茂的林震峰、施哲明、程振魁、吴越、周繁俐、刘凤珠等已经垂垂老矣，有的劫后余生，年老体弱，深居简出不能前来。大家都十分遗憾远在香港的孙文敏，未能莅会共襄盛举。
老保联成员五十年后重聚
2016年5月4日，孙文敏因病在香港去世，享年98岁。中央政府驻港联络办经济部发讣告，5月19日在香港殡仪馆福海堂设灵，20日举行了追悼会。
历史将会永远铭记这位红色保险人。
（完）
孙文敏重要时刻
1960年，孙文敏负责筹建侨光置业有限公司，任公司董事、总经理。1964年，孙文敏任中国银行港澳管理处企业小组组长，侨光置业有限公司董事会主席，天厨化工公司常务董事，南洋烟草公司董事等职。
1968年，孙文敏回到北京，当时中国人保停办国内业务，孙文敏分派到中国人民银行任再保处副处长，为国外保险业务发展增砖添瓦。1969年4月，孙文敏被下放到河南淮滨“五七”干校劳动，没有躲过劳动教育这一关。1972年，孙文敏从河南返回北京，在人保再保处任处长，其夫人在医务室工作。1978年11月，孙文敏已临届退休年龄，被委以重任，调入新华社香港分社（中联办）参与筹备经济部，以副局级顾问身份，从事统战工作，为香港的顺利回归出谋划策。孙文敏没有彻底告别奋斗了半辈子的保险行业，他一直兼任民安保险公司的董事，积极参加香港与内地有关的保险交流活动，支持人民保险事业的发展。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大陆保险业的春天来临，创建于1935年的中国保险学会，也于1979年11月恢复，孙文敏当选为第一届、第二届理事会理事。
1988年，70岁的孙文敏正式离休。1989年，孙文敏任侨光置业有限公司副董事长，顾问。1997年，香港回归后，孙文敏坚决拥护“一国两制”方针政策，利用在港工作多年积累的丰富经验和人脉，继续为香港繁荣稳定做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