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人工智能时代的就业前瞻
发布时间：2019-09-20 20:46:45 作者： 来源：中国保险报网
作者：（日）井上智洋
翻译：路邈
出版：机械工业出版社
时间：2018年6月
定价：59元
□刘英团
在过去10年间，人工智能（Artificial Intelligence，AI）正在取代越来越多的人类岗位，生产环节及部分服务环节都在减少人力。随着人工智能的发展，现在我们认为是理所当然的事情未来没准都将发生变化。有预测认为，到2030年，全球至少有7500万至3.75亿人口需重新就业并学习新的技能。到那个时候，经济是会停止增长还是会实现爆炸性发展呢？日本驹泽大学著名经济学教授井上智洋认为，“这一切都取决于我们究竟选择哪一种未来”，并“对现有社会制度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在新著《就业大崩溃：后人工智能时代的职场经济学》（后文统称《就业大崩溃》）一书中，他不但回顾了过去100年间经济与技术领域的思想家们的思考，还试图揭示人工智能时代就业经济的最终解药，这大概也正是我们人类在老龄化与低欲望化和人工智能压力之下的唯一救赎之路。
AI带来“技术性失业”
论述了人类和机器的关系后，井上又以全新的视角论述了“技术性失业”的观点。需要说明，“技术性失业”并不是作者首创，也不是一个新兴事物。只不过当时的技术性失业是暂时性的、局部性的问题，并没有受到人们的重视。井上猜测，“也许是由于通货紧缩带来的事业更为迫在眉睫，包括经济学家在内，很多人都对技术性失业不甚关心”。
“未来30年人们每天只需工作4个小时，并且会有大量岗位被人工智能抢走。”马云在首届（纽约）彭博全球商业论坛上演讲绝非危言耸听。红杉资本联合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发布的“人工智能对中国未来就业市场影响的研究报告”显示：预计2016-2030年间，中国被人工智能替代的全职员工的规模约在4000-4500万人。
当计算机的智力水平在未来超过全人类时，这个时间节点被称为“奇点”。冷漠的未来学家雷·库兹韦尔的《奇点临近》预测，奇点约在2045年来临。库兹韦尔认为，除了“收入上的‘杀贫济富’”“第二次机器时代与经济的‘大脱节’”“事务性劳动被代替及劳务市场的‘两极分化’”之外，“基因工程”“纳米技术”及“机器人工学”也可以促进奇点的到来，这即所谓的“GNR革命”。井上教授认为，库兹韦尔的结论“建立在各个领域最尖端的研究成果的基础之上”，“其实验性的技术已经存在，或者在数年之后由预测变为现实。”如果把AI发展引起的经济社会的根本性变革称为奇点，我认为奇点肯定会来到。在《就业大崩溃》中，井上首先运用概率及统计性方法考察了AI发展在未来对经济的发展及对就业的影响，以及人工智能究竟能在多大程度上代替人类的智力活动。通过比对AI与人“深度”学习带来的突破及成果和语言上、生命上的“壁垒”，并结合日本推进的“全脑架构”项目及“机器人的身体感觉”加以辩证分析，井上教授认为，就像AI无法判断什么是“使人类心情愉悦而又有新意的旋律”一样，它也很难进行“人类认为有意义的突破性创意”。即便是采用全脑架构方式的“强人工智能”，也无法自主创造出人类认为有价值的发明（发现）或者艺术作品：“具有突破性的构思或者创作出触及人类灵魂的艺术作品”等还需要人类自己去完成。
AI会毁灭人类吗？
目前在国际上有两种不同的观点。悲观者认为，人工智能将给人类带来毁灭性的冲击，对就业和薪酬的影响甚巨。乐观者认为，不会导致大规模失业，甚至会创造超乎想象的新需求、新职业。即，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也会促进就业人数、劳动收入比例与工资的增加。首先，人工智能的运用确实会提高工作效率和工作质量，并使劳动力的价格下降，然而自动化的成本也并不菲。利益权衡之下，大多数生产型企业还是会选用价格相对低廉的工人而非进一步自动化。即便自动化，也要有人去操作机器软件，这又创造出新的工种和岗位。Gartner预测，2020年，人工智能至少创造230万个新工作机会，这一数字大于其消灭的180万个工作机会。其次，新技术、新产业的推广和应勇，更会拉动诸多配套产业的发展与新兴商业模式，这就使得生产领域被替换掉的劳动者有机会转移到新的互补领域之中，最终实现就业市场的相对性稳定及收入上的增长。
以2030年为界，之前可以称为“弱人工智能时代”，之后则进入“强人工智能时代。”井上教授认为，“如果AI技术今后能够取得巨大进步，未来也有可能变得不同。”《就业大崩溃》最为独到之处，还在于作者通过讨论创新与经济增长、技术性失业之间的一般关系，并根据这一关系定位现在AI技术的发展。他认为，“AI与人类处于局部互补、整体替代的关系。”虽然AI的技术进步可以促进经济增长，但并不是说AI的产业规模扩大多少，GDP就会相应增加多少，即“二者之间并没有直接的影响”，或者说其影响并没有想象中那么迷人。所以，政府不应当把AI作为产业培养，反而应着力促进其研发工作，以创造出更多的AI新技术。
在商业的驱动下，人工智能技术还被应用在大数据分析，提高决策合理性上。在未来10~20年间，我们还会拥有强大的机器人助手。井上教授认为，“强人工智能的出现可能会引起下一次工业革命——第四次工业革命。”井上围绕第四次工业革命的霸权之争，重点分析了2030年前后出现的强人工智能对经济结构及经济发展和就业的影响。他认为，强人工智能将使世界上许多国家的经济结构发生根本性变革。但是，如果存在“生命壁垒”“创造类”“经营管理类”“服务类”等领域是强人工智能机器人是无法与人类相媲美的，“这些工作都需要与其他人拥有感觉上的共性”。当然，即是在服务类领域，机器人也步步紧逼人类，“作曲不出彩的作曲家、不善于理解他人细微感受的护理人员等也很有可能在竞争中输给强人工智能机器人”。
“普遍主义”的BI
“强人工智能”时代，社会经济会随之发生改变。在“机械化经济”中，“劳动”与“机器”协作进行生产活动。井上认为，“在第四次工业革命中，生产活动将会‘全面’实现机械化……人类将不再是社会所必需的劳动力，只有AI及机器人在直接进行生产活动……机器将从‘生产的手段’变成‘生产的主力’。”也就是说，生产活动所必需的生产投入只有AI及机器人等机器，而劳动则不再需要或者必需。基于这种现实，我们人类就可以简单地分为“仅以工资作为收入的劳动者”和“仅以利息和分红作为收入的资本家”这两种类型：强人工智能和机器人的普及——出现由机器人进行商品生产的无人工厂——只有作为工厂的所有者的资本家能获得收益，劳动者只能通过持股分红来获取一些收入。随着对人类劳动需求的减少，纯粹的劳动者的收入会减少，并最终趋向于零。这样，即使AI的发展使生产力得到了爆发式提高，也只有拥有资本的少数人富裕发达，大多数劳动者反而变得更加贫困。为了使劳动者的收入得到保障，这就需要进行根本性的制度变革。
最合理的制度就是“基本收入制度”（Basic Income，BI）。即，“不论贫富、年龄、性别、健康与否，全体公民均一致享有同等数额基本收入的制度，其特点是以个人而不是以家庭为单位进行发放。”井上认为，BI既有“社会保障制度”的一面，也具有“国民红利”的一面。如果将BI视为一种社会保障制度，我认为他应该属于“普遍主义性的社会保障制度”。与之相对应，面向部分贫困人口的低保制度则属于“选择主义的社会保障制度”。正如井上所言，“低保制度中的诸多问题都是由于‘选择主义’而导致的（如骗保，等等），而BI属于‘普遍主义’，因而可以克服低保制度中的问题。”应当承认，BI的发放与是否失业或患有疾病无关，也与有钱没钱无关，所有的国民都可以领取，因此既不会有疏漏，也不会使领取人感到屈辱，更不会演绎出种种腐败。美国当代著名经济学家米尔顿·弗里德曼甚至认为，“如果想要减少贫困，就应该以此为唯一目的制订方案。”很多人可能会担心“财源有限”，其实大可不必，“财源并非有限”。井上指出了两条解决路径，一是开源节流，如拓宽税源；二是在经济不景气的时候，将赤字国债作为财源。井上教授强调，“只要这个政策能让国民生活水平提高，那么即使增税也应该实施。”
作者：（日）井上智洋
翻译：路邈
出版：机械工业出版社
时间：2018年6月
定价：59元
□刘英团
在过去10年间，人工智能（Artificial Intelligence，AI）正在取代越来越多的人类岗位，生产环节及部分服务环节都在减少人力。随着人工智能的发展，现在我们认为是理所当然的事情未来没准都将发生变化。有预测认为，到2030年，全球至少有7500万至3.75亿人口需重新就业并学习新的技能。到那个时候，经济是会停止增长还是会实现爆炸性发展呢？日本驹泽大学著名经济学教授井上智洋认为，“这一切都取决于我们究竟选择哪一种未来”，并“对现有社会制度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在新著《就业大崩溃：后人工智能时代的职场经济学》（后文统称《就业大崩溃》）一书中，他不但回顾了过去100年间经济与技术领域的思想家们的思考，还试图揭示人工智能时代就业经济的最终解药，这大概也正是我们人类在老龄化与低欲望化和人工智能压力之下的唯一救赎之路。
AI带来“技术性失业”
论述了人类和机器的关系后，井上又以全新的视角论述了“技术性失业”的观点。需要说明，“技术性失业”并不是作者首创，也不是一个新兴事物。只不过当时的技术性失业是暂时性的、局部性的问题，并没有受到人们的重视。井上猜测，“也许是由于通货紧缩带来的事业更为迫在眉睫，包括经济学家在内，很多人都对技术性失业不甚关心”。
“未来30年人们每天只需工作4个小时，并且会有大量岗位被人工智能抢走。”马云在首届（纽约）彭博全球商业论坛上演讲绝非危言耸听。红杉资本联合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发布的“人工智能对中国未来就业市场影响的研究报告”显示：预计2016-2030年间，中国被人工智能替代的全职员工的规模约在4000-4500万人。
当计算机的智力水平在未来超过全人类时，这个时间节点被称为“奇点”。冷漠的未来学家雷·库兹韦尔的《奇点临近》预测，奇点约在2045年来临。库兹韦尔认为，除了“收入上的‘杀贫济富’”“第二次机器时代与经济的‘大脱节’”“事务性劳动被代替及劳务市场的‘两极分化’”之外，“基因工程”“纳米技术”及“机器人工学”也可以促进奇点的到来，这即所谓的“GNR革命”。井上教授认为，库兹韦尔的结论“建立在各个领域最尖端的研究成果的基础之上”，“其实验性的技术已经存在，或者在数年之后由预测变为现实。”如果把AI发展引起的经济社会的根本性变革称为奇点，我认为奇点肯定会来到。在《就业大崩溃》中，井上首先运用概率及统计性方法考察了AI发展在未来对经济的发展及对就业的影响，以及人工智能究竟能在多大程度上代替人类的智力活动。通过比对AI与人“深度”学习带来的突破及成果和语言上、生命上的“壁垒”，并结合日本推进的“全脑架构”项目及“机器人的身体感觉”加以辩证分析，井上教授认为，就像AI无法判断什么是“使人类心情愉悦而又有新意的旋律”一样，它也很难进行“人类认为有意义的突破性创意”。即便是采用全脑架构方式的“强人工智能”，也无法自主创造出人类认为有价值的发明（发现）或者艺术作品：“具有突破性的构思或者创作出触及人类灵魂的艺术作品”等还需要人类自己去完成。
AI会毁灭人类吗？
目前在国际上有两种不同的观点。悲观者认为，人工智能将给人类带来毁灭性的冲击，对就业和薪酬的影响甚巨。乐观者认为，不会导致大规模失业，甚至会创造超乎想象的新需求、新职业。即，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也会促进就业人数、劳动收入比例与工资的增加。首先，人工智能的运用确实会提高工作效率和工作质量，并使劳动力的价格下降，然而自动化的成本也并不菲。利益权衡之下，大多数生产型企业还是会选用价格相对低廉的工人而非进一步自动化。即便自动化，也要有人去操作机器软件，这又创造出新的工种和岗位。Gartner预测，2020年，人工智能至少创造230万个新工作机会，这一数字大于其消灭的180万个工作机会。其次，新技术、新产业的推广和应勇，更会拉动诸多配套产业的发展与新兴商业模式，这就使得生产领域被替换掉的劳动者有机会转移到新的互补领域之中，最终实现就业市场的相对性稳定及收入上的增长。
以2030年为界，之前可以称为“弱人工智能时代”，之后则进入“强人工智能时代。”井上教授认为，“如果AI技术今后能够取得巨大进步，未来也有可能变得不同。”《就业大崩溃》最为独到之处，还在于作者通过讨论创新与经济增长、技术性失业之间的一般关系，并根据这一关系定位现在AI技术的发展。他认为，“AI与人类处于局部互补、整体替代的关系。”虽然AI的技术进步可以促进经济增长，但并不是说AI的产业规模扩大多少，GDP就会相应增加多少，即“二者之间并没有直接的影响”，或者说其影响并没有想象中那么迷人。所以，政府不应当把AI作为产业培养，反而应着力促进其研发工作，以创造出更多的AI新技术。
在商业的驱动下，人工智能技术还被应用在大数据分析，提高决策合理性上。在未来10~20年间，我们还会拥有强大的机器人助手。井上教授认为，“强人工智能的出现可能会引起下一次工业革命——第四次工业革命。”井上围绕第四次工业革命的霸权之争，重点分析了2030年前后出现的强人工智能对经济结构及经济发展和就业的影响。他认为，强人工智能将使世界上许多国家的经济结构发生根本性变革。但是，如果存在“生命壁垒”“创造类”“经营管理类”“服务类”等领域是强人工智能机器人是无法与人类相媲美的，“这些工作都需要与其他人拥有感觉上的共性”。当然，即是在服务类领域，机器人也步步紧逼人类，“作曲不出彩的作曲家、不善于理解他人细微感受的护理人员等也很有可能在竞争中输给强人工智能机器人”。
“普遍主义”的BI
“强人工智能”时代，社会经济会随之发生改变。在“机械化经济”中，“劳动”与“机器”协作进行生产活动。井上认为，“在第四次工业革命中，生产活动将会‘全面’实现机械化……人类将不再是社会所必需的劳动力，只有AI及机器人在直接进行生产活动……机器将从‘生产的手段’变成‘生产的主力’。”也就是说，生产活动所必需的生产投入只有AI及机器人等机器，而劳动则不再需要或者必需。基于这种现实，我们人类就可以简单地分为“仅以工资作为收入的劳动者”和“仅以利息和分红作为收入的资本家”这两种类型：强人工智能和机器人的普及——出现由机器人进行商品生产的无人工厂——只有作为工厂的所有者的资本家能获得收益，劳动者只能通过持股分红来获取一些收入。随着对人类劳动需求的减少，纯粹的劳动者的收入会减少，并最终趋向于零。这样，即使AI的发展使生产力得到了爆发式提高，也只有拥有资本的少数人富裕发达，大多数劳动者反而变得更加贫困。为了使劳动者的收入得到保障，这就需要进行根本性的制度变革。
最合理的制度就是“基本收入制度”（Basic Income，BI）。即，“不论贫富、年龄、性别、健康与否，全体公民均一致享有同等数额基本收入的制度，其特点是以个人而不是以家庭为单位进行发放。”井上认为，BI既有“社会保障制度”的一面，也具有“国民红利”的一面。如果将BI视为一种社会保障制度，我认为他应该属于“普遍主义性的社会保障制度”。与之相对应，面向部分贫困人口的低保制度则属于“选择主义的社会保障制度”。正如井上所言，“低保制度中的诸多问题都是由于‘选择主义’而导致的（如骗保，等等），而BI属于‘普遍主义’，因而可以克服低保制度中的问题。”应当承认，BI的发放与是否失业或患有疾病无关，也与有钱没钱无关，所有的国民都可以领取，因此既不会有疏漏，也不会使领取人感到屈辱，更不会演绎出种种腐败。美国当代著名经济学家米尔顿·弗里德曼甚至认为，“如果想要减少贫困，就应该以此为唯一目的制订方案。”很多人可能会担心“财源有限”，其实大可不必，“财源并非有限”。井上指出了两条解决路径，一是开源节流，如拓宽税源；二是在经济不景气的时候，将赤字国债作为财源。井上教授强调，“只要这个政策能让国民生活水平提高，那么即使增税也应该实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