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变革的自身规律

作者：（美）费正清 邓嗣禹
翻译：陈少卿
出版：民主与建设出版社
时间：2019年8月
定价：72元

□刘英团

历史是什么？梁启超说：“史者何？记述人类社会赓续活动之体相，校其总成绩，求得其因果关系，以为现代一般人活动之资鉴也。”柯林伍德也说过：“一切历史都是思想史”，人类文明成果不仅“一直是孕育思想、观念和创新的温床”，在其背后总可以发现思想的痕迹。在名著《冲击与回应》中，著名历史学家、汉学家费正清、邓嗣禹不但把中国近代重要的历史文献组织在“冲击-回应”的理论框架下，还关注了中国近代史上最引人入胜却又最为人所忽视的一个侧面——中国士大夫阶层如何面对西方的强势扩张，以及如何理解一个陌生的文明与如何存续自己的文化、政治和社会体制。

“历史是历史学家与历史事实之间连续不断的、互为作用的过程，就是现在与过去之间永无休止的对话。”正如英国著名史学家爱德华·霍列特·卡尔在史学理论巨著《历史是什么？》中所言，人类文明由思想催生，人类之所以变得越来越“更像人”，是思想、精神不断进步和提升的结果。在《冲击与回应》中，费正清试图通过选取近代历史文献中的部分核心史料和经典篇章，全景式地展现了近代中国几代先锋人物对现代化道路的探索。正如敏锐的批评家们所指出的，“中国回应西方”的概念意味着对“刺激（或挑战）/回应”观点的接受，这一观点显然“低估了中国自身的传统和创造力”，费正清、邓嗣禹两位作者认为，“西方冲击”仅仅是中国多样图景中的元素之一，我们必须把它放在中国的总体历史中考察。

每一朝代，在它走向衰亡的时候，必然为了政权的风雨飘摇，有着各类血腥的内斗或外困。在两位作者看来，“稳固的中国传统社会结构的崩解，就像彗星解禁地球时，地壳会被巨大的引力撕裂……旧中国的残余——服饰和举止、文言和复杂的皇权政治、宗族依赖和儒家伦理，以及一切属于辉煌过往的文物制度——统统要被扔进历史的熔炉里回炉再造。”在这激荡的百年间，中西社会的碰撞最终使得新中国成立。在《冲突与回应》中，费正清、邓嗣禹并没有正面描述或者定义何为“西方影响”，而是直斥“中外旧约章的种种不公”，全为“毒化的策源地”（蒋介石《中国之命运》），“西方思想……（还被）用作中国内部权力斗争的武器。无论是1898年的维新派还是1911年的革命党，都证明了这一点”。

“还原历史，不能照着宣传家的那套‘学术’……罔顾事实……或者削足适履地裁剪史实”，而应重视“政治家和改革家们的奏议、杂文和日记”。作者认为，“认识近代中国思想的转型”并非“对传统的否认和排拒”，而是“重新评价传统，（以）古为今用”。这既是回应“西方冲击”的一种主要形式，亦是中国历史一脉相承的内在逻辑。即，“西方势力的入侵”并不能使中国“本土问题”归于消湮无踪，反而使它在历史进程中起着程度不同地作用，并促使了“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文本是人造物，其原意可以通过耐心钩索而得。”在《冲击与回应》中，作者更多地关注中国社会的固有问题和内在矛盾，而不是简单地把一切归因于“列强入侵”：“在当时……西方冲击和中国的各种人物与政治斗争绞成一团，构成一个难解难分的网络。”

历史长河永远向前流动，在历史的潮流里，转型是个瓶颈，是“长江上的三峡”。通过严肃的考证，费正清认为，“中国自强运动见效迟缓的背后……官员关心的是自肥，而不是国家的富强”，“问题的症结在于权力”。费正清不但关注了李鸿章及其僚属，还将目光转向京师的当权者。“作为整体的西方”，“从来没有对任何社会产生过任何冲击”。同样的十年，大清君臣“还在空谈改革，而一水之隔的日本……（却）已将对岸的空谈变为现实”。在这个过程中，如何“回应”西方，并“以史无前例的规模和速度，完成旧秩序的瓦解和新社会的重建”？从效仿西方练兵，到引入“西艺”的自强运动；从提倡实业到维新变法，从共和革命到崇拜“德先生”“赛先生”；从“中国的文艺复兴”，到“一党执政”和“民主集中制”……对“冲击”与“回应”的潜在认同，包含着对中国近代历史进程的感悟和对现实的思考，以及中国经济社会改革（或变革）的“自身规律”和“固有逻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