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华商之气脉，杜洋商之挟持”——中国通商银行股份制史迹钩沉
□林振荣
尽管睁眼看世界的最早一批中国先行者，像魏源、洪仁玕、容闳、钟天纬、陈炽，以及李鸿章、唐廷枢、郑观应等洋务运动将帅，都曾有过兴办现代银行之宏论，但真正付诸行动并取得成功者却是招商局的第三代掌门人盛宣怀——1897年中国通商银行创办，标志着中国华商银行业的开端——中国人第一家自办银行拉开了近代金融的序幕，也成就了盛宣怀“处于非常之世，作了非常之事的非寻常之人”的腔调（注1），一切似机缘巧合又似冥冥中自有天意，偶然中蕴含着必然。而中国通商银行股份制的初具雏形、艰难探索及无奈败落的宿命，见证了晚清中华民国那段积贫积弱、贪官污吏横行、民生凋敝的历史。
盛宣怀
中国通商银行的实际创办人是盛宣怀。1870年，26岁的盛宣怀经人举荐入北洋通商事务署做幕僚，目光高远，腹有良谋，有包藏经济之机，吞吐天地之志，很快脱颖而出，得到李鸿章的欣赏与倚重。洋务派兴办了一批军用及民用工业，如轮船招商局、开平矿务局、天津电报局、上海机器织布局等，在这些经世之用实践中，盛宣怀尽心效命，发挥着高参智囊与践行能手的作用。到1896年，经北洋大臣王文韶与湖广总督张之洞的保举，盛宣怀擢升全国督办铁路事务大臣，同时接办处于困境的汉阳铁厂，成为集轮船、铁路、煤电、矿产等经济命脉企业经营权于一身的经济界领军人物。发展新式路矿实业面对的最大挑战是资金匮乏，盛宣怀深知“华商无银行，商民之财无所依附，散而难聚”，而英、美、德、俄、日、比、荷等国银行在中国竞相开办，“形成周遭群雄环伺之状态，经济侵略，巨细靡遗，举凡我国内一切大工商业，以及对外贸易，莫不遭受外国资本之垄断，国人若欲创办较大之事业，必先仰承外国银行之鼻息……彼时我国原有票号钱庄等旧式金融机构，以组织欠健，资力短拙，根本难期与外商新式银行相抗衡”。于是，时势造英雄，1896年11月1日，盛宣怀上书光绪帝《条陈自强大计折》，力谏兴办银行。其中的“请设银行片”条中，系统阐述了开办银行的道理：“西人聚举国之财为通商惠工之本，综其枢纽，皆在银行，我国亟应仿办，毋任洋人银行专我大利”，“近年中外士大夫多建开设银行之议，商务枢机所系。现又举办铁路，造端宏大，非急设中国银行，无以通华商之气脉，杜洋商之挟持”。时值甲午战败，光绪皇帝急于变革，盛的奏请很快得到旨批。11月12日，光绪帝谕令军机处:“如果办理合宜，洵于商务有益，著即责成盛宣怀选择殷商，设立总董，招集股本，合力兴办，以收利权”，盛被委以招股筹办重任。接着，12月6日，盛宣怀向总理衙门呈递《共议中国银行大概章程》（堪为中国人自开银行的第一个可行性系统方案）。光绪帝又谕军机大臣“前已谕令盛宣怀招商集股，合力兴办。银行办成后，并准其附铸一两重银元十万元，试行南省。如无窒碍，再由户部议订章程办理”。盛宣怀虽无督理之名，却有奉旨办银行之实权。
曾有文章披露，在紧锣密鼓筹备中资银行之际，有华俄道胜银行欲图抢跑道，劝阻盛宣怀不必另开银行，高薪邀请盛加盟，出任督办筹建中俄银行，遭到盛的严词拒绝。华俄道胜银行的图谋引发了盛宣怀及筹备同伴们的警觉，大家认为华俄道胜银行之所以愿与中国合股，一是借以获取中国500万银两官股，二是意在侵夺各省、关饷项官款的发存和汇拨之权（注2）。从维护国家利权考虑，唯有抢得先机，加速筹办银行步伐。
开创新纪元，中国人实现银行业零的突破
对于财力最雄厚的实业家来说，要创办一家前无古人的银行亦非易事，因为那根本不是缺不缺钱的事，何况盛宣怀生逢乱世，在破天荒背后有着常人难以想象的艰险。他用官商之手段行现代工商业之能事，“一手官印，一手算盘，亦官亦商，左右逢源”，谋事谋人胆识超群，凭着不言败不气馁的勇气，冲破派系矛盾及地方保护滋生出的牵制掣肘，化解了来自内外的阻挠，诸如列强觊觎、朝廷苛求、钱庄票号旧式金融机构抵制等重重干扰，费尽心机，如履薄冰，护佑了孕育孵化，于光绪二十三年四月二十六日（1897年5月27日）催生新银行在上海呱呱坠地。
中山东一路6号的中国通商银行大楼（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新银行之名，盛宣怀上奏时曾建议用“中国银行”之名称，到1896年11月，根据李鸿章的意见曾设想为“中华商会银行”，但在最后时刻确定为“中国通商银行”，意在凸显通商兴利之初心。
未能查阅到开业当天盛况的新闻报道，但据《中国通商银行创立五十周年纪念册》的后来追记，可以想象得出，这一天的上海外滩热闹非凡，广东路口停满了前来道贺的轿子，官宦富贾云集，广东路6号带有内外阳台东印度风格的3层砖木结构房屋(原大英银行旧址)前，旗杆上高高飘扬着大旗，上书“中国通商银行”六个大字，十分醒目。一件在当时人们看来稀松平常的商家开张场面，需要很久之后才能悟出其历史意义来，因为它标志着“朝野上下，均有一致之醒悟，在‘非振兴实业不足以图强，非改革金融机构不足以振兴实业’之前提下，业务日进无疆，既损利权得以陆续挽回”，堪称非凡功业。这是一个划时代的、足以彪炳史册的日子，“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从此，外滩6号成为了近代华商银行的龙兴之地。
中国通商银行宣传语。
气派体面的建筑无疑是金融机构最直观的形象代言，中国通商银行大楼是外滩保存至今最古老的建筑——原为会德丰拍卖行的房产，美国旗昌洋行通过交易购得，1876年轮船招商局（通商银行大股东）又从旗昌洋行手中买得此楼，通商银行创立时行址便设于此——1906年因通商银行业务规模扩大，对原建筑进行了改建修葺。
新建筑由建筑设计师格兰顿（玛礼逊洋行）设计，仿照了欧洲文艺复兴末期市政厅哥特式建筑式样。主体部分三层，斜坡屋顶处外开老虎窗，算做第四层。主立面每层的造型均有变化，一层为券廊式构造，二层变化为半月形的大落地窗，三层用平窗作为过渡，四层则与众不同地使用了哥特式风格的尖券，配以小尖塔，呈现一种蓬勃向上的风貌。老上海人习惯称其“元芳大楼”，估计与靠近元芳弄（中山东一路与四川中路之间）有关。
以汇丰为准：股份构成及资本结构
万事开头难。“当时我国无银行法令及成例可援，故一切组织管理及营业规则，皆参照外商银行成例，而益求谨严”。于是，盛宣怀与富商张振勋等人就仿照英商汇丰银行之规制，先后拟定了《开设银行条议》和《公议中国银行大概章程》等，对如何招商集股、怎样组织管理以及利润分配等原则问题作了规范说明。
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12月，清政府正式批准招商集股，年后敲定新式银行总股本规银500万两，分为5万股，每股100两。下图应该是中国通商银行最早的老股票式样，它与该行所发行的钞票风格一脉相承——正背中英文双体，迄今未发现股票实物。
图1银行创立时所发股票样式
创业艰难磨折多，在一个保守势力根深蒂固的国度，尚空谈不干实事的人要比实干家多出不知多少倍，反正不做事就不会有错，多干的人必有错，要干成一件前无古人的事情经历多少坎坷，可以想见，我们从有限的记载里可以初见端倪。
有关招商集股的风险，中国人已经有了1883年股灾的切肤之痛——“招集商股自癸未、甲申大败之后，股票赔亏过巨”，承办者往往倾家荡产，犹有余累。提及“官办企业”的前车之鉴，股民心有余悸，“盖中国公司集股时，官则代为招徕，股散时官则置之不理，是以视为畏途，无敢再与股份者”。鉴于当时官商合办其名不彰，社会招股风气尚未大开，盛宣怀虽然对筹股之困难作了充分的考虑和预案，还是遇到许多阻遏与煎熬，“招股之始，先在招商局办理挂号手续，照西例挂号章程，先收股银十成之一，计每股先收挂号银伍两，派陈辉德经理其事，商股踊跃响应，时适总理衙门对呈送章程，有咨文驳结，因而闻者疑沮，谣议纷纷，谓银行办好，官必苛勒无已。商股请退者，达六七十万两，挂号者绝迹，大功几堕”，面对来自官方的驳诘，盛痛彻心扉，“驰书力争，旋得总署亲王大臣密开咨函”，联名恭亲王、庆亲王、荣禄、翁同龢、李鸿章等十一位肱骨大臣安抚，公告衷肠，“查设立银行一事，本处日前咨询各节，系为顾全大局起见，并无益上损下之意，诚以事当创始，不厌详求，章程苟有未妥，正不妨悉心商榷，务令有利无弊，以期折衷至当，实无抑勒苛绳商人之见存也”，再请“详细酌核，及早开办，如有未尽事宜，仍随时饬令绅董妥议，慎始图终，务望坚守一‘信’字，使中外咸孚，远近皆服，庶要举勿堕半途，是所至盼”。刊布后，群疑始释，好事多磨，“从知前贤创业之不易，其缔造之艰辛，有如是者”。然后“转饬各总董详筹妥议，逐款核复，具见相时度势，斟酌变通之意”，为避免影响开办，盛向清廷请求“如一时难于集数，拟拨借北洋发商生息之官款，暂为垫足”，并保证“待开办后，果有利益，商股易于招集，陆续拨还官款”，决无短少。
根据《章程》第六、七条规定可知，“本银行资本规银五百万两，分作五万股，每股一百两”，第一次缴股款银50两（合计250万两），给予息折，原计划待第二次续付银25两，第三次续付银25两（须待总董议定日期后登报知会续付）之后，销毁原发息折，另换新股票。因已发之息折票式（第一次股本）有两种，有所不便，故重新印制新股票，并将利息表刊附股票之内，做一体更换。同时也可据此推断，通商银行的股本从开办之初起就只付了半数，之后再未补齐。
至于具体股额缴纳办法，“至交收股银或就近交各处招商、电报两局代收，由该局先行出具收条，再寄本总行换给收单，抑或通寄上海本总行交纳给单，均听其便，统峻股票填齐，再行换给”。为稳妥记，“先收股本银二百五十万两，盛大臣认招商轮船、电报两局华商股份一百万两，各总董认招华商股份一百万两，其余五十万两，应听各口岸、各省会华商投股。自登报之日起，上海本地以一个半月为限,各口岸、各省会以三个月为限，照西法先行挂号，限满截数。凡投股者，准给股份，数目应听总董核给”。
从以上股份统计可见，合计42627股，资本银2231350两，盛宣怀名下的股金占总股本的32.7%（包括他本人及代其他官僚如李鸿章等投资达73万两），盛宣怀任督办的招商局和电报局分别投资80万两和20万两，其他真正属于各地纯粹商人投资的股份为数极少。
关于股份制银行的性质，盛宣怀同各总董拟订银行章程22条，奏明“权归总董，利归商股”，全部商股采用股份制，商款商办。盛宣怀鉴于招商局“官督商办”、“官商合办”导致的官商股不分后患无穷，他一再强调创办银行乃“商家之事”，“商不信，则力不合；力不合，则事不成”，因而银行应该“照泰西商例，悉由商董自行经理”，银行应归“商办”，主张“合天下之商力，以办天下之银行”，反对“官办”，银行若“执官府制度，运贸易之经纶，恐窒碍滋多，流弊斯集”（注3）——通商银行开业时曾要求户部100万两白银存款，垫足股本，有人据此认定其“官商合办”，实属“商借”，“议分五年摊还，至光绪二十八年如约还清，纯留商股”——为了打消商人的顾虑，公宣点破官款投向银行不作为股份，而作为暂借，“官担保护之责而不管事”，认为这是一种很好的利益均沾方法，“若无官本，官无利益，官必不认保护之权”，同时俟开办后陆续归还官款，又可避免官方染指中国通商银行的经营。
关于银行利润分配，《章程》第九条规定“本银行照西例，按六个月结账，股东官利，拟定长年八厘，如八厘之外盈余，即为余利，应由总董股东公议，先酌提公积若干及分给总分各行董事人等酬劳若干，其余按十成分，计以八成分给股东，以二成报效国家，借答国家专准本银行行银票、铸银钱，存放官本，汇兑公款及一切保护维持之利益。至公积，俟提五百万两应否停止，届时再由总董酌议办理”。其实这也是当时形势所需，正如严信厚所评:“招集商股自癸未、甲申大败之后，股票赔亏过巨，自此集股之说无人过问。以目前光景而论，银行招股想亦不难。惟须酌定官利，方足以广招徕”（注4）。
钩玄提要，商办股份制的现代经营
中国通商银行，按照现代股份制银行经营规则运行，强调“悉照西例”、“以汇丰为准”，旨在扬西方资本主义经营之长，避中国封建经营之短。
——“借用外才，徵用客卿”。《章程》第三条规定“银行用人办事，悉以汇丰章程为准则”，“本行奏明用人办事，悉以汇丰为准而参酌之，不用委员而用董事，不刻关防而用图记，尽除官场习气，俱遵商务规矩，绝不拘情，毫无私意，总期权归总董，利归股商，中外以信相孚，出入以实为重”，“必需除去官场气习，皆用熟悉商务之人”。《章程》第十五条“上海总行大班，已延定英人美德伦，系在汇丰银行数十年，熟悉中西银行生意，买办(后称华大班)已延定陈笙郊，系钱业董事，声望素著，众所交推，仍照西例，分取荐保单存库。其应予权柄，各总董会议，给付单据。其本行应用洋人，归美德伦选荐，应用华人，归陈笙郊选荐，均须熟手，以专责成”。而且在总行和重要口岸的分行都用洋人为大班，掌握业务上经营上的权力：凡是一切存款，放款，资金运用，押品处理，签订合约，选用职员等等，大班都有权决定。章程强调“生意出入银钱，均归大班主政，买办辅之”，但同时又保留总董在用人和大政方针的最后决定权，这种经营权和人事决策权分离，有利于银行的商业化经营。
盛宣怀极想得到银行督理一职，但遭遇张之洞等的反对，只好避嫌。盛遂提议由清廷简派大臣，遴选各省公正殷实之绅商，举为总董，以号召华商招集股本银。根据股份多少择定董事会成员，藉以扭转官僚机构对金融业之垄断。事实上盛承担的是中国通商银行董事局主席职责，遇事公董协商，并非如当时社会上种种对盛的非难之所言，大权独揽。
盛宣怀推荐张振勋、叶成忠、严信厚、朱葆三、杨文骏、刘学洵、严滢等9人为总董，均有工商界金融界巨擘身份，实属精通商务深孚众望之人，赢得了商人的信任，故入股非常积极，“此间商人见章程尽善，多愿附股”，“须速挂号，股份甚挤”。说起中国通商银行五十年发展史中的关键人物，肯定绕不开该行的这些浙江籍金融巨擘，三任华大班皆为“宁绍帮”，上表总董人选里浙江人超逾六成以上。
——会计制度以西方银行为蓝本，账册、簿据全用英文。《章程》第二十二条规定记账用英文，“本银行每届半年，须将一切款项，核结清楚，照汇丰办法，由总理洋人刊印总册，分送各股东及公家存查，至刊送以结帐后三个月为限，不得再迟”。采用洋大班制度及英文记账制度的好处，一是可以直接与国际接轨，向洋人学习先进的经营理念与经验，师夷长技，尽快掌握近代银行信贷业的运营规律；二是可以通过与外商银行合作，借以通融中外金融，抵制清政府及一些封建金融机构的干扰和纠缠，具有自我保护意识和灵活性。为了取得“外滩银行”的地位，通商银行还申请加入了外商银行同业公会。这种向西方学习的趋向使其为中国金融业培养了一批人才，其佼佼者如宋汉章、陈布雷等。
——借官场资源，为银行排忧解难，极尽庇护之责。盛宣怀利用担任督办铁路大臣的职权，为通商银行争取到大笔铁路外债存款，1905年底，沪宁铁路在通商银行的存款达254万两，占全行存款的三分之二。在应对清政府与通商银行的分歧冲突中，盛宣怀站在商人的立场上，同政府交涉，据理力争，几次使通商银行逢凶化吉，避免遭受官方的盘剥。这种态度使国家对通商银行不至于手伸得太长，维护了通商银行一定的独立性和自主权。
温“股”知新：一窥股份制银行的治理构架
蓦然回首，中国自办的第一家银行飘摇的身影早已远去，它曾极尽辉煌，更历经艰辛，如今只留下一些泛黄的文献资料在档案馆里供研究者凭吊，其中股票无疑是最富历史文化内涵的。
中国通商银行股票发现有多种版式。恕笔者孤陋寡闻，该行初创时的股票仅见文献中的附录式样（图1），署名总董是严信厚、朱佩珍、严潆，华大班为陈笙郊。上端居中银行图标广告（logo）：两头相向而立的狮子簇拥着“中国通商银行”圆形标志，边框四角嵌入阴阳鱼“太极”图纹，诠释该银行的核心理念。后来年份的股票皆“以精纸用机器印造”，延续了这种设计风格。
图1：银行创立时所发股票的式样。
目前见诸谱录的该行最早的股票实物，是签发于“壬子年（即1912年民国元年）正月初一日”的壹股（图2、图3），“办事总董沈敦和、王存善、顾润章”及“华大班谢纶辉”签名钤章。股东为经壬记，第一次交“规银伍拾两整”，据股票文字可知，“每股银壹佰两，开办时收银伍拾两，给予股票息折”，“第二次应收银贰拾伍两，第三次应收银贰拾伍两，届时由总董议定收银日期，分登各报。各股携同原付票折，向本行按数付银，另给收单，至第三次付银讫，便为完全，应将第一次第二次票单缴销，另换新股票，照章按六个月结账一次，每股应得利息并酌提公积等项，均由总董刊账登报，凭折支付，因票数不合经董事会公议换给股票，须至股票者”。
图2：1911年发行的喜股正面。
图3：1911年发行的壹股背面。
1924年发行的“壹股”（图4、图5），红色，边框四角花团里的“太极图”已改为“壹股”字样。右端联息票尚存四十张，表明已有二十张息票被剪下兑取红利了。编号“信字第四零零壹号”，股东“金记”，“第一次规银伍拾两”，规则同前，票上钤章署名的董事邵子愉与徐冠南，总理为傅宗耀（即第三任华大班傅筱庵，上海滩闻人，招商局董事，抗战时附逆投敌，出任伪上海市长，旋遭军统暗杀）。
图4：1924年发行的壹股正面。
图5：1924年发行的壹股背面。
1934年7月1日发行的绿色版股票（图6），股东“信记”，股额“拾股”，“第一次国币柒百元整”。票上信息注明“兹经中华民国二十一年六月五日股东大会议决，股本总额改为国币柒百万元，仍分伍万股，每股折合国币壹佰肆拾元，先收半数，共收国币叁百伍拾万元，当经奉财政（部）实业部核准在案，合行换给股票为证”。边框花饰设计繁复，印制考究，由“上海中华书局承印”。编号为“002456”，由董事“傅筱庵、谢光甫、徐冠南、孙衡甫、朱子奎”钤章签发。票上董事傅筱庵、谢光甫（浙江泗门籍银行家，曾任通商行总经理、海上大藏书家）、徐冠南（浙江乌镇首富）、孙衡甫（宁波慈城籍著名银行家，曾任四明银行董事长兼总经理）、朱子奎（中国工商业巨子朱葆三长子，曾任该行董事长）等签名。
图6：1934年发行的绿色版股票。
1937年发行的“零股”（图7），计“国币拾元整”，紫色，贴六和塔贰分印花税票。股东“赵陈寿珍”，编号为“商字第贰柒玖肆号”。
图7：1937年发行的“零股”。
1937年发行的“壹股”（图8），红色，“国币壹百元”，贴六和塔贰分印花税票。股东“王华记”，编号为“通字第壹柒叁号”。
图8：1937年发行的“壹股”
1937年时的董事长已经换成“杜镛”（即杜月笙），常务董事“胡以庸、陈洪、赵季言、张文焕”，背后有着难言的悲凉。
命运多舛，银行的前途与当权者的命运紧密相连
通商银行成立之初，国家即授予其发行银元、银两之特权，希望使之成为整顿币制的核心与枢纽，加上采用先进的经营管理方式，曾经一度让中国通商银行显露出蓬勃的势头，很快在香港、天津、汉口、广州、汕头、烟台、九江、镇江和北京等许多城市设立了分行，但在晚清内忧外患的社会环境下，多头钳制，放大了它本身存在于制度、管理和经营中的缺陷，缺乏向市场开拓的勇气，毫无积极拓展的气象，在各种资源有效配置上受到专制制度下种种阻挠，影响了银行资金作用的发挥，使之难以追求资金利用的最大效益，很长时间里业务拓展缓慢，步履维艰。在其初创的15年中，存款总额只有4年稍微超过资本额，其余11年都没有超过注册资本数，承揽汇款和其他在途结算资金方面也未见成效，未能显现新式银行的优势。
到辛亥革命前后，中国通商银行资本构成发生了显著的变化：大股东招商局由于江轮停航，营业锐减，资金困难，股息无法发放，就将所购通商银行股票先后在1911年和1912年分两次全数派给股东作为股息，官股出让给个人。而电报局所认购的20万两通商股票，早在1898年下半年也以分派股东股息的形式被搭发出来，这样工商业者的股份迅速增加。同时，通商银行实权人物也发生变动，盛宣怀于1916年去世，初创时的9大总董中，张振勋1904年辞职，而叶澄衷、严信厚、严潆、刘学询等先后去世。自1919年开始，大权落到了董事傅筱庵手中。中国通商银行变成了一家独立于政府控制之外的商办银行。
1935年，中国通商银行发生挤兑风潮，国民党政府为控制中国金融，迫其接受增拨官股347.5万元（以复兴公债抵充），将原有商股折合成52.5万元，合成400万元，被强行改组成“官商合办银行”。杜月笙上台后，为了迎合四大家族的需要，竟把银行资本大部分用于购买公债，从事投机，支持国民党政府打内战，通行已经完全成了反动政权和大地主、大银行家的附庸（图9）。
图9：通商银行在报上成为反面附庸
1947年，中国通商银行举行创立五十周年纪念活动，编著出版《中国通商银行创立五十周年纪念册·五十年来之中国经济》（图10），对通商银行50年历史，以及在中国金融、银行业、钱庄业、财政、币制、公债、保险等领域五十年取得的进步，进行了综述总结，撰述者为章士钊、宋汉章、陈光甫等各界名家，可视为该行“回光返照”。
图10：1947年中国通商银行编著出版的纪念册
随着恶性通货膨胀的加剧，通商银行到上海解放前夕，除了一些房地产以外，只剩下一些有名无实的空架子。
上海解放后，人民政府接收了中国通商银行的官股部分纳入公股，1952年，通商银行和其他银行、钱庄合并组成公私合营银行，55年历史就此画上了句号。
【注释】
注1 夏东元.盛宣怀传[M].成都: 四川人民出版社，1988.
注2 邓娟 “中国首家银行的创立”《知识窗》2006年第7期
注3. 汪熙主编:《中国通商银行——盛宣怀档案资料选辑之五》，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3页
注4. 谢俊美，中国通商银行: 盛宣怀档案资料选辑之五[Z].上海人民出版社。
主要参考资料
盛宣怀《请设银行片》、《皇朝经世文编》卷2
“试论中国通商银行的创办与运作方式”[章友德著，《历史教学问题》(沪)1994年第04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