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粹主义害惨了拉美
发布时间：2019-11-29 10:20:29 作者： 来源：中国银行保险报网
作者：（智)塞巴斯蒂安.爱德华兹
翻译：郭金兴
出版：中信出版集团
时间：2019年6月
定价：68元
□禾刀
要说拉美，优势多多——远离两次世界大战战火；坐拥太平洋和大西洋两大海洋；自然资源丰富，是世界许多大宗原材料的重要生产源头；紧邻世界头号经济大国美国这棵大树——尽管有一手不错的“牌”，但拉美近半个世纪以来却陷入了经济停滞不前，社会动荡的局面。为什么？
《掉队的拉美：民粹主义的致命诱惑》的作者塞巴斯蒂安·爱德华兹出生于智利，在学术生涯中长期关注拉美经济问题。在世界银行任职期间，他负责拉美经济事务，经验丰富。本书中，塞巴斯蒂安用翔实的资料特别是数据，剖析了拉美地区因何从繁荣走向衰落。
塞巴斯蒂安认为，民粹主义政策盛行是拉美缓慢而持续衰退的一个重要原因。长期以来，拉美国家的政客利用民族主义和平等主义，强调收入分配，对外推行贸易保护主义，对内实施严格管制。这种民粹主义政策的结果就是经济扭曲，效率低下，最终牺牲的不仅是长期可持续的经济增长，还有民众的收入和福利。
“大萧条”后的泾渭之别
作为经济学者，塞巴斯蒂安的笔触充满感情色彩——“拉美经济史宛如一曲悲歌，充满哀伤与挫折，已逾500年。1700年，北美和南美的殖民地生活水准大致相同。然而截至1820年，拉美的人均收入仅是美国、加拿大的2/3。到了2009年，拉美的人均收入大约降至北美的1/5。”
总体上看，摆脱殖民统治后的拉美便开始拉开了与北美的距离，这倒不是为殖民唱赞歌，而是独立后的拉美确实没能很好地解决殖民时代留下的负面遗产。不过，拉美真正与北美差距拉大，当是“大萧条”之后。
始于上世纪三十年代的“大萧条”重创全球经济，北美亦深受其害。美国之所以能够率先走出“大萧条”，首功当属“罗斯福新政”。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正是在这一时期，美国出台了促进对外贸易的《贸易法》，一扫此前美国推行关税壁垒的障碍。
“罗斯福新政”的成功经验原本应成为拉美国家效仿的样板，然而，“从20世纪40年代开始，拉美所有国家关闭了自由市场的大门，依靠广泛的关税壁垒保护本国产业”。
拉美的保护政策主要体现在这么几个方面。一是推行本国货币盯住美元，导致币值高估，本地商品在国际市场上毫无竞争力，出口停滞，积累大量贸易赤字；二是推行保护主义政策。然而，受到保护的部门的生产率并未提高，而进口关税、许可证与各种禁令却成为拉美经济的顽疾之一。至20世纪80年代中期，拉美是世界上保护主义最为盛行的地区之一。例如1985年，平均进口关税在南美洲为51%，在中美洲为66%；相比之下，在非洲的进口关税为40%，东亚仅为25%；三是大量国有企业效率极低，“亏损严重，为公共部门财政制造了大笔赤字，进而催生了通胀压力”。
民粹主义的阴霾
在塞巴斯蒂安看来，拉美民粹主义思潮的盛行，选举出来的领导人大都只能急功近利，在原来的保护主义政策上层层加码，导致积重难返。比如，上世纪八十年代，阿根廷为遏制通胀，采取盯住美元策略。物价确实立竿见影，自然会“产生巨大的政治收益”。但此举背后是币值错估，资源错配，这也是阿根廷频陷货币危机的根源所在。
前些年，国际大宗商品价格的飙涨，一度为拉美提供了深化改革的喘息之机，但除了智利、乌拉圭等少数国家，许多国家改革只是进一步强化过去的民粹主义，当大宗商品价格回落，资金链断裂，社会重回动荡。
民粹主义往往披着捍卫民族利益的华丽外衣，强化保护主义，滥发福利，但又背离经济常识，仇视外来的一切。现实中，民粹主义常常打着改善社会不平等现象的旗号。毫无疑问，消除贫富差距确实是许多国家努力的目标，但经济学上的不平等，并非真就万恶不赦。2015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安格斯·迪顿曾指出，发展导致了不平等，不平等却时常有益发展，比如它会为后进者指明发展方向，或者刺激后进者去迎头赶上。
增加底层群体收入有很多选择，这也是今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阿比吉特·班纳吉和埃斯特·迪弗洛夫妇俩长期研究的内容。二人通过合著的《贫穷的本质》一书，告诉了人们一个质朴的道理：帮助底层脱贫关系到创造教育机会、工作机会、公平竞争等一系列问题。
拉美从来不缺改革热情。1989年推行的“华盛顿共识”包括减少政府干预，促进贸易和金融自由化等10条政策措施，一开始也收到了效果，比如物价涨幅收窄，工资增长。然而，当改革逐渐走向深水区时，拉美的民粹主义便不愿再做出让步，结果金融、贸易包括政府监管改革雷声大雨点小，这也是“华盛顿共识”夭折的主要原因。
墨西哥在改革方面的步子曾迈得更大，几乎照搬美国从宪法到国内的诸多政策，但并没有收到理想的效果。就此，塞巴斯蒂安借乌拉圭学者与作家何塞·恩里克·罗多的话指出，“与艺术和文学一样，盲目模仿只会使我们成为该模式的低劣复制品”。
“例外”的尴尬
塞巴斯蒂安认为：“大多数拉美国家的经济仍受到世界上最为严格、最为扭曲、最具保护主义色彩的监管。在拉美的许多国家，开办一家企业的成本极高，繁文缛节扼杀了活力，沉重的税负难以承受。除了极少几个例外……”
塞巴斯蒂安对智利大书特书，这是因为智利是拉美国家中少有的亮点。智利最丰富的资源是铜矿，但仅靠铜矿，智利显然难以发展壮大。上世纪七十年代，“一批年轻的智利经济学家将弗里德曼的自由市场制度应用于本国，不仅挽救了本国经济，也间接地推动了政治改革”（学者李子语）。他们被称为“芝加哥小子”。经过数十年的坚决改革，阵痛过后，智利经济开始走向复苏，经济发展水平渐渐接近南欧国家，在拉美，已经堪称耀眼的明星。
塞巴斯蒂安怎么也没有预料到，被其在书中作为拉美经济标杆的智利，最近却陷入了严重的动荡，这使他的论据明显失去了应有的力度。
自10月份起，智利爆发了针对公交系统票价上涨的抗议活动，并最终演变为全国性暴力和流血冲突。为此，智利取消了APEC峰会，至于其他国际国内活动的取消、改期或改地更是不在少数。著名学者诺姆·乔姆斯基更是直言不讳地指出，“智利动荡毫不意外，凸显新自由主义失败。”
智利真的像塞巴斯蒂安让你说的那样走出了民粹主义阴影，还是在新的阴影中迷失了呢？相信许多学者都在努力寻找答案。现在来看，拉美的动荡未来很可能仍会持续，拉美仍可能在迷失的自我与自我的迷失中苦苦求索，包括智利。
翻译：郭金兴
出版：中信出版集团
时间：2019年6月
定价：68元
□禾刀
要说拉美，优势多多——远离两次世界大战战火；坐拥太平洋和大西洋两大海洋；自然资源丰富，是世界许多大宗原材料的重要生产源头；紧邻世界头号经济大国美国这棵大树——尽管有一手不错的“牌”，但拉美近半个世纪以来却陷入了经济停滞不前，社会动荡的局面。为什么？
《掉队的拉美：民粹主义的致命诱惑》的作者塞巴斯蒂安·爱德华兹出生于智利，在学术生涯中长期关注拉美经济问题。在世界银行任职期间，他负责拉美经济事务，经验丰富。本书中，塞巴斯蒂安用翔实的资料特别是数据，剖析了拉美地区因何从繁荣走向衰落。
塞巴斯蒂安认为，民粹主义政策盛行是拉美缓慢而持续衰退的一个重要原因。长期以来，拉美国家的政客利用民族主义和平等主义，强调收入分配，对外推行贸易保护主义，对内实施严格管制。这种民粹主义政策的结果就是经济扭曲，效率低下，最终牺牲的不仅是长期可持续的经济增长，还有民众的收入和福利。
“大萧条”后的泾渭之别
作为经济学者，塞巴斯蒂安的笔触充满感情色彩——“拉美经济史宛如一曲悲歌，充满哀伤与挫折，已逾500年。1700年，北美和南美的殖民地生活水准大致相同。然而截至1820年，拉美的人均收入仅是美国、加拿大的2/3。到了2009年，拉美的人均收入大约降至北美的1/5。”
总体上看，摆脱殖民统治后的拉美便开始拉开了与北美的距离，这倒不是为殖民唱赞歌，而是独立后的拉美确实没能很好地解决殖民时代留下的负面遗产。不过，拉美真正与北美差距拉大，当是“大萧条”之后。
始于上世纪三十年代的“大萧条”重创全球经济，北美亦深受其害。美国之所以能够率先走出“大萧条”，首功当属“罗斯福新政”。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正是在这一时期，美国出台了促进对外贸易的《贸易法》，一扫此前美国推行关税壁垒的障碍。
“罗斯福新政”的成功经验原本应成为拉美国家效仿的样板，然而，“从20世纪40年代开始，拉美所有国家关闭了自由市场的大门，依靠广泛的关税壁垒保护本国产业”。
拉美的保护政策主要体现在这么几个方面。一是推行本国货币盯住美元，导致币值高估，本地商品在国际市场上毫无竞争力，出口停滞，积累大量贸易赤字；二是推行保护主义政策。然而，受到保护的部门的生产率并未提高，而进口关税、许可证与各种禁令却成为拉美经济的顽疾之一。至20世纪80年代中期，拉美是世界上保护主义最为盛行的地区之一。例如1985年，平均进口关税在南美洲为51%，在中美洲为66%；相比之下，在非洲的进口关税为40%，东亚仅为25%；三是大量国有企业效率极低，“亏损严重，为公共部门财政制造了大笔赤字，进而催生了通胀压力”。
民粹主义的阴霾
在塞巴斯蒂安看来，拉美民粹主义思潮的盛行，选举出来的领导人大都只能急功近利，在原来的保护主义政策上层层加码，导致积重难返。比如，上世纪八十年代，阿根廷为遏制通胀，采取盯住美元策略。物价确实立竿见影，自然会“产生巨大的政治收益”。但此举背后是币值错估，资源错配，这也是阿根廷频陷货币危机的根源所在。
前些年，国际大宗商品价格的飙涨，一度为拉美提供了深化改革的喘息之机，但除了智利、乌拉圭等少数国家，许多国家改革只是进一步强化过去的民粹主义，当大宗商品价格回落，资金链断裂，社会重回动荡。
民粹主义往往披着捍卫民族利益的华丽外衣，强化保护主义，滥发福利，但又背离经济常识，仇视外来的一切。现实中，民粹主义常常打着改善社会不平等现象的旗号。毫无疑问，消除贫富差距确实是许多国家努力的目标，但经济学上的不平等，并非真就万恶不赦。2015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安格斯·迪顿曾指出，发展导致了不平等，不平等却时常有益发展，比如它会为后进者指明发展方向，或者刺激后进者去迎头赶上。
增加底层群体收入有很多选择，这也是今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阿比吉特·班纳吉和埃斯特·迪弗洛夫妇俩长期研究的内容。二人通过合著的《贫穷的本质》一书，告诉了人们一个质朴的道理：帮助底层脱贫关系到创造教育机会、工作机会、公平竞争等一系列问题。
拉美从来不缺改革热情。1989年推行的“华盛顿共识”包括减少政府干预，促进贸易和金融自由化等10条政策措施，一开始也收到了效果，比如物价涨幅收窄，工资增长。然而，当改革逐渐走向深水区时，拉美的民粹主义便不愿再做出让步，结果金融、贸易包括政府监管改革雷声大雨点小，这也是“华盛顿共识”夭折的主要原因。
墨西哥在改革方面的步子曾迈得更大，几乎照搬美国从宪法到国内的诸多政策，但并没有收到理想的效果。就此，塞巴斯蒂安借乌拉圭学者与作家何塞·恩里克·罗多的话指出，“与艺术和文学一样，盲目模仿只会使我们成为该模式的低劣复制品”。
“例外”的尴尬
塞巴斯蒂安认为：“大多数拉美国家的经济仍受到世界上最为严格、最为扭曲、最具保护主义色彩的监管。在拉美的许多国家，开办一家企业的成本极高，繁文缛节扼杀了活力，沉重的税负难以承受。除了极少几个例外……”
塞巴斯蒂安对智利大书特书，这是因为智利是拉美国家中少有的亮点。智利最丰富的资源是铜矿，但仅靠铜矿，智利显然难以发展壮大。上世纪七十年代，“一批年轻的智利经济学家将弗里德曼的自由市场制度应用于本国，不仅挽救了本国经济，也间接地推动了政治改革”（学者李子语）。他们被称为“芝加哥小子”。经过数十年的坚决改革，阵痛过后，智利经济开始走向复苏，经济发展水平渐渐接近南欧国家，在拉美，已经堪称耀眼的明星。
塞巴斯蒂安怎么也没有预料到，被其在书中作为拉美经济标杆的智利，最近却陷入了严重的动荡，这使他的论据明显失去了应有的力度。
自10月份起，智利爆发了针对公交系统票价上涨的抗议活动，并最终演变为全国性暴力和流血冲突。为此，智利取消了APEC峰会，至于其他国际国内活动的取消、改期或改地更是不在少数。著名学者诺姆·乔姆斯基更是直言不讳地指出，“智利动荡毫不意外，凸显新自由主义失败。”
智利真的像塞巴斯蒂安让你说的那样走出了民粹主义阴影，还是在新的阴影中迷失了呢？相信许多学者都在努力寻找答案。现在来看，拉美的动荡未来很可能仍会持续，拉美仍可能在迷失的自我与自我的迷失中苦苦求索，包括智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