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命絮语：十七年前的非常采访

□杜亮

很多人都把这次新冠肺炎疫情与2003年的非典疫情相比。专业性的比较自有专业人员来做，我谨作为一个曾经的非典亲历者谈谈前后观感。

对比两次疫情，有两点印象突出：一是经过这十七年，国家的和人民的防卫意识大大增强。全民戴口罩——不管是主动还是被动，已成为防疫的标配。尽管现在每天全国（除湖北外）新增的确诊数已下降到个位数，北京街头的景象依然是口罩遮面，如临大敌。这和十七年前非典期间相对有点宽松的氛围大不一样。当然，这也意味着中国要付出更多GDP的代价。二是与十七年前相比，保险业获得了空前的成长，或者说承担了更大的责任。从疫情相关赔案累计给付金额看，十七年前不到100万元，现在是7600多万元。

之所以有这种变化的感受，要从2003年非典期间的一次采访说起。那时候我是《中国企业家》杂志的新兵。采访的对象正是在当前疫情中活跃的保险家代表——陈东升。时间是5月9日。地点是位于北京西长安街的泰康人寿大厦。

采访前一天，5月8日，当时的卫生部报告北京新增非典临床诊断数字是96例，记者那时用的形容副词是“高位震荡”。“新增临床诊断”数与“新增确诊”数相当。这次新冠肺炎疫情期间，截至目前北京“新增确诊”数最高的一天是在2月2日，32人。目前来看，32人仍是峰值；而最近的一天，3月1日，新增确诊数是1。

现在回过头来看，当时去现场做面对面采访颇有些赴汤蹈火的味道。这也从另一面反映出当时国家和人民疫情防控的观念当时比较薄弱。采访过程中，陈东升和我们都摘掉了口罩。那可是在北京有近百例新增确诊的情况下啊。如果放现在，双方肯定不会互摘口罩的。

“作为保险公司，我们防范风险的意识一直是很强的。”陈东升当时对记者说。当年，泰康推出内地第一个针对“非典”的专项保险；设立“非典”专项慰问基金，等等，都是当时市场上比较领先的，这反映了泰康敏锐的嗅觉；当然，从另一个角度讲，这是实实在在的担当。

十七年后，再看泰康，以世界500强的段位，以集团化的容量，在疫情防控期间，可以说做出了更大的、更直接的、更有意义的事。比如，泰康同济（武汉）医院疫情期间开张，当时便收纳了1000多病人；再比如，宣布设立1亿元公共卫生和流行病防护基金，用于资助相关防治体系的建设。这都是十七年前不敢想象的事情。

从全行业来看，这次新冠肺炎疫情期间，截至2月24日，财险公司与疫情相关的赔付为2460万元，人身险公司与疫情相关的赔付为5174万元，合计赔付7634万元。2003年前的数字不太好找。当时《中国企业家》“非典特刊”中有一个可以参照的数据：“据原中国保监会网站5月8日公布的信息，截止到目前，全国各寿险公司累计受理非典索赔案件163例，已办结90例，累计给付金额52.21万元。”这里仅仅能看到寿险公司数据，但按照寿险理赔金额要明显大于财险理赔金额的规律，保险业总的理赔金额不会超过100万元。这就是本文第一段中疫情相关赔案累计给付金额的来历，十七年增长了至少76倍。

十七年过去，很多大型的、中型的、小型的公司已经不在了；哪怕是以十年的周期来看，众多企业的消失也令人不胜唏嘘，但保险公司绝大多数都还在。现在再去回味陈东升“保险公司防范风险的意识一直很强”这句话，就更能参透“一直”的含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