仅仅开了8年，却是华商储蓄银行之开端

□林振荣

仅见的加印创办人肖像之晚清银行股票

在已经发现的晚清金融题材老股票实物里，有一种“信成银行有限公司正股票”（图1、图2），风格较为特殊。该票印刷精美，票幅高宽分别为24和30厘米，正面咖啡色花饰围拢成框，上端“信成银行有限公司正股票”字样，四角花团里嵌入“信成银行”篆书标志，右端骑缝毛笔填写编号加盖印章与存根连接。票面文字标明“本公司于光绪三十一年九月禀奉商部，立案注册，在上海南市万聚码头设立总行，并北市暨外埠开设分行专办商业兼储蓄银行事宜，共集资本银洋五十万元，分作壹万股，每股五拾元，开办时每股先收二十五元，当给副股票息折为凭”。有关持股人信息，“伯记名下并前共缴到股本银伍佰元正，计拾股，除将前项副股票息折注销外，合填正股票息折给执，以凭支付息银，此股票由总协理董事钤章签字为凭，须至股票者”，由董事王一亭、顾馨一，总理周舜卿及协理沈缦云亲笔签名审核钤章，签发于“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四月拾五日”。股额及银洋数上钤盖“众擎易举”“信成银行”红印，以示郑重。“伯记”为承购股东字号，未能查知何方人士，编号“第叁佰玖拾捌号”，下端添注“上海商务印书馆石印”小字，票面还添注“摊还第一届股款上海信成银行清算处，庚申年四月付讫”红色字样。票背由深绿色花饰围拢成框，左端以卷轴分隔出上下界面分别誊印“创办信成银行周舜卿氏”之肖像及上海总行大楼图，右端排列“股票转让栏”，左端加盖“股票交通公司”印毛笔填写“经手”，不知何意。

目前该银行股票仅见三张实物：上海阳明2014年秋季“故纸繁华·中国之老股票与债券”拍卖专场露面过一张（注1），成交价超过30万，其他两张由上海藏家珍藏。尽管在民国以降也曾印制过袁世凯戎装像的“中国银行股票”，以及孙中山像的“中国国货银行股票”，但最早在设计元素里出现创办人肖像图案的，无疑是信成银行股票。该行股票与发行的纸钞一样，均属可遇而不可求的中国金融票证之顶级珍品。

信成银行有限公司正股票

江浙富商众筹创建民营银行之先声

近代上海，海纳百川，华洋杂处，商贾辐辏，百货骈阗，既是西方冒险家的狂欢乐园，也为华夏外埠商贸奇才提供竞艳舞台。1906年信成银行的公开招股成功，可视为后来“江浙财团”的初次亮相。

信成银行资本总额初定为银洋50万元，分作1万股，每股50元，其中周舜卿作为主要投资人，认股20万元，占40%，余向各界招募，“开办之初，先收五成，余五成俟开办后由各股东及董事随时公议按期照付”。华人不论官商皆可集资认股，但不吸收外股。创办人为周舜卿、沈缦云、唐浩镇、刘树屏、刘树森、孙鸣圻等江浙富商，担任筹集股份的是王一亭、顾馨一、郑宝贤、徐文渊、洪恩苞、李鸣鹤等名流贤达（注2），还吸引来商务部官员王大贞、王熙农等的投资。

依据《信成银行章程》，其组织架构按新式股份有限公司制组建，银行“董事员查账员俱于创办人承集人内由各股东公举”，“其股东之议决权，每有一股者得一议决权，如一人有十股即得十议决权，百股千股以此类推，倘股东因事不能到场会议，可出具凭证，派人代表，或复函从众亦可”，“俱以各股东投票多少之数为准”，“其总协理均由董事局选举”，“任事期满，如众股东以为胜任，仍可公举续任”；“总协理董事员查账员如有违背银行章程，可于定时会议及特别会议时由各股东议决另举”。当“集股已有成数，将届开办之期，开股东总会一次。将本银行内规则会议决定，呈送商部存案”。第一届股东大会公推周舜卿、沈缦云、王一亭、孙鹤卿、顾馨一、刘柏生、林虎侯、徐子云等11人为董事，查账员二人。选举周舜卿为总理，沈缦云为协理，负责主持日常行务。

股东承担有限责任，“股本缴足以外不再向股东添取款项。日后公司设有亏欠，尽公司产业变偿，不得另向股东追补”。“每年六月十二月将各项账目揭算一次，由查账员核对无讹，加盖图记，于定时会议将各账提出，请各股东会议定夺”。“年终刊刻账略，应将公司出入总数，本年贸易情形，本年赢亏之数，摊派利息，并拟作公积之数，公司现存股本及人欠欠人之数，一一揭载明白”。

有责必有权必有利，今日股民熟悉的分红派息赠股之利益分配，在百年前早已实施过了——“股本官利按照常年七厘计算”，“逐年盈余除酌提公积外，余按十四成摊派，以八成派给各股东，以二成派给积余股项下，以二成为各执事花红，以二成为总协理及各董事酬劳”。“公积满五十万元后，每股应加给股票一纸，与正股一体支息，派分余利”。“每半年结账，将各项存付总数仿照东洋银行营业报告书款式编营业报告书一册，备各股东查阅”。“每年结账两次：六月为一小结，腊月为一大结。俟账结清即登报广告，定期分派各股东息银余利，均凭股折支取”，“不论股份多少，股本大小，所有余利一律照派”。

两年后因银行扩张，注册资本不敷应用，乃于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续招新股50万元。宣统三年（1911年）拟再增资100万元，因时逢辛亥革命，人心惶惶，只募得10余万元。信成前后实收资本共计110余万元。

凡成大事者，必借风云际会

为什么是一群江浙商人成就了创办首家储蓄银行的伟业？

其时中国正处“数千年未有之变局”，兴办金融是朝廷要政，信成银行创办人均非泛泛商贩之辈，他们眼界高远，胸怀大志，腹有良谋，兼得天时地利人和之助，不落窠臼，顺势而为，固能心想事成。

头号创始人周舜卿（1852-1923年）（图3），名廷弼，晚号耐叟，是白手起家的无锡富商。据《锡山周氏大统宗谱》（1919）载，系北宋理学家周敦颐（“爱莲说”的作者）三十世孙。11岁入私塾，学而不厌，16岁闯荡上海入利昌铁号作学徒，打烊后去夜校学习英语，勤奋钻研敏于事，因为拾金不昧之美德得到英商大明洋行大班帅初的信任，慧眼识珠，邀入洋行做销售代表、翻译。1878年，帅初投资5000两规银，在苏州河畔四川路桥附近开设“升昌五金煤铁号”，交由周打理，又联创了震昌煤铁五金号，周舜卿不履邪径，不欺暗室，夙夜匪懈，潜心经营，注重信用，借势而为，不数年即业务勃兴，陆续在牛庄、汉口、镇江、常州、无锡、苏州及日本长崎开设7家分号，以为怡和洋行代销钢铁器材等业务为重点。后帅初回英国省亲时病故，其子遵父遗嘱来沪处分遗产，除提取升昌盈余3万两白银外，其余企业债权债务悉归周接盘，时人誉周为“煤铁大王”。1892年后，40岁的周舜卿在无锡一带发起锡金公所，广为投资缫丝业，被家乡民众誉为“缫丝大王”。周在江浙商界颇孚众望，拥有巨额财富与深厚资历，拥有领先于时代的商业理念，不仅发起并成为上海商业会议公所（后改组为上海商务总会）中7名华商议董之一，该行业议事机构的长期领导者，而且也是上海商学会（全国总商会前身）第一任会长。

周舜卿

另一关键创办人物沈缦云（1869-1915年）（图4），祖籍无锡。原姓张名翔飞(祥飞)，父亲张桐龄是前清举人，因太平天国运动爆发，全家避乱上海，母亲工于书画，执教于美国基督教长老会主办的清心女书院。张翔飞12岁随母信仰了基督教，入圣公会所办培雅书院读书。当时，有一在沪开办铁工厂的无锡富商沈金士，因子早夭，遗一独生孙女，便想招孙婿继承家业。张12岁入赘沈家，改姓沈名懋昭，字缦云。沈成年后继承产业，颇有资财。可能因从小受教会教育的缘故，光绪三十二年，沈缦云与他人合办上海竟化女子师范学堂，由其妻沈钦苓任校长。同年沈又受聘为复旦公学校董，并在雨花堂创办上海孤儿院，收容孤儿数百人。

沈缦云

创办董事王一亭（1867—1938年）（图5），名王震，祖籍浙江吴兴，生于上海周浦。素以海上画坛中坚、实业家、社会活动家、杰出慈善家与虔诚的佛教信徒多重标签而称著于世。王从钱庄学徒起步，其人生逆袭得到贵人襄助——慎余钱庄少东家李薇庄，乃宁波小港李家的坤房老四，也是官商合办浙江银行的创始董事——是否受李之影响，不得而知，王一亭位列信成银行之董事，实为涉足金融界之始。1907年后，王历任日清公司总代理，日本大阪商轮公司的买办，华商电气公司董事，投资中华银行、华大商业储蓄银行、上海正利商业储蓄银行、浙江商业储蓄银行、江南银行等任董事。上海光复后，出任交通部长、工商部长；1912年中国同盟会改组为国民党，中国同盟会上海支部改国民党上海分部，王一亭履职部长，后擢任中华商业储蓄银行董事长。

王一亭

该行的关键人物还应算上清朝贵胄载振（图6）——身为专司工商事宜之商部尚书的载振（清末朝廷经济的股肱之臣，固山贝子衔镇国将军）扮演了该行初创时的真正后台靠山。

载振

【注释】

注1、2014年秋季“故纸繁华·中国之老股票与债券”拍卖

注2、《中国之储蓄银行史》（王志莘编，新华信托储蓄银行发行，P17）

开筹建私人储蓄银行之先河

如果说中国通商银行是官商合资聘用洋人照搬英美商业银行模式创建的，那么信成银行则完全私人资本模仿日本储蓄银行形式擘划的，更接中国地气。

1903年，51岁的周舜卿携资入京，捐得候补道四品虚衔，并结识庆亲王奕劻，与载振（亦即奕劻长子，末代庆亲王，后被封镇国公）意气相投，义结金兰，因缘际会，开启了金融巨擘的人生篇章。

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大清政府派遣载振赴日考察宪政，周舜卿以商部三等顾问特赏二品顶戴的头衔（清廷明确规定，集股400万元以上可以成为商部三等顾问，加三品顶戴；集股600万元以上可晋为商部二等顾问，加二品顶戴；集股800万元以上可晋为商部头等顾问，加头品顶戴）随同出访。此行令他俩眼界大开：“区区四岛之地，业此者在数百之众，而每岁每百元所得溢利尚恒有十三四元之多”，如此丰厚的回报与商机，激发了他们携手创办银行之宏愿，“吾国欲与之争竞，自当以广设银行为要着”，强烈意识到强国富民必须要有完备的银行金融服务先行。

回国后，分头准备。九月，周舜卿即与江浙富商沈缦云等联名倡议，禀奉商部以日本银行为蓝本，筹建储蓄银行，其原奏云：“为拟筹资本参酌日本章程在沪创设储蓄银行，以利工业，而开风气，恳请批准立案事。窃职道经商沪埠三十余年，深知商业衰旺之源，每视银行之挹注以为准。沪上银行林立，其大宗款项存储固便，而各工人之积有工资，小本经纪者，每以未能普及利益为撼。查日本银行章程，其储蓄银行一项实占多数，该行专便苦工小贩积资存款以备取携之用。当收赀时给予存票，复加倍称之息，颇称便利。现在沪埠各厂工人以及推车扛货食力之夫不下数十万人。日获之赀所积虽微，存储无地，不免耗散。职道悯之。此次东渡，亲往长崎神户大阪等处考察日本银行章程，拟仿照试办储蓄银行，以备各项工人存积工资。时国家银行已有大清银行，商业银行有中国通商银行，劝业有信用银行，唯独缺储蓄银行”，“如蒙批准立案，拟即在上海地方建屋试办。续将详细章程呈请立案注册”。

核准设立新式银行之难度，肯定不能与合伙办传统钱庄银号相提并论，不会一蹴而就。有关新式银行的筹办专奏及擘划，均得到商部尚书载振的关照与呈准。从批准注册，改名立案，各项章程，发行钞票等，都顺利通过清廷的审批，很明显，载振的背后运作起了关键作用。

为慎重计，周还与无锡老乡蔡缄三再赴日本，专程考察学习储蓄银行有关的具体方略。在出发之前，周禀商部云“窃章京呈蒙批准集股开设储蓄银行，业将集股章程斟酌订定，另禀呈宣在案。惟是银行之属储蓄一种者，其性质与普通银行迥不相同。中国商埠旧有各银行俱系商业银行，无与储蓄相近者，故此种银行之设，在中国实为创举。而日本则创办有年，营此业者不下六百数十家。互求优胜，各图改良。章程日臻完备，条理日益周密。其组织之方，准备之要，簿记之理法，存簿之规制，及用人放款一切事宜，靡不有成规可循。诚能参稽博考，皆足为我导师”。

“惟是东洋虽系章京旧游之地，而各银行办公之所，若无农、商务省照会，虑非他国之人所可自由游历。”——此行亟需商部咨“驻日大使咨办”背书，争取得到官方的协助便利，走外交渠道——“理合呈求钧部，咨明出使大臣，分别照会日本外务省农商务省大臣，准为通饬该国各银行，特许章京及章京带往随同考察之人员，均得入彼行内借抄章程，摹写格式，旁看办公，悉心考察，调查一切，俾资取法，藉作难针。商部据禀，即咨驻日大使咨办”。

同年冬，“周氏抵东以后，悉心体察，并与彼国洞明银行学理之人叠次斟酌，觉中华风气未开，办理银行只能以储蓄为普通银行之一部分，万不可以五十万元资本全数专办储蓄。且就当时情形而论，如专办储蓄而不兼营普通银行业务，运输贯注，难期灵便。乃改变原来专办储蓄银行之计划，而将信成改为普通商业银行兼营储蓄。遂具呈商部云：‘日本现在储蓄银行六百八十五家，其中兼营普通银行业务者，实有二百一十六家之多；储蓄银行支店八百七十七，其中兼营普通银行事业者亦居二百九十一。闻其办法大抵储蓄收入之款存之于普通银行；储蓄付出之款取之于普通银行，故普通银行实为储蓄银行挹注之源。日本系普通银行已经林立之国，储蓄与普通尚不皆分道扬镳。中国当普通银行尚未发达之秋，储蓄银行必与普通银行兼营并鹜，运棹乃可逢源。试办伊始必须统筹全局，出以审慎，期无遗憾。况原拟章程既兼列普通银行各种业务，仅以储蓄称之，名实亦觉未符。章京再四思维，惟有将信成银行改为普通商业银行，将储蓄银行附入普通银行另柜办理。如是则储蓄依然成立，而赢利可期，名称亦顺。除俟考察事峻，回国开办，迳将信成商业兼储蓄银行字样赴部遵章呈请注册外，可否仰祈俯准改办之处，乞赐察核示遵’，后得商部批，准予改名立案。同时周氏检同拟具之各种章程，呈请批准注册。光绪三十二年四月初一日邀准，四月初五日即正式开办”。

有关周氏赴日实地考察记载，与日本银行业界交流，观摩斟酌，汲取经验，改变主营业务初衷，都表明一种虚心学习的审慎姿态，这在虚妄自大的天朝当时是十分可贵的。

接着，周舜卿在1906年春发起银行创立会，复经艰难的招股筹备，立案注册，至清光绪三十二年四月初五日（1906年4月28日）信成银行正式开业，全国第一家私营储蓄银行破壳而出，不仅经营一般银行业务，还获清廷破格给予发行钞票之特权，这无疑是拜庆亲王奕劻父子为其站台护佑之荫泽。

自建行屋，开疆拓土

信成有着勃勃雄心，“凡商务繁盛之埠均设立分行；其内地各府州县由殷实商家觅保代办，以广招徕”。1906年4月28日，北市分行先在自来水桥浜北（今上海北苏州路176号）先行开业。与所有商贸经营者会选择热闹的街市口作为营业场所一样，上海信成银行总行选址华人商民众多的南市大东门（旧上海城垣的朝宗门）万聚码头沿江，觅得地址，绘图建屋。自造的三层洋楼行屋于8月竣工，同年9月11日，信成银行隆重开幕。在信成银行旧照上，我们看到一幢3层欧式洋房（图7），门前车水马龙之场景。总行先后创设沪北市、无锡、南京、天津、北京五家分行，另在苏州、镇江设代理处，并有筹设广东、福建、新加坡分行之计划。

图7 信成银行总行3层欧式洋房。

信成银行的基本业务以存款、贷款、贴现、汇兑及发行钞票五项为主，至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正月十六日度支部颁行《储蓄银行则例》后，更为注重吸收小额储蓄业务。“本银行分设二柜：一系商业银行之柜，一系储蓄银行之柜。凡汇划兑换以及百元以上趸款存付俱归商业银行柜台办理；凡一元以上之零星存户，俱归储蓄银行柜台办理”。“储蓄银行存款分为定期存款、零星存款二种”，“定期存款又分零存趸付、趸存零付及趸存趸付三种”。“储蓄之款如第一次来存之时声明系修学预备储金，或学资储金、或婚嫁预备储金、或养老储金者，本银行当为另册存储，各按定章办理”。另外，“兼做各项妥当押款，凡有本埠地皮房产货物栈单欲抵借款项者，均可至本公司抵用”，“凡无担保无抵押之借款，一概不做，决不稍徇情面”，“押款拆息随时涨落，市价不同，均按照大市轧算”，并可“出立市面通用之本票、支票及汇寄各埠之汇票，以便商民”。

上海信成银行吸收的各类存款总额最多之时达七百万元，获准发行钞票最高时达一百一十万元，说明作为无官资背景的民营银行，在民间是有良好口碑的。时人赞誉其为起步较早、经营较成功、且颇具人气的晚清著名银行，其言不虚。

错位经营

“一元起存”“人休我不休”

信成银行从兴到废只经历了短短8年时间，但在中国金融发展史上，理应享有行业地位，赢得尊重，作为第一家纯粹的民营银行，最早的商业储蓄银行，拥有多项创新记录。

信成银行创业伊始，就市场化定位，商业化运作。与中国通商银行之官商互相掣肘不同，没有官股就少了许多羁绊，故善于捕捉商机，灵活应变，进展神速，经营业绩要好出许多。论及该行的经营策略，后来的经济学家颇为称道的是，信成创制出极为详备的章程制度，最先奉行“一元起存”、“人休我不休”等经营策略，较早地将便民小额储蓄摆到了主营业务之位置，积累了良好的信用。

——信成银行脱胎于日本的“各种章程及办事规则”，已经具备现代银行管理之雏形，其业务规定、服务内容以及纸钞样式为业界奉为“样板”，被纷纷效法与借鉴。周沈二人秉持“章程日益完善，条理日益周密，其组织之方，准备之要，筹记之理法，存簿之规则，及用人放款一切事宜，靡不有成规可循”之理念，力求银行的一切经营活动有章可循，做到了规范主客户关系、明确内部上下级职责，严控发生差错风险。著名银行教育家王志莘在1932年编辑《中国之储蓄银行史》时，鉴于后来经营储蓄业务之商业银行都直接或间接效法信成银行之章程规则，实有详细记述之价值，故用了25页长篇幅，全文附录了该行的《章程》44节、《积余股份章程》15条、《存款章程》33条、《办事条款》31条等，“以誌鸿爪”，为后人完整保存极其珍贵的早期华商银行文献资料。文后的“编者按”还特别说明这些资料之来源，系民国二十二年春由杨次梁先生（曾任信成银行总行经理，也是停业后的清算者）提供，花甲老人将这些原始资料珍重托付，像完成了自己最后使命似的，等到二十三年三月初此书编纂竣工，上门请求复核校勘初稿时，才得知杨先生已于二月廿五日驾鹤西归，悄然离世，“享年六十有二”，令人唏嘘。“据其哲嗣省怡先生云，杨先生本在上海钱业界任事，因北行收账遇唐蔚芝（文治）先生，以唐之介绍，识周舜卿先生，时周适欲办信成，知杨先生于钱业富有经验，故以总行经理之任相属。其后信成之发达，杨先生之力极多云”。

——信成银行目标定位于外资银行不愿意接纳的小储户。“一元起存”之揽储方略吻合了周舜卿的筹办初衷，“鉴于吾国当时，虽亦创办通商银行，议办户部劝业各银行，而储蓄银行顾未有提议及之者。坐使福氓稍有余资，存储无地，辄以为其细已甚，泥沙视之，遂得随耗。而市廛遂因以少巨款之流通，诚商界一大缺陷”。在信成银行订立的《存款章程》中，表露就更直白：“本银行兼办之储蓄银行，系为方便小本经纪及凡农工商食力之夫积存零星款项而设”。河海不择细流，故能就其深，践行“存款不拘多少，无论何人凡有银洋满壹圆以上，不论多寡，不论士农工商，男女老少，均可存储生息，确实可靠，永保无虞”之原则。“满洋壹元即可开户存款，利率自年息四厘至七厘，俱以复利计算”，“自一元以上皆可凭赀易票，凭票取赀。凡满一月期者，即给以相当之息。其余诸色人等，亦准概予存储，凭票给息”。“其息长期及满半年者周息五厘；不满半年者按周息四厘”，况且，“凡修学婚嫁养老兴业学校及善堂存款利息特别加厚”，满满的人文关怀之情。这一举措，扭转了当时银行不收零星小款之现状，实为华商银行壹圆小额存款之滥觞，以致后来的银行业都纷纷仿效——有学者将陈光甫的上海商业储蓄银行推出“一元起存”视作开创吸储小额存款之先河，其实信成银行肯定要早于该行。

——信成银行首倡“办理储蓄部分星期日照常办公，以便工人”。当时尚没有星期六休假之行规，星期日不休意味着是全天候服务的银行，这种“克存信义”的举措赢得了许多客户的青睐，正是由于这种示范影响，才有了1919年黄楚九在爱多亚路上创办“上海日夜银行”，24小时配套服务于“上海夜市物券交易所”和“大世界”之创举。

——发挥资金融通，赋能新式工商实业。信成银行对设行城市的商、农、工、副业发展扶助极大，对商品收购、储存、运输、调剂以及企业初创、重建与技术改造提供过大笔资金周转支持。如无锡分行，为支持振兴地方实业，设立储蓄专柜吸收社会游资，再转贷给农工路矿之实业家，挹注无锡民族工业，解决了早期实业家资金匮乏腾挪周转困难的瓶颈，推动了工商业的繁荣。无锡分行最多时放贷多达50余万银元，特别是对无锡缫丝业的发展起到巨大促进作用。其时无锡丝业已出现“实业厂”与“营业厂”不同经营模式，实行厂房与机器设备之租用常规，经营者如果缺少银行的贷款保障，是无力在旺季购入蚕茧、支付工人薪酬与开支大笔租金的。即便像振新纱厂与茂新面粉厂这样的大型企业，也需要用全部资财抵押到银行获得贷款才去组织再生产的。荣德生曾在1910年向信成银行无锡分行及李裕成钱庄借款8万两，用于赎回振新纱厂。

1911年10月10日的武昌起义，影响波及上海金融界，突发提款和挤兑钞票风潮。此时的信成银行资本金已增至110万元，公积金有10万元。为平息这次挤兑风潮，信成银行与上海其他华商银行公议，做出“持票兑现暂缓一礼拜”之决定。在这7天中，信成银行一面筹备现款，一面赴香港装运现洋。7天后，开始兑现，以大清银行钞票和银元兑换给持票人，不出两天，信成银行便以其雄厚资金准备，平安渡过这场挤兑危机。

正是信成银行秉持的诚信理念和取悦民众服务社会的举措，为该行赚取了声誉，赢得了市场，使信成银行存款业务节节上扬，仅上海总分行存款额就高达700余万元，成为清末上海银行业界经营最为成功的银行之一。而且最初四年，每年股票都以官利7厘加红利5厘的标准分红，常年不低于一分利，投资者所得股息红利之丰厚，居当时华商银行业之首。

除了依凭人格魅力释放影响力外，周、沈还身体力行，赋能金融全行业。早在清末，上海绅商中有识之士，就有倡设银行公会之议。1909年，信成银行牵头，由周舜卿、沈缦云二人发起，主要参与者有大清银行席德辉，交通银行李云书、王丽薇，中国通商银行谢纶辉、顾永铨，四明银行周金箴、虞洽卿、王玉山，浙江银行孙衡甫，裕商银行蔡吉安，信义银行朱清斋，裕宁官银号陈巨川，广东官银号史润甫，加上信成银行办事董事王一亭、刘葆良等，众人在海天邨集议。沈缦云认为成立银行公会是“今日银行家最要之计划”，并讲述倡设银行公会的宗旨，力主“虽然公会固宜速立，而入会之资格，不得不严”，草拟了简章，对资本之调查、钞票之限止、现洋之备存等方面都有所擘画。这一倡议，立即得到李云书、周金箴、虞洽卿的附议，准备进一步商讨推进。但历史留下了遗憾，因清末政局动荡，以及随之而来的辛亥革命战事影响，这一计划最终未能落地。

信成银行还“拟参酌日本储蓄劝业银行章程，发行债券，招集存款。债券之法，每年分两期招集，每期发债券五万纸，每纸计洋五元，计一年两期，集足五十万元，借以开通风气”。嗣奉部批，准予立案。

积余股份，聚沙成塔

早期股民非富即贵。为广揽股款，吸引小额投资，信成银行还另辟蹊径，创制出“积余股份”之方法，将较大的股份（每股伍拾元）化整为零，力争实现普通储蓄者向股票投资者转变，普惠中小客户群体。

根据《积余股份章程》可知，信成银行“为广设分行，扩充营业起见，特于原集正本银五十万元之外，添集股本银五十万元，以为准备”。“此项添集之股份以利益普及为主义。特本储蓄之意为募集之法，务使轻而易举，人人皆可节日用之需，作附股之资。积而久之，遂成本银行之股东，名曰积余股份”。

“积余股份每股银数仍照正本股银之数，每股银五十元。其缴股之法，分乾字、元字、亨字、利字、贞字，凡五种”，“乾字、元字、亨字缴股之法，略与本银行储蓄存款章程之零存趸付办法相近。利字、贞字缴股之法，略与本银行储蓄存款章程之趸存趸付办法相近。惟储蓄存款期满付还本利，积余股份则期满填给股票，作为本银行之股本”。

为防范发生变故，未雨绸缪，“认附乾字、元字、亨字三种积余股份之人，如于股银已缴数次后，中途忽遇事故，不能续缴，所有原认股份，应由原户自行觅人承顶，知照本行，代为过户”。

“积余股份自填给收照息折以后，所有应得官利，概与正本一律按照常年七厘计算”。“本银行获有盈余，所有积余股份亦得派分余利二成。设有亏短，亦只照二成之数摊派。此外八成概归正本五十万之各股东认盈认亏，以昭公允”。“积余股东既经执有股票股折以后，即与正本五十万之各股东一律看待。所有选举之权，议决之权，均与正本各股东相等无异”。

纸钞精品迭现，惊艳收藏圈

民营的信成银行要赢得民众信任，必须重视广告品牌。周舜卿素以个人良好社会形象、股金实力以及与朝廷商部密切的关系做宣传，承诺“永保无虞”。1907年，即创办第二年，信成即以傲人的业绩赢来众多客户，实力与信用兼而有之，蒙商部特别允准，拥有了第五宗业务——获得发行钞票之特权。

短短的八年时间内，信成共发行了两版银元票和一版银两票（其钞票一般通过向储户付给提款的方式发行，这就有助于资金调度）。因设计出众印制考究，屡遭别行仿效。

（图8）第一版银元票发行于光绪三十三年，分壹圆、伍圆、拾圆3种面额及上海、北京、天津3种地名券。票面主图上端为双龙戏珠图，中间的圆形徽标内嵌“中国信成银行”字样。下为“华商上海信成银行”8字，前辍“华商”2字借以吸引国人关注，广造声势。左右圆框里印有信成银行大楼图和“大清国商部尚书固山贝子衔镇国将军”载振之肖像。票面正中及四角花饰里标明币值，两旁为“凭票即付上海通用银元(流通于北京者为北京通用银元)、只认票不认人，执此为照”20字。右端为“大清光绪三十三年正月谷旦”，左端为“中国信成银行洋票永远通用”。票面最下边还添印“明治四十年六月印刷局制造”字样，表明钞票是在日本印制的。纸币背面除行名外均为英文。

 
图8：“华商上海信成银行”第一版银元票。

（图9）第二版银元票发行于光绪三十四年，由上海商务印书馆代印，四角设计为蝴蝶状花冠，已见壹圆、伍圆二种面额，鉴于其时载振已失势，故图案改为机制银币“通用龙元库平七钱二分”正反两面。印无锡地名，亦有加盖南京的。

 
图9：“华商上海信成银行”第二版银元票。

（图10）银两竖式票为北京分行之专用，亦发行于光绪三十四年，实物见有二两、四两、壹佰两等。该票上端相向而立的两只凤凰，簇拥“北京”“信成银行通用银票”标志，下端波涛汹涌之海面，左右两端为气势磅礴的出海蛟龙图案，不但在形制上采用古早竖票式样，并保留传统的正票与票根两联，正票的编号与发行日期上，仍采用传统的毛笔书写签章防伪方法，“凭票不认人”“不能挂失票”。

 
图10：“信成银行”银两票。

信成银行因意外变故被迫停业清理，所发纸钞亦全部兑回。由于回收彻底，历经百年沧桑，目前信成银行纸钞存世稀见。

著名纸币收藏家吴筹中，自1944年参观上海八仙桥纸钞收藏展览，对纸币收藏发生兴趣后，60年如一日，坚持不辍，成就了一座后来者无法超越的中国纸币收藏研究高峰，其一万多张藏品里，信成银行纸钞仅寥寥数张而已，如今只能在上海博物馆里一窥真容。吴老依据个人的收藏厘清了该行的沿革故事，撰写发表了“中国第一家储蓄银行及其发行的钞票”、“中国早期储蓄银行发行的钞票”等研究文章。

革命党人小金库，多变致银行信用动摇

信成银行于1913年停业清理，似乎警示世人“谋事在人，成事在天”的真谛——与众多因昏招频出自断生路导致亏损关门的企业不同，信成的短命夭折，并不是周舜卿经营不善，而是政局幻灭拖累，正应了一句老话，“时也，命也，运也，非吾之所能也”——信成竟然是因为与政治走得太近，原来依傍的载振变身革命之对象，复因沈缦云赞助革命造成亏空而导致歇业，在城头变幻大王旗的民国初年，翻云覆雨，朝秦暮楚是稀松正常的事，其历史意义耐人寻味。

沈缦云是那个时代著名的毁家纾难的资产阶级革命家，思想激进，早年从商之余十分关心时局，对割地赔款忍辱偷生的满清政府深为失望，与工商界进步士绅频繁接触，逐渐萌发了民主革命思想。1900年，沈缦云出资1.5万元助唐才常组织自力军；1909年于右任等人在上海集股自办《民呼日报》，“实行大声疾呼，为民请命”，沈缦云心神往之，亲赴报社拜访于右任，两人相见恨晚，结为莫逆，并慷慨资助经费万余元（该报仅存92天就被查封）；1910年，沈被上海商务总会推为赴京请愿代表，向奕劻面请速开国会，但遭拒绝，沈认定中国前途“舍革命无他法”，遂决心投身革命，经于右任之荐介加入了中国同盟会，是为沪地商界上层参加同盟会之第一人。沈缦云与陈其美等人共谋革命，承担了同盟会与上海商界联络人之重任，在沈的影响下，王一亭、叶惠钧等人也成同盟会会员。同年10月，于右任又办《民立报》，沈缦云资助经费5万元。此时报馆实际上成为同盟会在沪之联络总站，迎来送往人员，交际招待食宿等费开支浩繁，皆由沈缦云打理的信成银行负担，盟友经济拮据商借旅费等，沈亦有求必应。其时同盟会准备在长江流域一带组织武装起义，沈缦云受命筹款白银4.5万两，委托其兄张祥和（德商瑞记洋行军装部买办）向德国采购步枪3000支、子弹50万发，可惜这批枪支弹药由欧洲运经香港时，被港英当局查获全部没收。武昌首义后，沈缦云更与宋教仁、陈其美等人在《民立报》馆聚会，商讨上海响应事宜，沈承担向李平书等商团领导人做通工作，争取他们协同支持起义的责任。不久上海光复，沈缦云出任沪军都督府财政总长，孙中山亲书“光复沪江之主功”匾额赠予，以彰其功。新政伊始，所有军政花销，几乎都要靠沈筹措，信成银行自然成了“抽水机”，先后输纳垫付近40万，造成很大亏欠。即便如此亦是杯水车薪，军政府财源濒于枯竭状态。

世事难料，信成银行之命运此时已经急转直下，周舜卿以前将权倾朝野的载振印上钞票就等于以其为银行代言，做了信誉担保，但辛亥革命一来，肖像反而惹来麻烦，引发民众责难，让信成拥有的政治优势顷刻变成“负资产”——信成银行受到株连，革命党趁机清算，发行钞票之特权被取消，各地储户纷纷提兑钞票，在北京分行，载振一次就向信成提取存款100万两白银（庆亲王弃官经商后，曾投资30万元参与创办天津劝业商场），致其即刻停业——屋漏偏逢连阴雨，沈缦云挹注革命党竟然为银行埋下了祸根——本钱原就有限，银根左右支绌，沈呈请军政府准许将信成银行为革命活动的垫资款，以前清上海道台在信成银行的26万两存款作抵，无奈存款簿被道台刘燕翼避往租界时抵给外国驻沪领事团，经多次交涉无果，最终该笔存款被以赔款名义提取，致使信成银行资金链断裂，成为压垮银行的最后一根稻草，信成银行难以应付，事实上歇业清理。

为解决财政赤字，摆脱危机，沈缦云“拟将上海信成银行发行的钞票，由军政府担保，支发军饷及其他用途”，未获通过付诸实施。

周舜卿眼见局势不利，明智通令信成银行先暂时停业，于当年9月召开董事会，组成五人查察小组，稽查账册欲东山再起，终因银行银根短绌，回天无力。至1913年秋，信成银行各地分行先后停业。经此一劫，上海总行被迫宣告彻底停业。这事印证了“我灭了你，但与你无关”的乱世无厘头法则，警示了“金融业的长足发展离不开安定的社会环境”之哲理。

危难关头，沈缦云为上海军政府献出救困三策：其一、改弦易辙，兴办中华银行，发行军用票；其二、打爱国牌，发行公债票；其三、利用海外华侨爱国心，发起募捐活动。为此，沈缦云毅然辞去财政总长之职，改任同盟会理财干事，赴南洋群岛募集捐款。到1912年4月，孙中山出任全国铁路督办，发起组织中华实业银行，委任沈为筹备主任，到1913年5月正式成立时出任总经理。

另起炉灶，中华商业储蓄银行承其衣钵

上海督军陈其美决定创办新银行，发行军用钞票及公债为革命筹集资金，因与信成银行会在业务上发生冲突，为此取消了信成之发钞权，而沈缦云则成了革命银行的筹办者及实际经理人，草订了《试办章程》16条。

1912年1月3日的《申报》四版，刊登了“开办中华银行广告”：“上海市面自八月以来，履起恐慌，以至金融困竭，周转不灵，各项商业均皆束手，若不亟忠流通，诚恐瓦解土崩，不可终日。现奉军政府命令，组织中华银行，即经会同本埠商界诸君妥撷简章，尅日开办，议定资本洋五百万元，公股商股各半，每股洋五元，先收一半，凡我同胞热心，诸君如欲附股者，请致南市久大码头，财政部事务所及下开各处，取阅章程为荷，上海中华银行谨启。”

两个月后，即1912年11月21日，中华商业兼办储蓄银行正式开业，行址初设上海南市吉祥弄口，后迁至四马路（今福州路）。官商合办，实行股份有限公司制，资本500万元，实收50万元，分为15000股。名誉总董孙中山，董事有黄兴、薛仙舟、沈缦云、王一亭、朱葆三，总经理林莲生。经营商业银行业务，兼理军政府军用钞票。1913年2月16日召开股东大会，决议改名为中华商业储蓄银行。1915年后改为完全商办，向农商部注册，董事长朱葆三，董事郭竹樵、王一亭、朱葆三、傅筱庵、周金箴、贝润生、朱子谦、钱达三等。1917年行址迁至北京路290号。

1913年7月，南北战争爆发，沈缦云游说上海工商界人士联合反袁，遭遇上海总商会多数议董之反对，资本家们谋求袁世凯北洋军阀之庇护而不愿冒险，沈缦云对他们软弱妥协的态度极为愤慨，但孤掌难鸣，一筹莫展，无计可施。

由于北洋军实力强劲，加之上海陈其美准备不足，以及“商团不愿参加内战”等种种原因，上海讨袁军很快溃败，到了9月，“二次革命”败局已定，租界工部局落井下石，做出“工部局议决，将黄兴，孙文，陈其美，岑春煊，李平书，沈缦云，王一亭，杨信之八人逐出租界”（注3）。袁世凯以“李平书，沈缦云，叶惠钧，王一亭四绅确有助乱证据”，通令缉捕。

沈缦云只好踏上逃亡之路，避居大连，仍不忘初衷，与日籍华人吴泰仇合伙组织“三大实业公司”，以兴办实业为掩护，继续联络革命志士，秘密进行反袁活动。1915年7月23日，被袁世凯遣人秘密投毒杀害，年仅46岁。孙中山闻讯十分悲痛，亲题“如见故人”挽词，以志哀思。

清理善后，堪称民营银行诚信之典范

艰难支撑了一年之后，信成银行无奈进行清理。对信成银行的猝然倒闭，周舜卿痛心疾首，向外承诺一应全责：“信成我总理之，我终不负人一钱，使国人因信成故，于银行有戒心”。1913年9月，周舜卿召集股东大会，推查验员清理账目，由当时上海总行经理杨次梁负责清理工作，周答应筹措银款——依托盈利较好的无锡分行，抽调自己裕昌丝厂的流动资金，并把升昌、震昌商号等多处私产卖出——将储户各种存款分期分批给息偿还，将信成银行之前累计发行钞券按票面如数十足兑回，终于在一年后（1914年）全部清偿。至于股本，原本无需周担全责，但依据股票上“摊还第一届股款上海信成银行清算处，庚申年四月付讫”的标注可知，直到清理七年后的庚申年即1920年，股款也还在逐步摊还，只是利息稍有亏折而已。

抗风险能力弱小，受时局影响巨大，兴废频繁，是中国早期银行的突出特征。有学者统计，自1897年至1937年抗战爆发的四十年间，中国本土资本银行累计设立390家，但有多达226家先后停业。为了践诺，周舜卿几乎倾家荡产，“数十年辛苦所得，至此耗去大半”，周氏集团元气大伤，周黯然退出金融界。

信成的清理实际并没有引发社会恶劣影响，一个恪守信用，有良知、敢担当的银行家形象跃然纸上。原本银行集股众筹而兴，依恃公权提供融资理财服务而发展，但公权要保障私权而不能维护私利，周舜卿宁可牺牲个人利益而维护客户公众的权利，诠释了金融业“信誉至上”的真谛，闪耀着金融投资家职业操守至上的光芒。

周舜卿一生注重积德行善，服务桑梓，早在1909年就被清廷指派为资政院议员，对于改革币制、加税裁厘(厘金)等多有陈述，备受器重，后又被派为苏、松、常、杭、嘉、湖六郡劝农使，并以办理实业有效而得四品京堂候补衔，复以熟悉洋务，被派为查办交涉事宜大臣。民国以降，信成银行虽倒闭，但周经营的实业却逆袭延续，其1921年捐巨款赈济河北、湖南灾民，曾获北洋政府颁发的匾额与嘉禾勋章。1923年周在家乡病逝，享年71岁。

注释

注3、“民初政争与二次革命”朱宗震，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

【参考书目】

《最近官绅履历汇录》北京敷文社1920年编辑出版

《信成銀行公牘章程規條》

《周舜卿行述》（王金中、沈仲明主编：《无锡工商先驱周舜卿》，凤凰出版社，2007年）

“中国第一家储蓄银行及其发行的钞票”吴筹中，刊于《中国钱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