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振荣
纸钞精品迭现,惊艳收藏圈
民营的信成银行要赢得民众信任,必须重视广告品牌。周舜卿素以个人良好社会形象、股金实力以及与朝廷商部密切的关系做宣传,承诺“永保无虞”。1907年,即创办第二年,信成即以傲人的业绩赢来众多客户,实力与信用兼而有之,蒙商部特别允准,拥有了第五宗业务——获得发行钞票之特权。
短短的八年时间内,信成共发行了两版银元票和一版银两票(其钞票一般通过向储户付给提款的方式发行,这就有助于资金调度)。因设计出众印制考究,屡遭别行仿效。
(图8)第一版银元票发行于光绪三十三年,分壹圆、伍圆、拾圆3种面额及上海、北京、天津3种地名券。票面主图上端为双龙戏珠图,中间的圆形徽标内嵌“中国信成银行”字样。下为“华商上海信成银行”8字,前辍“华商”2字借以吸引国人关注,广造声势。左右圆框里印有信成银行大楼图和“大清国商部尚书固山贝子衔镇国将军”载振之肖像。票面正中及四角花饰里标明币值,两旁为“凭票即付上海通用银元(流通于北京者为北京通用银元)、只认票不认人,执此为照”20字。右端为“大清光绪三十三年正月谷旦”,左端为“中国信成银行洋票永远通用”。票面最下边还添印“明治四十年六月印刷局制造”字样,表明钞票是在日本印制的。纸币背面除行名外均为英文。
图8:“华商上海信成银行”第一版银元票。
(图9)第二版银元票发行于光绪三十四年,由上海商务印书馆代印,四角设计为蝴蝶状花冠,已见壹圆、伍圆二种面额,鉴于其时载振已失势,故图案改为机制银币“通用龙元库平七钱二分”正反两面。印无锡地名,亦有加盖南京的。
图9:“华商上海信成银行”第二版银元票。
(图10)银两竖式票为北京分行之专用,亦发行于光绪三十四年,实物见有二两、四两、壹佰两等。该票上端相向而立的两只凤凰,簇拥“北京”“信成银行通用银票”标志,下端波涛汹涌之海面,左右两端为气势磅礴的出海蛟龙图案,不但在形制上采用古早竖票式样,并保留传统的正票与票根两联,正票的编号与发行日期上,仍采用传统的毛笔书写签章防伪方法,“凭票不认人”“不能挂失票”。
图10:“信成银行”银两票。
信成银行因意外变故被迫停业清理,所发纸钞亦全部兑回。由于回收彻底,历经百年沧桑,目前信成银行纸钞存世稀见。
著名纸币收藏家吴筹中,自1944年参观上海八仙桥纸钞收藏展览,对纸币收藏发生兴趣后,60年如一日,坚持不辍,成就了一座后来者无法超越的中国纸币收藏研究高峰,其一万多张藏品里,信成银行纸钞仅寥寥数张而已,如今只能在上海博物馆里一窥真容。吴老依据个人的收藏厘清了该行的沿革故事,撰写发表了“中国第一家储蓄银行及其发行的钞票”、“中国早期储蓄银行发行的钞票”等研究文章。
革命党人小金库,多变致银行信用动摇
信成银行于1913年停业清理,似乎警示世人“谋事在人,成事在天”的真谛——与众多因昏招频出自断生路导致亏损关门的企业不同,信成的短命夭折,并不是周舜卿经营不善,而是政局幻灭拖累,正应了一句老话,“时也,命也,运也,非吾之所能也”——信成竟然是因为与政治走得太近,原来依傍的载振变身革命之对象,复因沈缦云赞助革命造成亏空而导致歇业,在城头变幻大王旗的民国初年,翻云覆雨,朝秦暮楚是稀松正常的事,其历史意义耐人寻味。
沈缦云是那个时代著名的毁家纾难的资产阶级革命家,思想激进,早年从商之余十分关心时局,对割地赔款忍辱偷生的满清政府深为失望,与工商界进步士绅频繁接触,逐渐萌发了民主革命思想。1900年,沈缦云出资1.5万元助唐才常组织自力军;1909年于右任等人在上海集股自办《民呼日报》,“实行大声疾呼,为民请命”,沈缦云心神往之,亲赴报社拜访于右任,两人相见恨晚,结为莫逆,并慷慨资助经费万余元(该报仅存92天就被查封);1910年,沈被上海商务总会推为赴京请愿代表,向奕劻面请速开国会,但遭拒绝,沈认定中国前途“舍革命无他法”,遂决心投身革命,经于右任之荐介加入了中国同盟会,是为沪地商界上层参加同盟会之第一人。沈缦云与陈其美等人共谋革命,承担了同盟会与上海商界联络人之重任,在沈的影响下,王一亭、叶惠钧等人也成同盟会会员。同年10月,于右任又办《民立报》,沈缦云资助经费5万元。此时报馆实际上成为同盟会在沪之联络总站,迎来送往人员,交际招待食宿等费开支浩繁,皆由沈缦云打理的信成银行负担,盟友经济拮据商借旅费等,沈亦有求必应。其时同盟会准备在长江流域一带组织武装起义,沈缦云受命筹款白银4.5万两,委托其兄张祥和(德商瑞记洋行军装部买办)向德国采购步枪3000支、子弹50万发,可惜这批枪支弹药由欧洲运经香港时,被港英当局查获全部没收。武昌首义后,沈缦云更与宋教仁、陈其美等人在《民立报》馆聚会,商讨上海响应事宜,沈承担向李平书等商团领导人做通工作,争取他们协同支持起义的责任。不久上海光复,沈缦云出任沪军都督府财政总长,孙中山亲书“光复沪江之主功”匾额赠予,以彰其功。新政伊始,所有军政花销,几乎都要靠沈筹措,信成银行自然成了“抽水机”,先后输纳垫付近40万,造成很大亏欠。即便如此亦是杯水车薪,军政府财源濒于枯竭状态。
世事难料,信成银行之命运此时已经急转直下,周舜卿以前将权倾朝野的载振印上钞票就等于以其为银行代言,做了信誉担保,但辛亥革命一来,肖像反而惹来麻烦,引发民众责难,让信成拥有的政治优势顷刻变成“负资产”——信成银行受到株连,革命党趁机清算,发行钞票之特权被取消,各地储户纷纷提兑钞票,在北京分行,载振一次就向信成提取存款100万两白银(庆亲王弃官经商后,曾投资30万元参与创办天津劝业商场),致其即刻停业——屋漏偏逢连阴雨,沈缦云挹注革命党竟然为银行埋下了祸根——本钱原就有限,银根左右支绌,沈呈请军政府准许将信成银行为革命活动的垫资款,以前清上海道台在信成银行的26万两存款作抵,无奈存款簿被道台刘燕翼避往租界时抵给外国驻沪领事团,经多次交涉无果,最终该笔存款被以赔款名义提取,致使信成银行资金链断裂,成为压垮银行的最后一根稻草,信成银行难以应付,事实上歇业清理。
为解决财政赤字,摆脱危机,沈缦云“拟将上海信成银行发行的钞票,由军政府担保,支发军饷及其他用途”,未获通过付诸实施。
周舜卿眼见局势不利,明智通令信成银行先暂时停业,于当年9月召开董事会,组成五人查察小组,稽查账册欲东山再起,终因银行银根短绌,回天无力。至1913年秋,信成银行各地分行先后停业。经此一劫,上海总行被迫宣告彻底停业。这事印证了“我灭了你,但与你无关”的乱世无厘头法则,警示了“金融业的长足发展离不开安定的社会环境”之哲理。
危难关头,沈缦云为上海军政府献出救困三策:其一、改弦易辙,兴办中华银行,发行军用票;其二、打爱国牌,发行公债票;其三、利用海外华侨爱国心,发起募捐活动。为此,沈缦云毅然辞去财政总长之职,改任同盟会理财干事,赴南洋群岛募集捐款。到1912年4月,孙中山出任全国铁路督办,发起组织中华实业银行,委任沈为筹备主任,到1913年5月正式成立时出任总经理。
□林振荣
纸钞精品迭现,惊艳收藏圈
民营的信成银行要赢得民众信任,必须重视广告品牌。周舜卿素以个人良好社会形象、股金实力以及与朝廷商部密切的关系做宣传,承诺“永保无虞”。1907年,即创办第二年,信成即以傲人的业绩赢来众多客户,实力与信用兼而有之,蒙商部特别允准,拥有了第五宗业务——获得发行钞票之特权。
短短的八年时间内,信成共发行了两版银元票和一版银两票(其钞票一般通过向储户付给提款的方式发行,这就有助于资金调度)。因设计出众印制考究,屡遭别行仿效。
(图8)第一版银元票发行于光绪三十三年,分壹圆、伍圆、拾圆3种面额及上海、北京、天津3种地名券。票面主图上端为双龙戏珠图,中间的圆形徽标内嵌“中国信成银行”字样。下为“华商上海信成银行”8字,前辍“华商”2字借以吸引国人关注,广造声势。左右圆框里印有信成银行大楼图和“大清国商部尚书固山贝子衔镇国将军”载振之肖像。票面正中及四角花饰里标明币值,两旁为“凭票即付上海通用银元(流通于北京者为北京通用银元)、只认票不认人,执此为照”20字。右端为“大清光绪三十三年正月谷旦”,左端为“中国信成银行洋票永远通用”。票面最下边还添印“明治四十年六月印刷局制造”字样,表明钞票是在日本印制的。纸币背面除行名外均为英文。
图8:“华商上海信成银行”第一版银元票。
(图9)第二版银元票发行于光绪三十四年,由上海商务印书馆代印,四角设计为蝴蝶状花冠,已见壹圆、伍圆二种面额,鉴于其时载振已失势,故图案改为机制银币“通用龙元库平七钱二分”正反两面。印无锡地名,亦有加盖南京的。
图9:“华商上海信成银行”第二版银元票。
(图10)银两竖式票为北京分行之专用,亦发行于光绪三十四年,实物见有二两、四两、壹佰两等。该票上端相向而立的两只凤凰,簇拥“北京”“信成银行通用银票”标志,下端波涛汹涌之海面,左右两端为气势磅礴的出海蛟龙图案,不但在形制上采用古早竖票式样,并保留传统的正票与票根两联,正票的编号与发行日期上,仍采用传统的毛笔书写签章防伪方法,“凭票不认人”“不能挂失票”。
图10:“信成银行”银两票。
信成银行因意外变故被迫停业清理,所发纸钞亦全部兑回。由于回收彻底,历经百年沧桑,目前信成银行纸钞存世稀见。
著名纸币收藏家吴筹中,自1944年参观上海八仙桥纸钞收藏展览,对纸币收藏发生兴趣后,60年如一日,坚持不辍,成就了一座后来者无法超越的中国纸币收藏研究高峰,其一万多张藏品里,信成银行纸钞仅寥寥数张而已,如今只能在上海博物馆里一窥真容。吴老依据个人的收藏厘清了该行的沿革故事,撰写发表了“中国第一家储蓄银行及其发行的钞票”、“中国早期储蓄银行发行的钞票”等研究文章。
革命党人小金库,多变致银行信用动摇
信成银行于1913年停业清理,似乎警示世人“谋事在人,成事在天”的真谛——与众多因昏招频出自断生路导致亏损关门的企业不同,信成的短命夭折,并不是周舜卿经营不善,而是政局幻灭拖累,正应了一句老话,“时也,命也,运也,非吾之所能也”——信成竟然是因为与政治走得太近,原来依傍的载振变身革命之对象,复因沈缦云赞助革命造成亏空而导致歇业,在城头变幻大王旗的民国初年,翻云覆雨,朝秦暮楚是稀松正常的事,其历史意义耐人寻味。
沈缦云是那个时代著名的毁家纾难的资产阶级革命家,思想激进,早年从商之余十分关心时局,对割地赔款忍辱偷生的满清政府深为失望,与工商界进步士绅频繁接触,逐渐萌发了民主革命思想。1900年,沈缦云出资1.5万元助唐才常组织自力军;1909年于右任等人在上海集股自办《民呼日报》,“实行大声疾呼,为民请命”,沈缦云心神往之,亲赴报社拜访于右任,两人相见恨晚,结为莫逆,并慷慨资助经费万余元(该报仅存92天就被查封);1910年,沈被上海商务总会推为赴京请愿代表,向奕劻面请速开国会,但遭拒绝,沈认定中国前途“舍革命无他法”,遂决心投身革命,经于右任之荐介加入了中国同盟会,是为沪地商界上层参加同盟会之第一人。沈缦云与陈其美等人共谋革命,承担了同盟会与上海商界联络人之重任,在沈的影响下,王一亭、叶惠钧等人也成同盟会会员。同年10月,于右任又办《民立报》,沈缦云资助经费5万元。此时报馆实际上成为同盟会在沪之联络总站,迎来送往人员,交际招待食宿等费开支浩繁,皆由沈缦云打理的信成银行负担,盟友经济拮据商借旅费等,沈亦有求必应。其时同盟会准备在长江流域一带组织武装起义,沈缦云受命筹款白银4.5万两,委托其兄张祥和(德商瑞记洋行军装部买办)向德国采购步枪3000支、子弹50万发,可惜这批枪支弹药由欧洲运经香港时,被港英当局查获全部没收。武昌首义后,沈缦云更与宋教仁、陈其美等人在《民立报》馆聚会,商讨上海响应事宜,沈承担向李平书等商团领导人做通工作,争取他们协同支持起义的责任。不久上海光复,沈缦云出任沪军都督府财政总长,孙中山亲书“光复沪江之主功”匾额赠予,以彰其功。新政伊始,所有军政花销,几乎都要靠沈筹措,信成银行自然成了“抽水机”,先后输纳垫付近40万,造成很大亏欠。即便如此亦是杯水车薪,军政府财源濒于枯竭状态。
世事难料,信成银行之命运此时已经急转直下,周舜卿以前将权倾朝野的载振印上钞票就等于以其为银行代言,做了信誉担保,但辛亥革命一来,肖像反而惹来麻烦,引发民众责难,让信成拥有的政治优势顷刻变成“负资产”——信成银行受到株连,革命党趁机清算,发行钞票之特权被取消,各地储户纷纷提兑钞票,在北京分行,载振一次就向信成提取存款100万两白银(庆亲王弃官经商后,曾投资30万元参与创办天津劝业商场),致其即刻停业——屋漏偏逢连阴雨,沈缦云挹注革命党竟然为银行埋下了祸根——本钱原就有限,银根左右支绌,沈呈请军政府准许将信成银行为革命活动的垫资款,以前清上海道台在信成银行的26万两存款作抵,无奈存款簿被道台刘燕翼避往租界时抵给外国驻沪领事团,经多次交涉无果,最终该笔存款被以赔款名义提取,致使信成银行资金链断裂,成为压垮银行的最后一根稻草,信成银行难以应付,事实上歇业清理。
为解决财政赤字,摆脱危机,沈缦云“拟将上海信成银行发行的钞票,由军政府担保,支发军饷及其他用途”,未获通过付诸实施。
周舜卿眼见局势不利,明智通令信成银行先暂时停业,于当年9月召开董事会,组成五人查察小组,稽查账册欲东山再起,终因银行银根短绌,回天无力。至1913年秋,信成银行各地分行先后停业。经此一劫,上海总行被迫宣告彻底停业。这事印证了“我灭了你,但与你无关”的乱世无厘头法则,警示了“金融业的长足发展离不开安定的社会环境”之哲理。
危难关头,沈缦云为上海军政府献出救困三策:其一、改弦易辙,兴办中华银行,发行军用票;其二、打爱国牌,发行公债票;其三、利用海外华侨爱国心,发起募捐活动。为此,沈缦云毅然辞去财政总长之职,改任同盟会理财干事,赴南洋群岛募集捐款。到1912年4月,孙中山出任全国铁路督办,发起组织中华实业银行,委任沈为筹备主任,到1913年5月正式成立时出任总经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