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银行之光”——民国《海光》月刊
发布时间：2020-04-24 10:36:51 作者： 来源：中国银行保险报网
□陈国庆
“海光之作用，乃我行同人才识经验表现之记录。其所计划，其所贡献，当有辅助行政之伟论。”这是《海光》月刊创刊一周年时一位读者的感言。《海光》月刊由上海商业储蓄银行创办，创刊于1929年1月，1949年7月终刊。共计出刊一百四十二期。《海光》月刊记录了上海商业储蓄银行的大量金融业务活动资讯及经历事例，是一份史料丰富、细节数据相对可靠的刊物，也是我国银行发展史上的一部分鲜活记录，它为研究上海商业储蓄银行在旧中国外商银行和旧式钱庄夹缝中如何艰难成长，乃至研究整个民国时期银行生存发展的历程，提供了难得的珍贵细节和成长足印。
海光月刊的创刊背景
1915年6月2日，上海商业储蓄银行在上海宁波路诞生了。因当时仅有资本10万元，股东7人，尚不及一些稍大的钱庄，故被称为“小小银行”。创办者是陈光甫，被后人誉为“旧中国最成功的银行家”。1941年，美国总统罗斯福的私人代表居里到重庆，当面向蒋介石推荐陈光甫，称他是“中国优秀的金融家”。还有人甚至称他是“中国的摩根”。
上海商业储蓄银行创始人 陈光甫
陈光甫，江苏镇江人，1881年12月17日出生于小商人家庭。其父陈仲蘅，是祥源报关行的职员。陈光甫在这家报关行开始了自己7年的学徒生涯。陈光甫常常回忆这段时光：“幼年亦为学徒，添饭斟茶，早晚上卸排门之役，均任之。在汉口为煤栈学徒时，且须任打包之事。夜间卧于地板之上，热天则露宿晒台，苟不与厨役联络，常不得饱。”然而他事事留意，学习不倦，培养了自己对金融、信贷贸易等业务的兴趣，还学习英文，打下了一定的英文基础。1904年，他得到官费津贴留美学习，学成回国，来到上海，多方筹措，创办了上海商业储蓄银行。自银行创办伊始，便确立了“服务社会”的口号与奋斗目标。陈光甫曾有这样一句话：“人生在社会有一真正快乐之事，那就是树一目标，创一事业，到达目的地，并且成功。此种快乐是从艰难困苦中来的，因而更为持久，更有纪念价值。”
在银行业务范围扩大、管理难度增加的情况下，陈光甫敏锐地意识到：“本行历来缺乏通讯机关，对于各行，不无隔阂之虑”，没有统一的沟通信息渠道、工具，显然已不能适应企业开展正常经营和发展的需要，因而需要“举办月刊，用以互通声气，联络感情”。《海光》月刊遂于1929年1月在上海创刊。
上海商业储蓄银行内景。
在《海光》月刊的《弁言》详叙了创刊的原因。“凡治一事，必先知其内容始末，乃克有成，治银行业者亦然。假如银行中对于其营业情形，分行状况，以及商情变化，消息不通，则办事上之障碍必多。换言之，若有定期刊物，专门记载各项消息，以供行员浏览，则互通声气，收效必宏。此从同人了解本行方面而言，不得不创办月刊者一也。”
“各埠经济组织不同，金融市况各殊，若无一种刊物，汇为有系统之记载，则无由推本溯原，据既往以测将来。此从观察他方得失，藉资本行借镜而言，不得不创办月刊者二也。”
“至若行员之更调，人事之变迁，以及同人研究所得，发为宏论，或期望银行，陈述意见，皆具有记载之价值。此从交换智识，联络感情，增进兴趣方面而言，不得不创月刊者三也。”
发起创办月刊，正值北伐完成、南京政府成立之际。陈光甫认为，“国难甫定，建设开始，国人所期望于本行者至殷且切”。这促使其一改“向来不喜宣传”的初衷，拟借助企业刊物，组织行员，推动银行乘势而上。这应该也是其创办《海光》月刊的主要目的之一。
1932年代的上海商业储蓄银行内使用巴勒某件薄记机的场景。
在1928年底，陈光甫改组了总经理处，将银行日常工作分为“事务”和“业务”两大类别，重点加强了对“事务”即研究、调查、人事等方面的管理职能。新组建的研究科，职责之一是“办理月刊”，为月刊的创办先期做好了组织上的准备。
1930年代的上海商业储蓄银行。
海光月刊办刊经历
《海光》月刊定名“海光”颇有深意，乃取“上海银行之光之意”。当时，行内外均简称上海商业储蓄银行为“上海银行”或“上银”。自此，“海光”成为该行的企业标志。另如，陈光甫和行员引以为傲的藏书楼，即命名为“海光图书馆”；总行设有“海光员工福利委员会”、“海光协助金”等；汉口分行同人组织，称作“海光益智会”；蚌埠分行员工宿舍名为“海光里”。在《海光月刊》创刊前两月，该行曾先办有几期沟通内部信息的刊物，名为《通信录》。当时，内部刊物多流行定名为《通信录》，与“海光”这一有鲜明特征的刊名相比，显然有云泥之别。
《海光》月刊“专供行员阅读”，非卖品。该刊创办初期，版幅为小32开，类似一袖珍手册；后虽改为32开，也比同时期的多数企业刊物小，应是为方便携带、翻阅。该刊每期从30多页至200多页不等，一般在百余页。其封面曾有多次变化:从第4卷第12期起，由民国名人叶恭绰题写刊名；从第9卷第1期始，封面加“行训”:“服务社会，辅助工商实业，发展国际贸易”。
《海光月刊》从创办到终刊，中间经过两次停刊又复刊。1935年7月发行第7卷第7期后，“因为人手缺乏暂行停刊”。1937年1月复刊，又因爆发“八一三淞沪会战”，1937年7月发行第8卷第7期后又停刊。抗战期间因“种种困难未能恢复，但行中无时不在计议中”。抗战胜利前夕，于1945年1月在重庆再复刊，1946年迁回上海。1949年6月，该刊组织了一次会议，拟研究办刊方针，“来配合这个伟大的新时代”。会议出现了“停刊”和“继续办好”两种观点的激烈交锋，但未做结论。会后一个月，还是在1949年7月第13卷第7期后终刊。
《海光月刊》历经20个年头，前后断续刊行了12年计计142期。
办刊人
1928年10月，陈光甫将著名经济学家、曾任北洋政府经济讨论处调查主任、《经济周报》总主笔刘大钧(字季陶)延揽行中，聘为该行的经济专家。他请刘“专代研究各经济问题，每星期四演讲一次，俾吾人可得一切新智识。稍为布置后即先办本行通信录”。但一月后，因“南京立法院欲立一统计处，亦旧闻刘君之名，派人来沪聘请其担任”。刘大钧无奈离开。
不同时期《海光》封面。
一个月后陈光甫决定创办《海光》月刊，只好采取由研究科负责，组织相关科室负责人兼职的办法来组成编辑部，包括伍克家(研究科主任)、郑健峰、陈君毅(秘书科主任)、徐谢康(进展科主任)、张仁彦(文书科主任)等共五人。由松散的兼职班子来办刊，显然办刊的质量无法保障。
1930年3月14日，陈光甫又聘张春帆为中文秘书并专职主笔《海光》月刊。张春帆是晚清政界名人和著名小说家。早年曾任广东法政学堂职事、天津洋务局总文案等职，出版有《九尾龟》、《宦海》作品集。
《海光》第11卷第4期。
张春帆对《海光》月刊进行了创新与改革，主要体现在以下三现方面:一是基于其文人优势，《海光》月刊的文风有所改观。二是文艺作品明显增多，增强了刊物的趣味性。不仅有行员的各种体裁文艺作品，张春帆的长篇小说连载和几乎每期都有的短篇小说、诗词，为“文艺”栏压阵。三是改组栏目及内容，形成的栏目是:“摄影”、“论著”、“专载”、“行务纪要”、“各埠状况”、“同人消息”、“总行通告”、“札记”、“文艺”等。
曾有人评价张春帆办刊，其出身背景和专长既是优势又是其短板，过度渲染了月刊的趣味性，虽获得了一般读者的欢迎，但也诱导了行员的阅读取向，使他们相对减弱了对于银行实务相关的专业理论等的关注。1935年，张春帆因病去世。
1932年，陈光甫将其留美同学邹秉文聘为该行副总经理，欲借助他推进《海光》月刊再上层楼。
邹秉文是我国近代农业科教事业的先行者，享誉国际的著名农业专家；与当时的茅以升、杨杏佛齐名，被誉为科学界的“东南三杰”。
邹秉文除掌管该行农业金融事务，还兼管《海光》月刊。当年四月，陈光甫指定由他领衔，组成有伍克家、张水淇、张春帆、资耀华参加的“编辑委员会，计划改善本刊办法”，经邹秉文等研究商定，从第4卷第5期始，调整栏目内容，设置为:“图画”、“言论”、“学术”、“经济情形”、“行务纪要”、“同人消息”、“通告摘录”、“言行录”、“文艺”等九栏，强化了理论研究，弱化了文艺色彩。据载，“实现以后，成绩斐然”。
1932年10月，宋春舫应聘入行接掌《海光》月刊。“自四卷第十二期起，版式体裁，皆为更改一新”。
宋春舫曾留学法国并获瑞士日内瓦大学经济学硕士学位，掌握英、法、德、意、拉丁等多种语言。留欧期间，痴迷上西方戏剧，是我国近代最早研究和介绍西方戏剧及理论的学者，也是著名的剧作家、戏剧理论家。
《海光》第12卷第2期。
首先，他将版幅扩大为大32开，将原来一直沿用的一排到底不分栏的书册式，改为分三栏的报刊式版式:格言、小品、诗词穿插其间。每期页数由百页左右减为三五十页。其次，将可有可无的公文和专业图表删除，压缩冗长的文章，那些显得枯燥难懂的学术理论文章，经他编改也能引起行员的阅读兴趣。面目一新的《海光》月刊，“所载文字，莫不精警透僻”，让行员感到“新颖隽趣，令人不忍释卷”。
栏目
且以1948年9月15日出版《海光》月刊第12卷第9期为例，做一展示。主要的栏目有“论述”、“修养”、“银行实务”、“金融园地”、“调查与研究”、“文艺杂俎”、“同仁生活”、“附录”栏目。
《海光》第12卷第9期。
“论述”栏目发表了两篇文章：“美国的多宝城”、“八月份经济大事”。
“修养”栏目发表文章：“漫谈曾国藩”。文中结尾写道：“证诸曾公之成就，是知人不能无志，志立则不致随俗沉浮，汎滥无岸，而其成功之要，厥在坚毅力行。唯精神坚毅，方不致因小挫而自馁，能身体力行，则志向与行为合一。故气不足恃，才不足恃，惟毅为足恃。曾公之道德勋名，所以被于天下者。实本于因学力行，强毅笃实而已。”
“服务的体验”栏目发表杨家鹏的文章：“本行代理德士古油公司收款处创办的前后”。
“银行实务”栏目发表了三篇文章：“改革币制后调整资本之研究”、“银行出租保管箱收取保证金之理由”和“国库券与套息”。在“银行出租保管箱收取保证金之理由”一文中对收取保证金之理由阐述道：“一为对将来债务履行之担保；二为对保管箱善为使用担保；三为对保管箱专用钥匙之担保。”
“金融园地”栏目子栏目“每月论”载文：“币制改革后值得注意的问题”、“币制改革后对于银钱业的影响”。子栏目“上海报纸论金圆券”载文：“论日本的通货膨胀”、“美国存款保险制度之发展”。
“调查与研究”栏目刊载文章：“币制改革后昆明市场一瞥”、“币制改革后的对外贸易”、“国内各地工厂统计”、“战前与现实之物价比较”。
封底：本行图书室新到书籍目录。
部分文章
让我们再看看海光月刊的部分文章。
1933年6月出版的《海光》月刊刊有一篇题为《一个月来的图书馆》的文章，作者为南桥。文称：“本行图书馆，没有经过充分的准备，匆匆地开幕了”， 并且，“本馆现在藏书有限，而平均每天有十三四个人来借书，足见同人对于求知欲望的热烈”。
文章中还评述小说在职员中受追捧的原因：“银行职员的生活，太枯寂了，借此调剂，对于身心，都有极大的益处。从积极方面说，有一大半人，国文的通顺，不由于诵习教室内所讲解的书，而由于偷闲阅看小说。小说里边的悲欢离合，赤裸裸地表现着人生的片段，又最足以增加我们的经验。从消极方面说，津津有味地看小说，至少可以少打几圈麻雀，减却几次无谓的酬酢，较之任何劝诫，更有效力。
《海光》月刊第12卷第2期中，“论述”专栏载文“义与利”。文中开头写道：“为富不仁矣，为仁不富矣，记得某本古书上曾有过这么一句话。”
结尾部分写道：“我们从事银行业的人，天天在利字圈里翻跟斗，一言及义，就似乎有点忸怩，这都是不知义利两个字关联密切之故。要知道我们上海银行所得到的利，并不是为增加任何人的享乐，更不是从剥削大众而来。只不过是从服务之中，求一点利润，以维持这个永远为社会服务机构的开支，若有所余，则尽量以之办理社会福利事业，以期取之于社会的钱，仍归还于诸社会。其他的事迹如奖学金，救济金等不说，单是中国旅行社自开办以来以至今日，这二十多年来的赤字，均由本行在一声不响的态度之下，源源负担。中国旅行社服务所及的范围，其广大及普遍，更不必我们多说。这种精神，这种义气，和这种实效，就很值得我们告慰于社会了。办社会之事，不可以无财，掌社会之财不可以无义。我们全体同仁，应该在我行光明“义”旗之下，努力寻求‘利’之所在，以为我广大的社会造福。”
“特载”一栏刊登该行举办征文比赛的第一名文章“本行今后之使命”。作者杨文辉。文章开篇绪论写道：“我行自1915年创立以来，迄今三十余载，在民族自强自决于世界政治经济狂潮猛袭之时代中历尽艰辛，备遭灾难。幸赖我行董事长及诸先进之精心擘划，以卓越之大智慧，坚强之意志，巩固之合作，克服重重难关，而诸同仁亦在谨严持重，服务社会精神之下，勤劳刻苦，忠贞奋斗，致我行业务得到蒸蒸日上，资本由十万元增至一千万元，公积金达一千一百万元，存款由五十万九千元增加至1926年7月7日之两亿另一百万元，以及今日之一千七百亿元，同人由七人增至今日之千余人，我行地位，遂隐然为中外所重视。”
从文中我们可以看出该行发展取得辉煌成绩背后的艰辛与曲折。
封底刊有“海光月刊投稿简则”：“一、凡行社公司同仁投稿，一经采登，当酌酬现金，其不愿受酬者请于一稿末注明。二、文稿性质，凡属经济金融及银行实务研究，生活感想，文艺创作，皆所欢迎。三、来稿请附原文，或注明原稿出处。四、来稿务请缮写清楚，并加新式标点。五、来稿请注明真实姓名及所在行社公司地点，以便通讯并致奉稿酬。六、来稿登载与否，概不退还，本刊编辑部有删改之权。七、来稿请寄总行本刊编辑部”。这份简则使我们对该刊稿件的要求有了清晰的了解和认识。
金融业的雪泥鸿爪是社会变迁的重要组成部分。《海光》月刊给了我们对于历史过往的点滴记忆，也给我们镜鉴未来提供了些许参考与思考。
参考资料：
1、《中国近代银行家陈光甫与〈海光〉月刊》 （马学斌）
2、《民国时期的银行职员在读哪些书？》（刘平）
3、《上海商业储蓄银行之发展》（朱云）
□陈国庆
“海光之作用，乃我行同人才识经验表现之记录。其所计划，其所贡献，当有辅助行政之伟论。”这是《海光》月刊创刊一周年时一位读者的感言。《海光》月刊由上海商业储蓄银行创办，创刊于1929年1月，1949年7月终刊。共计出刊一百四十二期。《海光》月刊记录了上海商业储蓄银行的大量金融业务活动资讯及经历事例，是一份史料丰富、细节数据相对可靠的刊物，也是我国银行发展史上的一部分鲜活记录，它为研究上海商业储蓄银行在旧中国外商银行和旧式钱庄夹缝中如何艰难成长，乃至研究整个民国时期银行生存发展的历程，提供了难得的珍贵细节和成长足印。
海光月刊的创刊背景
1915年6月2日，上海商业储蓄银行在上海宁波路诞生了。因当时仅有资本10万元，股东7人，尚不及一些稍大的钱庄，故被称为“小小银行”。创办者是陈光甫，被后人誉为“旧中国最成功的银行家”。1941年，美国总统罗斯福的私人代表居里到重庆，当面向蒋介石推荐陈光甫，称他是“中国优秀的金融家”。还有人甚至称他是“中国的摩根”。
上海商业储蓄银行创始人 陈光甫
陈光甫，江苏镇江人，1881年12月17日出生于小商人家庭。其父陈仲蘅，是祥源报关行的职员。陈光甫在这家报关行开始了自己7年的学徒生涯。陈光甫常常回忆这段时光：“幼年亦为学徒，添饭斟茶，早晚上卸排门之役，均任之。在汉口为煤栈学徒时，且须任打包之事。夜间卧于地板之上，热天则露宿晒台，苟不与厨役联络，常不得饱。”然而他事事留意，学习不倦，培养了自己对金融、信贷贸易等业务的兴趣，还学习英文，打下了一定的英文基础。1904年，他得到官费津贴留美学习，学成回国，来到上海，多方筹措，创办了上海商业储蓄银行。自银行创办伊始，便确立了“服务社会”的口号与奋斗目标。陈光甫曾有这样一句话：“人生在社会有一真正快乐之事，那就是树一目标，创一事业，到达目的地，并且成功。此种快乐是从艰难困苦中来的，因而更为持久，更有纪念价值。”
在银行业务范围扩大、管理难度增加的情况下，陈光甫敏锐地意识到：“本行历来缺乏通讯机关，对于各行，不无隔阂之虑”，没有统一的沟通信息渠道、工具，显然已不能适应企业开展正常经营和发展的需要，因而需要“举办月刊，用以互通声气，联络感情”。《海光》月刊遂于1929年1月在上海创刊。
上海商业储蓄银行内景。
在《海光》月刊的《弁言》详叙了创刊的原因。“凡治一事，必先知其内容始末，乃克有成，治银行业者亦然。假如银行中对于其营业情形，分行状况，以及商情变化，消息不通，则办事上之障碍必多。换言之，若有定期刊物，专门记载各项消息，以供行员浏览，则互通声气，收效必宏。此从同人了解本行方面而言，不得不创办月刊者一也。”
“各埠经济组织不同，金融市况各殊，若无一种刊物，汇为有系统之记载，则无由推本溯原，据既往以测将来。此从观察他方得失，藉资本行借镜而言，不得不创办月刊者二也。”
“至若行员之更调，人事之变迁，以及同人研究所得，发为宏论，或期望银行，陈述意见，皆具有记载之价值。此从交换智识，联络感情，增进兴趣方面而言，不得不创月刊者三也。”
发起创办月刊，正值北伐完成、南京政府成立之际。陈光甫认为，“国难甫定，建设开始，国人所期望于本行者至殷且切”。这促使其一改“向来不喜宣传”的初衷，拟借助企业刊物，组织行员，推动银行乘势而上。这应该也是其创办《海光》月刊的主要目的之一。
1932年代的上海商业储蓄银行内使用巴勒某件薄记机的场景。
在1928年底，陈光甫改组了总经理处，将银行日常工作分为“事务”和“业务”两大类别，重点加强了对“事务”即研究、调查、人事等方面的管理职能。新组建的研究科，职责之一是“办理月刊”，为月刊的创办先期做好了组织上的准备。
1930年代的上海商业储蓄银行。
海光月刊办刊经历
《海光》月刊定名“海光”颇有深意，乃取“上海银行之光之意”。当时，行内外均简称上海商业储蓄银行为“上海银行”或“上银”。自此，“海光”成为该行的企业标志。另如，陈光甫和行员引以为傲的藏书楼，即命名为“海光图书馆”；总行设有“海光员工福利委员会”、“海光协助金”等；汉口分行同人组织，称作“海光益智会”；蚌埠分行员工宿舍名为“海光里”。在《海光月刊》创刊前两月，该行曾先办有几期沟通内部信息的刊物，名为《通信录》。当时，内部刊物多流行定名为《通信录》，与“海光”这一有鲜明特征的刊名相比，显然有云泥之别。
《海光》月刊“专供行员阅读”，非卖品。该刊创办初期，版幅为小32开，类似一袖珍手册；后虽改为32开，也比同时期的多数企业刊物小，应是为方便携带、翻阅。该刊每期从30多页至200多页不等，一般在百余页。其封面曾有多次变化:从第4卷第12期起，由民国名人叶恭绰题写刊名；从第9卷第1期始，封面加“行训”:“服务社会，辅助工商实业，发展国际贸易”。
《海光月刊》从创办到终刊，中间经过两次停刊又复刊。1935年7月发行第7卷第7期后，“因为人手缺乏暂行停刊”。1937年1月复刊，又因爆发“八一三淞沪会战”，1937年7月发行第8卷第7期后又停刊。抗战期间因“种种困难未能恢复，但行中无时不在计议中”。抗战胜利前夕，于1945年1月在重庆再复刊，1946年迁回上海。1949年6月，该刊组织了一次会议，拟研究办刊方针，“来配合这个伟大的新时代”。会议出现了“停刊”和“继续办好”两种观点的激烈交锋，但未做结论。会后一个月，还是在1949年7月第13卷第7期后终刊。
《海光月刊》历经20个年头，前后断续刊行了12年计计142期。
办刊人
1928年10月，陈光甫将著名经济学家、曾任北洋政府经济讨论处调查主任、《经济周报》总主笔刘大钧(字季陶)延揽行中，聘为该行的经济专家。他请刘“专代研究各经济问题，每星期四演讲一次，俾吾人可得一切新智识。稍为布置后即先办本行通信录”。但一月后，因“南京立法院欲立一统计处，亦旧闻刘君之名，派人来沪聘请其担任”。刘大钧无奈离开。
不同时期《海光》封面。
一个月后陈光甫决定创办《海光》月刊，只好采取由研究科负责，组织相关科室负责人兼职的办法来组成编辑部，包括伍克家(研究科主任)、郑健峰、陈君毅(秘书科主任)、徐谢康(进展科主任)、张仁彦(文书科主任)等共五人。由松散的兼职班子来办刊，显然办刊的质量无法保障。
1930年3月14日，陈光甫又聘张春帆为中文秘书并专职主笔《海光》月刊。张春帆是晚清政界名人和著名小说家。早年曾任广东法政学堂职事、天津洋务局总文案等职，出版有《九尾龟》、《宦海》作品集。
《海光》第11卷第4期。
张春帆对《海光》月刊进行了创新与改革，主要体现在以下三现方面:一是基于其文人优势，《海光》月刊的文风有所改观。二是文艺作品明显增多，增强了刊物的趣味性。不仅有行员的各种体裁文艺作品，张春帆的长篇小说连载和几乎每期都有的短篇小说、诗词，为“文艺”栏压阵。三是改组栏目及内容，形成的栏目是:“摄影”、“论著”、“专载”、“行务纪要”、“各埠状况”、“同人消息”、“总行通告”、“札记”、“文艺”等。
曾有人评价张春帆办刊，其出身背景和专长既是优势又是其短板，过度渲染了月刊的趣味性，虽获得了一般读者的欢迎，但也诱导了行员的阅读取向，使他们相对减弱了对于银行实务相关的专业理论等的关注。1935年，张春帆因病去世。
1932年，陈光甫将其留美同学邹秉文聘为该行副总经理，欲借助他推进《海光》月刊再上层楼。
邹秉文是我国近代农业科教事业的先行者，享誉国际的著名农业专家；与当时的茅以升、杨杏佛齐名，被誉为科学界的“东南三杰”。
邹秉文除掌管该行农业金融事务，还兼管《海光》月刊。当年四月，陈光甫指定由他领衔，组成有伍克家、张水淇、张春帆、资耀华参加的“编辑委员会，计划改善本刊办法”，经邹秉文等研究商定，从第4卷第5期始，调整栏目内容，设置为:“图画”、“言论”、“学术”、“经济情形”、“行务纪要”、“同人消息”、“通告摘录”、“言行录”、“文艺”等九栏，强化了理论研究，弱化了文艺色彩。据载，“实现以后，成绩斐然”。
1932年10月，宋春舫应聘入行接掌《海光》月刊。“自四卷第十二期起，版式体裁，皆为更改一新”。
宋春舫曾留学法国并获瑞士日内瓦大学经济学硕士学位，掌握英、法、德、意、拉丁等多种语言。留欧期间，痴迷上西方戏剧，是我国近代最早研究和介绍西方戏剧及理论的学者，也是著名的剧作家、戏剧理论家。
《海光》第12卷第2期。
首先，他将版幅扩大为大32开，将原来一直沿用的一排到底不分栏的书册式，改为分三栏的报刊式版式:格言、小品、诗词穿插其间。每期页数由百页左右减为三五十页。其次，将可有可无的公文和专业图表删除，压缩冗长的文章，那些显得枯燥难懂的学术理论文章，经他编改也能引起行员的阅读兴趣。面目一新的《海光》月刊，“所载文字，莫不精警透僻”，让行员感到“新颖隽趣，令人不忍释卷”。
栏目
且以1948年9月15日出版《海光》月刊第12卷第9期为例，做一展示。主要的栏目有“论述”、“修养”、“银行实务”、“金融园地”、“调查与研究”、“文艺杂俎”、“同仁生活”、“附录”栏目。
《海光》第12卷第9期。
“论述”栏目发表了两篇文章：“美国的多宝城”、“八月份经济大事”。
“修养”栏目发表文章：“漫谈曾国藩”。文中结尾写道：“证诸曾公之成就，是知人不能无志，志立则不致随俗沉浮，汎滥无岸，而其成功之要，厥在坚毅力行。唯精神坚毅，方不致因小挫而自馁，能身体力行，则志向与行为合一。故气不足恃，才不足恃，惟毅为足恃。曾公之道德勋名，所以被于天下者。实本于因学力行，强毅笃实而已。”
“服务的体验”栏目发表杨家鹏的文章：“本行代理德士古油公司收款处创办的前后”。
“银行实务”栏目发表了三篇文章：“改革币制后调整资本之研究”、“银行出租保管箱收取保证金之理由”和“国库券与套息”。在“银行出租保管箱收取保证金之理由”一文中对收取保证金之理由阐述道：“一为对将来债务履行之担保；二为对保管箱善为使用担保；三为对保管箱专用钥匙之担保。”
“金融园地”栏目子栏目“每月论”载文：“币制改革后值得注意的问题”、“币制改革后对于银钱业的影响”。子栏目“上海报纸论金圆券”载文：“论日本的通货膨胀”、“美国存款保险制度之发展”。
“调查与研究”栏目刊载文章：“币制改革后昆明市场一瞥”、“币制改革后的对外贸易”、“国内各地工厂统计”、“战前与现实之物价比较”。
封底：本行图书室新到书籍目录。
部分文章
让我们再看看海光月刊的部分文章。
1933年6月出版的《海光》月刊刊有一篇题为《一个月来的图书馆》的文章，作者为南桥。文称：“本行图书馆，没有经过充分的准备，匆匆地开幕了”， 并且，“本馆现在藏书有限，而平均每天有十三四个人来借书，足见同人对于求知欲望的热烈”。
文章中还评述小说在职员中受追捧的原因：“银行职员的生活，太枯寂了，借此调剂，对于身心，都有极大的益处。从积极方面说，有一大半人，国文的通顺，不由于诵习教室内所讲解的书，而由于偷闲阅看小说。小说里边的悲欢离合，赤裸裸地表现着人生的片段，又最足以增加我们的经验。从消极方面说，津津有味地看小说，至少可以少打几圈麻雀，减却几次无谓的酬酢，较之任何劝诫，更有效力。
《海光》月刊第12卷第2期中，“论述”专栏载文“义与利”。文中开头写道：“为富不仁矣，为仁不富矣，记得某本古书上曾有过这么一句话。”
结尾部分写道：“我们从事银行业的人，天天在利字圈里翻跟斗，一言及义，就似乎有点忸怩，这都是不知义利两个字关联密切之故。要知道我们上海银行所得到的利，并不是为增加任何人的享乐，更不是从剥削大众而来。只不过是从服务之中，求一点利润，以维持这个永远为社会服务机构的开支，若有所余，则尽量以之办理社会福利事业，以期取之于社会的钱，仍归还于诸社会。其他的事迹如奖学金，救济金等不说，单是中国旅行社自开办以来以至今日，这二十多年来的赤字，均由本行在一声不响的态度之下，源源负担。中国旅行社服务所及的范围，其广大及普遍，更不必我们多说。这种精神，这种义气，和这种实效，就很值得我们告慰于社会了。办社会之事，不可以无财，掌社会之财不可以无义。我们全体同仁，应该在我行光明“义”旗之下，努力寻求‘利’之所在，以为我广大的社会造福。”
“特载”一栏刊登该行举办征文比赛的第一名文章“本行今后之使命”。作者杨文辉。文章开篇绪论写道：“我行自1915年创立以来，迄今三十余载，在民族自强自决于世界政治经济狂潮猛袭之时代中历尽艰辛，备遭灾难。幸赖我行董事长及诸先进之精心擘划，以卓越之大智慧，坚强之意志，巩固之合作，克服重重难关，而诸同仁亦在谨严持重，服务社会精神之下，勤劳刻苦，忠贞奋斗，致我行业务得到蒸蒸日上，资本由十万元增至一千万元，公积金达一千一百万元，存款由五十万九千元增加至1926年7月7日之两亿另一百万元，以及今日之一千七百亿元，同人由七人增至今日之千余人，我行地位，遂隐然为中外所重视。”
从文中我们可以看出该行发展取得辉煌成绩背后的艰辛与曲折。
封底刊有“海光月刊投稿简则”：“一、凡行社公司同仁投稿，一经采登，当酌酬现金，其不愿受酬者请于一稿末注明。二、文稿性质，凡属经济金融及银行实务研究，生活感想，文艺创作，皆所欢迎。三、来稿请附原文，或注明原稿出处。四、来稿务请缮写清楚，并加新式标点。五、来稿请注明真实姓名及所在行社公司地点，以便通讯并致奉稿酬。六、来稿登载与否，概不退还，本刊编辑部有删改之权。七、来稿请寄总行本刊编辑部”。这份简则使我们对该刊稿件的要求有了清晰的了解和认识。
金融业的雪泥鸿爪是社会变迁的重要组成部分。《海光》月刊给了我们对于历史过往的点滴记忆，也给我们镜鉴未来提供了些许参考与思考。
参考资料：
1、《中国近代银行家陈光甫与〈海光〉月刊》 （马学斌）
2、《民国时期的银行职员在读哪些书？》（刘平）
3、《上海商业储蓄银行之发展》（朱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