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振荣
另起炉灶,中华商业储蓄银行承其衣钵
上海督军陈其美决定创办新银行,发行军用钞票及公债为革命筹集资金,因与信成银行会在业务上发生冲突,为此取消了信成之发钞权,而沈缦云则成了革命银行的筹办者及实际经理人,草订了《试办章程》16条。
1912年1月3日的《申报》四版,刊登了“开办中华银行广告”:“上海市面自八月以来,履起恐慌,以至金融困竭,周转不灵,各项商业均皆束手,若不亟忠流通,诚恐瓦解土崩,不可终日。现奉军政府命令,组织中华银行,即经会同本埠商界诸君妥撷简章,尅日开办,议定资本洋五百万元,公股商股各半,每股洋五元,先收一半,凡我同胞热心,诸君如欲附股者,请致南市久大码头,财政部事务所及下开各处,取阅章程为荷,上海中华银行谨启。”
两个月后,即1912年11月21日,中华商业兼办储蓄银行正式开业,行址初设上海南市吉祥弄口,后迁至四马路(今福州路)。官商合办,实行股份有限公司制,资本500万元,实收50万元,分为15000股。名誉总董孙中山,董事有黄兴、薛仙舟、沈缦云、王一亭、朱葆三,总经理林莲生。经营商业银行业务,兼理军政府军用钞票。1913年2月16日召开股东大会,决议改名为中华商业储蓄银行。1915年后改为完全商办,向农商部注册,董事长朱葆三,董事郭竹樵、王一亭、朱葆三、傅筱庵、周金箴、贝润生、朱子谦、钱达三等。1917年行址迁至北京路290号。
1913年7月,南北战争爆发,沈缦云游说上海工商界人士联合反袁,遭遇上海总商会多数议董之反对,资本家们谋求袁世凯北洋军阀之庇护而不愿冒险,沈缦云对他们软弱妥协的态度极为愤慨,但孤掌难鸣,一筹莫展,无计可施。
由于北洋军实力强劲,加之上海陈其美准备不足,以及“商团不愿参加内战”等种种原因,上海讨袁军很快溃败,到了9月,“二次革命”败局已定,租界工部局落井下石,做出“工部局议决,将黄兴,孙文,陈其美,岑春煊,李平书,沈缦云,王一亭,杨信之八人逐出租界”(注3)。袁世凯以“李平书,沈缦云,叶惠钧,王一亭四绅确有助乱证据”,通令缉捕。
沈缦云只好踏上逃亡之路,避居大连,仍不忘初衷,与日籍华人吴泰仇合伙组织“三大实业公司”,以兴办实业为掩护,继续联络革命志士,秘密进行反袁活动。1915年7月23日,被袁世凯遣人秘密投毒杀害,年仅46岁。孙中山闻讯十分悲痛,亲题“如见故人”挽词,以志哀思。
清理善后,堪称民营银行诚信之典范
艰难支撑了一年之后,信成银行无奈进行清理。对信成银行的猝然倒闭,周舜卿痛心疾首,向外承诺一应全责:“信成我总理之,我终不负人一钱,使国人因信成故,于银行有戒心”。1913年9月,周舜卿召集股东大会,推查验员清理账目,由当时上海总行经理杨次梁负责清理工作,周答应筹措银款——依托盈利较好的无锡分行,抽调自己裕昌丝厂的流动资金,并把升昌、震昌商号等多处私产卖出——将储户各种存款分期分批给息偿还,将信成银行之前累计发行钞券按票面如数十足兑回,终于在一年后(1914年)全部清偿。至于股本,原本无需周担全责,但依据股票上“摊还第一届股款上海信成银行清算处,庚申年四月付讫”的标注可知,直到清理七年后的庚申年即1920年,股款也还在逐步摊还,只是利息稍有亏折而已。
抗风险能力弱小,受时局影响巨大,兴废频繁,是中国早期银行的突出特征。有学者统计,自1897年至1937年抗战爆发的四十年间,中国本土资本银行累计设立390家,但有多达226家先后停业。为了践诺,周舜卿几乎倾家荡产,“数十年辛苦所得,至此耗去大半”,周氏集团元气大伤,周黯然退出金融界。
信成的清理实际并没有引发社会恶劣影响,一个恪守信用,有良知、敢担当的银行家形象跃然纸上。原本银行集股众筹而兴,依恃公权提供融资理财服务而发展,但公权要保障私权而不能维护私利,周舜卿宁可牺牲个人利益而维护客户公众的权利,诠释了金融业“信誉至上”的真谛,闪耀着金融投资家职业操守至上的光芒。
周舜卿一生注重积德行善,服务桑梓,早在1909年就被清廷指派为资政院议员,对于改革币制、加税裁厘(厘金)等多有陈述,备受器重,后又被派为苏、松、常、杭、嘉、湖六郡劝农使,并以办理实业有效而得四品京堂候补衔,复以熟悉洋务,被派为查办交涉事宜大臣。民国以降,信成银行虽倒闭,但周经营的实业却逆袭延续,其1921年捐巨款赈济河北、湖南灾民,曾获北洋政府颁发的匾额与嘉禾勋章。1923年周在家乡病逝,享年71岁。
(完)
注释
注3、“民初政争与二次革命”朱宗震,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
【参考书目】
《最近官绅履历汇录》北京敷文社1920年编辑出版
《信成銀行公牘章程規條》
《周舜卿行述》(王金中、沈仲明主编:《无锡工商先驱周舜卿》,凤凰出版社,2007年)
“中国第一家储蓄银行及其发行的钞票”吴筹中,刊于《中国钱币》
□林振荣
另起炉灶,中华商业储蓄银行承其衣钵
上海督军陈其美决定创办新银行,发行军用钞票及公债为革命筹集资金,因与信成银行会在业务上发生冲突,为此取消了信成之发钞权,而沈缦云则成了革命银行的筹办者及实际经理人,草订了《试办章程》16条。
1912年1月3日的《申报》四版,刊登了“开办中华银行广告”:“上海市面自八月以来,履起恐慌,以至金融困竭,周转不灵,各项商业均皆束手,若不亟忠流通,诚恐瓦解土崩,不可终日。现奉军政府命令,组织中华银行,即经会同本埠商界诸君妥撷简章,尅日开办,议定资本洋五百万元,公股商股各半,每股洋五元,先收一半,凡我同胞热心,诸君如欲附股者,请致南市久大码头,财政部事务所及下开各处,取阅章程为荷,上海中华银行谨启。”
两个月后,即1912年11月21日,中华商业兼办储蓄银行正式开业,行址初设上海南市吉祥弄口,后迁至四马路(今福州路)。官商合办,实行股份有限公司制,资本500万元,实收50万元,分为15000股。名誉总董孙中山,董事有黄兴、薛仙舟、沈缦云、王一亭、朱葆三,总经理林莲生。经营商业银行业务,兼理军政府军用钞票。1913年2月16日召开股东大会,决议改名为中华商业储蓄银行。1915年后改为完全商办,向农商部注册,董事长朱葆三,董事郭竹樵、王一亭、朱葆三、傅筱庵、周金箴、贝润生、朱子谦、钱达三等。1917年行址迁至北京路290号。
1913年7月,南北战争爆发,沈缦云游说上海工商界人士联合反袁,遭遇上海总商会多数议董之反对,资本家们谋求袁世凯北洋军阀之庇护而不愿冒险,沈缦云对他们软弱妥协的态度极为愤慨,但孤掌难鸣,一筹莫展,无计可施。
由于北洋军实力强劲,加之上海陈其美准备不足,以及“商团不愿参加内战”等种种原因,上海讨袁军很快溃败,到了9月,“二次革命”败局已定,租界工部局落井下石,做出“工部局议决,将黄兴,孙文,陈其美,岑春煊,李平书,沈缦云,王一亭,杨信之八人逐出租界”(注3)。袁世凯以“李平书,沈缦云,叶惠钧,王一亭四绅确有助乱证据”,通令缉捕。
沈缦云只好踏上逃亡之路,避居大连,仍不忘初衷,与日籍华人吴泰仇合伙组织“三大实业公司”,以兴办实业为掩护,继续联络革命志士,秘密进行反袁活动。1915年7月23日,被袁世凯遣人秘密投毒杀害,年仅46岁。孙中山闻讯十分悲痛,亲题“如见故人”挽词,以志哀思。
清理善后,堪称民营银行诚信之典范
艰难支撑了一年之后,信成银行无奈进行清理。对信成银行的猝然倒闭,周舜卿痛心疾首,向外承诺一应全责:“信成我总理之,我终不负人一钱,使国人因信成故,于银行有戒心”。1913年9月,周舜卿召集股东大会,推查验员清理账目,由当时上海总行经理杨次梁负责清理工作,周答应筹措银款——依托盈利较好的无锡分行,抽调自己裕昌丝厂的流动资金,并把升昌、震昌商号等多处私产卖出——将储户各种存款分期分批给息偿还,将信成银行之前累计发行钞券按票面如数十足兑回,终于在一年后(1914年)全部清偿。至于股本,原本无需周担全责,但依据股票上“摊还第一届股款上海信成银行清算处,庚申年四月付讫”的标注可知,直到清理七年后的庚申年即1920年,股款也还在逐步摊还,只是利息稍有亏折而已。
抗风险能力弱小,受时局影响巨大,兴废频繁,是中国早期银行的突出特征。有学者统计,自1897年至1937年抗战爆发的四十年间,中国本土资本银行累计设立390家,但有多达226家先后停业。为了践诺,周舜卿几乎倾家荡产,“数十年辛苦所得,至此耗去大半”,周氏集团元气大伤,周黯然退出金融界。
信成的清理实际并没有引发社会恶劣影响,一个恪守信用,有良知、敢担当的银行家形象跃然纸上。原本银行集股众筹而兴,依恃公权提供融资理财服务而发展,但公权要保障私权而不能维护私利,周舜卿宁可牺牲个人利益而维护客户公众的权利,诠释了金融业“信誉至上”的真谛,闪耀着金融投资家职业操守至上的光芒。
周舜卿一生注重积德行善,服务桑梓,早在1909年就被清廷指派为资政院议员,对于改革币制、加税裁厘(厘金)等多有陈述,备受器重,后又被派为苏、松、常、杭、嘉、湖六郡劝农使,并以办理实业有效而得四品京堂候补衔,复以熟悉洋务,被派为查办交涉事宜大臣。民国以降,信成银行虽倒闭,但周经营的实业却逆袭延续,其1921年捐巨款赈济河北、湖南灾民,曾获北洋政府颁发的匾额与嘉禾勋章。1923年周在家乡病逝,享年71岁。
(完)
注释
注3、“民初政争与二次革命”朱宗震,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
【参考书目】
《最近官绅履历汇录》北京敷文社1920年编辑出版
《信成銀行公牘章程規條》
《周舜卿行述》(王金中、沈仲明主编:《无锡工商先驱周舜卿》,凤凰出版社,2007年)
“中国第一家储蓄银行及其发行的钞票”吴筹中,刊于《中国钱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