斑驳旧影太古不古，故纸钩沉
发布时间：2020-06-12 10:07:05 作者：林振荣 来源：中国银行保险报网
□林振荣
中国最早的银行保险业务是由来华洋行代理经营的。有关来华外国洋行与中国现代银行保险业的发端究竟存在着怎样的交互作用关系？恐怕会一直是个充满争议很难达成共识的话题，但这并不妨碍我们借此对中国现代金融业开端进行探索研究。几乎可以肯定的是，自英国东印度公司在东方贸易中的垄断地位衰落开始，中国对外贸易的金融周转业务，基本上掌控在来华洋行手中，上海开埠抢滩而来的外国洋行都自己附带诸如办理汇兑、买卖票据、抵押放款、水火保险等代理金融服务，外国资本在华金融活动的主体有一个洋行向银行的嬗递过程。正是来华洋行的远洋贸易需要催生了中国最早一批银行保险业机构的诞生。像英商怡和洋行、宝顺洋行、太古洋行，美商旗昌洋行等，后来它们或投资银行，或创建自己的保险公司。对这些洋行金融业务以及华人买办的研究，有助于厘清中国近代金融发展的脉络。
洋商“富二代”在上海为航运巨擘奠基
在近代中国的洋商机构里，太古洋行的影响力仅次于怡和洋行，而这家英商垄断资本集团的发迹史是从上海开始的。
1866年12月3日，《北华捷报》上刊登了一家名为巴特菲尔德·斯威尔洋行（Butterfield & Swire）的开业启事：一位来自利物浦的41岁商人约翰·萨缪尔·斯怀尔在上海收购了布鲁尔洋行，借福州路四川路交界的吠礼查洋行(Fletcher & Co)的办公楼成立了一家贸易行，这家其名不彰的合伙企业悄然开启了不凡的中国淘金梦——斯威尔给洋行起了一个中文名太古——寓意历史悠久，规模宏大。也有传闻说Swire的中文名“太古”来自中国家庭中的“大吉大利”贴春联讨口彩年俗。当年萨缪尔见上海家家张贴，想来肯定是吉利好词，可惜不谙中文，误摹为“太古”，却歪打正着，成为巧妙的视觉双关语，依典籍解说，“太”本意“太初”“极大”，“古”源出“盘古”“久远”，合起来“宏博、亘古”，竟然哲理意蕴十足，俗气全无。
萨缪尔是个“富二代”，家族产业的实际创始人是他的父亲约翰·斯怀尔(John Swire，1793–1847，被称为老斯怀尔)。一百多年来，他的家族在约克郡的哈利法克斯当地属于名门望族，但后来家道中衰，这并未让十几岁的约翰·斯威尔灰心而自暴自弃，他只身闯荡利物浦当学徒，逐渐谙熟了商贸门道，经过艰苦打拼，白手起家，1816年他在利物浦拥有了自己的纺织品进出口贸易公司（John·Swire洋行）。经历多年商海历练，踌躇满志的父亲将目光瞥向神秘的远东地区——随着大英帝国在远东的殖民掠夺与扩张，发财的商机也随之凸现，他们把英国的羊毛精纺及棉纺产品从利物浦贩运到中国，委托在上海的琼记、普雷斯顿、布莱涅尔等洋行代理出售，又从中国采购茶叶、生丝等回欧洲，建立起稳定的贸易关系。委托代理只是权宜之计，父子俩还规划远渡重洋构建自己的机构。但造化弄人，1847年，53岁的约翰·斯怀尔英年病逝，把光大家族企业的期冀留给了两个儿子约翰·萨缪尔·斯怀尔（John Samuel Swire1825—1898）和威廉·哈德逊·斯怀尔（William Hudson Swire1830—1884）。
约翰·萨缪尔·斯怀尔
钩沉太古往事，追溯洋商发家史
太古洋行从上海启程，像当年众多洋行一样雄心勃勃：以上海为总部，统管远东的中国、日本、南洋各处业务，另在天津、塘沽、宁波、汕头、广州、南京、芜湖、九江、汉口、长沙、宜昌、青岛、烟台、大连、营口、安庆、沙市等地分设机构或建码头堆栈。一路鸿运当头，繁盛70年，直到“七七”战争爆发。
太古之威名是依凭航运界的非凡业绩奠定的。1865年，萨缪尔·斯怀尔的工程师朋友向他隆重推荐一款新出的汽船，这种船能耗少航速快，建议他订购这种船经营利物浦至远东的贸易。于是1867年萨缪尔·斯怀尔筹集资本一百万英镑，在上海组织中国航业公司，除自营外贸进出口业务外，还兼营海洋轮船运输业务，这个小序曲能说明他足够重视科技新成果，具有超前的眼光和敏锐的把握商机能力。1872年，他又在英国集资36万英镑，设立太古轮船公司（China ；Navigation & nbsp；Co.Ltd），1883年资本增至50万英镑，成为与怡和、旗昌齐头并进的三大轮船航运公司。太古为中国运销来欧罗巴的机械、婆罗洲的橡胶，远销去中国的茶叶、丝绸、纺织品，偶尔也捎带东南亚的穆斯林去麦加朝觐。他承接招商局的货运大单，开辟沪港航线，1875年增辟长江内河航线，后陆续扩展中国沿海航线及到海外的航线。到20世纪初，太古洋行的船只与吨位已超越了怡和，占据了来华外国轮船公司的头把交椅，联合垄断了沿海、长江、珠江流域之航运业务，言其执中国水域货运之牛耳，一点都不夸大。
后来，香港特别行政区首任行政长官董建华在为《太古之道——太古在华150年》一书题写序言曾写到，他的父亲董浩云之所以会选择经营航运之路，就是受太古洋行成功的激励，影响至深。
除航运业外，太古洋行还涉足其他实业领域，最为人称道的就是闻名遐迩的太古方糖了。1881年，太古收购香港岛鲗鱼涌多块大型土地，筹设太古车糖公司，主要是考虑爪哇、菲律宾及北昆士兰一带甘蔗原料极其丰富，顺带亚洲人口多，拥有广袤的营销疆域。当时中国国内市场供应土制的黄糖（只有华南地区靠广东惠州出产有少量白糖供应），且质量低劣，数量不能满足需求，因此太古糖厂1884年投产后，消费者趋之若鹜，产销两旺，用渣华原糖炼制的精糖，利润常常达到100%以上。太古糖厂一跃成为全球规模最大技术最先进的糖业基地，为此太古还筹建了专门的运糖船队。19世纪末至今百余年里，太古牌的糖类产品始终是世界畅销品牌。1900年，太古还在炼糖厂的旁边兴建了太古船坞，后来发展成香港最大的船坞，全方位服务于主业。
太古车糖公司广告月份牌。
萨缪尔·斯怀尔的远见卓识老谋深算，以及借重华人职业经理人的经营之道使得太古步入高速发展轨道，保障它由单一的贸易行成长为以太古洋行、太古轮船为核心的庞大财团，它的业务涵盖进出口贸易、航运、航运船舶代理、造船、仓储、制糖、制漆及金融诸多领域，遍布中国内地、香港地区以及日本、泰国、澳洲等地。
太古洋行的ANKINGⅡ安庆轮。
香山买办，称雄宇内
太古的最高管理层，虽一直都是外国大班，许多职业经理人是通过一个独立的培训计划培养的，称为House Staff（直译为：家臣），Swire家族的股东们在公司内极少履职。而洋商来华必须入乡随俗，委托华人买办代办事务是惯常的策略，于是，太古的华人买办对洋行的业务拓展、财富膨胀起到了重要代理作用，也成就了一批声名显赫的香山籍华人买办世家。
太古聘请的第一任华人总买办就是郑观应（陶斋，1842—1922年），他参与创办太古轮船公司并出任总经理。到1882年郑离职，正式接受李鸿章之请，出任轮船招商局第三任总办，投身民族实业之中，变身忠诚的爱国实业家，他著有《盛世危言》，被誉为“中国近代最早具有完整维新思想体系的理论家”。郑的弟弟郑翼之（1861—1921年），在天津俗称“太古郑”，16岁随长兄郑观应赴上海，即入太古当学徒，1881年太古在天津新设分行，郑翼之随同洋大班北上。1886年，26岁的他出任了天津太古洋行买办。太古进驻天津虽晚于怡和洋行，但在郑的努力下，构建起太古食糖网络，几乎垄断整个北方方糖市场，油漆、面粉、保险、驳船、房地产等业务也迅猛发展。
而出任香港太古买办的是莫仕扬买办家族：父子三人做总买办六十余年，莫氏宗亲在太古洋行及其分支机构履职的人累计超千人。
莫仕扬（1820-1879年），名维俊，号彦臣，广东香山人，精明强干，因商务所需而结识洋商，粗通英语，熟谙洋务。1870年任香港太古洋行首任买办，助其迅速打开局面。
次子莫藻泉(1857-1917年)，名鎏章，字冠鋈，藻泉为其号。自幼耳濡目染，富有商业竞争意识，接任太古第二任华人买办。
长子莫干生，1917年接任太古第三任华人买办。
大楼码头：企业的“形象工程”
太古洋行的总部办公楼位于繁华的法租界外滩(中山东二路22号)，洋行的管理者——洋大班则选择在幽静的法租界西部居住。
1906年，太古洋行投资新建的业务大楼建成竣工，建筑地上五层，地下一层，地处黄金地段，坐西朝东，面朝浦江，从办公室望去，对黄浦江码头及船只一览无余。这座由新瑞和洋行设计、钢混框架结构、具有折中主义风格的优秀建筑，被列入上海市第四批三类优秀历史建筑名录。而太古在上海雷上达路、海格路、朱尔典路（今兴国路、华山路、湖南路）相围的地块，修建了数座充满浓郁文艺复兴风格的别墅建筑，设计精湛，称得上沪上顶级洋房。如今这里是上海著名的涉外五星级酒店——兴国宾馆所在地。
太古洋行的总部办公楼。
航运之争，重在码头，对于以航运为主业的太古洋行而言，临江建漂亮的办公楼是一种“形象工程”，而建更多的码头、仓库对其来说意义要远甚于此。太古代理英国远洋航运企业蓝烟囱公司(Blue Funnel Line)驻上海的业务，先后在上海扩张了四处专属码头：即太古外滩码头，太古浦东码头，太古华通码头和蓝烟囱码头，其中蓝烟囱码头是上海最长的码头。
1913年商务印书馆实测上海城厢租界地图中标注的浦江两岸三处太古码头。
遭遇1929至1933年间美国爆发的经济危机，席卷世界的经济大萧条，对太古洋行经营造成影响自不待言，而从日本不宣而战发动太平洋战争那刻起，太古在华营建了近七十年的基业就几乎覆巢无完卵了。1941年12月7日，日军偷袭美国海空军基地珍珠港，接着强占沪港津的英美租界，太古洋行的英籍职员被作为敌对国难民关进集中营，遣返回国，洋行产业则作为敌产被日伪没收，财富也被日本军方攫取。
1953年，中国对资本主义工商业实行利用和限制政策。1954年，太古洋行宣告在中国内地的业务停业。1958年12月下旬，太古集团所属多家公司同时发表声明，将他们在中国内地的全部财产转让给上海市外轮代理公司。1959年，太古洋行全部资产完成转让手续，就此太古在上海长达93年的经营史落下帷幕。转移去香港的太古重建各项主要业务，像太古轮船公司与太古糖业公司开始在港澳台、澳洲、新西兰等地开展新业务，营运至今。改革开放年代，太古的眼光再次聚焦这片热土，开始再度投资于中国内地。在中英谈判的80年代里，香港英商四大洋行经历一番艰难选择：和记归于李嘉诚，会德丰归于船王包玉刚，怡和迁册百慕大，只有太古坚守大中华，留了下来，投巨资建成现在的太古广场。
2015年7月15日，太古集团旗下太古地产有限公司与香港兴业国际集团有限公司联合宣布，双方于上海静安核心位置合作发展的大型综合项目正式命名为“兴业太古汇”，实现了太古重返上海的重要一步，未来值得期待。
“月份牌”广告营销的首创者
相传，风靡整个中国半个世纪的广告月份牌画，是由香港太古洋行第二任华人买办莫藻泉首创的。
精明过人的莫藻泉为了宣传推销太古糖厂“太极圈牌”产品，创新手段出奇招，他请香港设计师关蕙农设计画面，推出一种类似广告海报式的“月份牌”(即广告年历)，用重磅铜版纸，印刷精美，色彩艳丽，主图内容为山水花卉、神话人物、像天官赐福、迎春接福、八仙贺寿及仕女图等吉祥元素印制其中，未料一炮走红，深受群众喜爱，凡购买太古糖者赠送月份牌一帧。于是，太古糖随着月份牌迅速进入千家万户，很快占领了国内市场，将爪哇糖挤出大陆，后来，许多厂商竞相印制免费赠送“月份牌”，竟然成为最有效的营销利器，于是月份牌也就逐渐成为大众化的消费时尚了。
太古车糖公司“柳毅传书”广告月份牌画。
太古水火险公司先后出过多少种月份牌，无从查考。
上海华宇2017年秋季纸杂文献专场拍卖中，有一张“英商太古水火保险公司光绪三十一年广告月份牌画”，是迄今所见年份最早的太古保险公司广告月份牌画，加佣金成交价近4万元。此月份牌采用厚纸彩印，宽高尺寸49.3和73.4cm，主景图案为花木山石、亭台楼宇、宫女妃嫔等宫廷场景，从画面中众多人物的神态来看，演绎帝王将相典故，似为“刘皇叔拜会刘璋”之故事。顶端居中印有“太古水火保险公司”盾牌形徽章，两侧连缀起5个由太古公司代理的英商保险公司徽记标志，计有“伦敦仑格西火险公司”“叭咧定火险公司”“家定火险公司”“劳哈爱斯真火险公司”“柯里仁火险公司”。下端为1905年的中西历对照表，且有二十四节气、礼拜等内容。两端花团内宣示该公司在各埠的分支机构地址及总理人、代理人名录，从中可以看出，其保险业务遍布全国，国内的主要商埠都有其代理机构。
1905年太古水火保险公司广告月份牌画。（迄今所见年份最早的太古保险公司广告月份牌画）
1914年英国太古水火保险公司古代人物广告画一张，品相极佳，宽高尺寸50.6和70cm。成交价达28750元。
试水金融，风生水起
围绕航运业需要创新金融服务机构是顺理成章的事。
太古洋行在中国沿海重要口岸贸易往来，自兼银行代理，为方便交易，曾经尝试发行“太古庄”银票。这种太古银票像现金一样认票不认人，通行使用，有多种面值，为防范伪造，特请伦敦专门的印钞公司Waterlow & Sons印制。银票的发行及兑现均由太古洋行汕头分行严管，在广东省沿岸地区流通，直到20世纪30年代。
光绪25年太古庄银票。
从1870年开始，太古洋行涉足保险业，在太古洋行内部设立保险部，围绕航运业代理保险业务，且掌控的保险代理权远超其他洋行，先后代理过几十家外商保险公司的在华业务。到20世纪初，以太古的名号在上海拥有最大规模的火险业务及相当庞大的海洋及意外保险业务组合体系。
太古洋行还与上海商业储蓄银行合资，于1931年9月创办宝丰保险公司。同年11月25日注册。资本实收国币50万元，中方占51%。总公司设上海宁波路40号上海银行大楼内。董事长由夏鹏担任，总经理亦由中方朱如堂担任，副经理及5名董事均由太古洋行委派，先后有斯密司、罗宾臣、欧伦任外方副经理，中方聘刘聪强为副经理主持常务。经营水火险、汽车险、兵盗险、意外险等业务。在南京、汉口、天津、南昌、青岛、郑州、广州、济南、长沙、重庆、香港等地设立分公司，各大中城市设代理处，并委托上海银行各分支行代办保险。
抗日战争后，宝丰在重庆设总公司驻渝办事处，管理大后方一批分支机构，联合中国、太平、兴华保险公司成立“四联分保办事处”。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宝丰在上海参加“久联分保集团”。上海解放后，经核准继续营业，因系中英合资企业，未便参加“民联分保交换处”，也难参加公私合营，1952年后申请停业。其香港分公司仍由上海银行香港分行与太古集团合资，经改组在当地另行注册为香港宝丰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继续营业至今。
□林振荣
中国最早的银行保险业务是由来华洋行代理经营的。有关来华外国洋行与中国现代银行保险业的发端究竟存在着怎样的交互作用关系？恐怕会一直是个充满争议很难达成共识的话题，但这并不妨碍我们借此对中国现代金融业开端进行探索研究。几乎可以肯定的是，自英国东印度公司在东方贸易中的垄断地位衰落开始，中国对外贸易的金融周转业务，基本上掌控在来华洋行手中，上海开埠抢滩而来的外国洋行都自己附带诸如办理汇兑、买卖票据、抵押放款、水火保险等代理金融服务，外国资本在华金融活动的主体有一个洋行向银行的嬗递过程。正是来华洋行的远洋贸易需要催生了中国最早一批银行保险业机构的诞生。像英商怡和洋行、宝顺洋行、太古洋行，美商旗昌洋行等，后来它们或投资银行，或创建自己的保险公司。对这些洋行金融业务以及华人买办的研究，有助于厘清中国近代金融发展的脉络。
洋商“富二代”在上海为航运巨擘奠基
在近代中国的洋商机构里，太古洋行的影响力仅次于怡和洋行，而这家英商垄断资本集团的发迹史是从上海开始的。
1866年12月3日，《北华捷报》上刊登了一家名为巴特菲尔德·斯威尔洋行（Butterfield & Swire）的开业启事：一位来自利物浦的41岁商人约翰·萨缪尔·斯怀尔在上海收购了布鲁尔洋行，借福州路四川路交界的吠礼查洋行(Fletcher & Co)的办公楼成立了一家贸易行，这家其名不彰的合伙企业悄然开启了不凡的中国淘金梦——斯威尔给洋行起了一个中文名太古——寓意历史悠久，规模宏大。也有传闻说Swire的中文名“太古”来自中国家庭中的“大吉大利”贴春联讨口彩年俗。当年萨缪尔见上海家家张贴，想来肯定是吉利好词，可惜不谙中文，误摹为“太古”，却歪打正着，成为巧妙的视觉双关语，依典籍解说，“太”本意“太初”“极大”，“古”源出“盘古”“久远”，合起来“宏博、亘古”，竟然哲理意蕴十足，俗气全无。
萨缪尔是个“富二代”，家族产业的实际创始人是他的父亲约翰·斯怀尔(John Swire，1793–1847，被称为老斯怀尔)。一百多年来，他的家族在约克郡的哈利法克斯当地属于名门望族，但后来家道中衰，这并未让十几岁的约翰·斯威尔灰心而自暴自弃，他只身闯荡利物浦当学徒，逐渐谙熟了商贸门道，经过艰苦打拼，白手起家，1816年他在利物浦拥有了自己的纺织品进出口贸易公司（John·Swire洋行）。经历多年商海历练，踌躇满志的父亲将目光瞥向神秘的远东地区——随着大英帝国在远东的殖民掠夺与扩张，发财的商机也随之凸现，他们把英国的羊毛精纺及棉纺产品从利物浦贩运到中国，委托在上海的琼记、普雷斯顿、布莱涅尔等洋行代理出售，又从中国采购茶叶、生丝等回欧洲，建立起稳定的贸易关系。委托代理只是权宜之计，父子俩还规划远渡重洋构建自己的机构。但造化弄人，1847年，53岁的约翰·斯怀尔英年病逝，把光大家族企业的期冀留给了两个儿子约翰·萨缪尔·斯怀尔（John Samuel Swire1825—1898）和威廉·哈德逊·斯怀尔（William Hudson Swire1830—1884）。
约翰·萨缪尔·斯怀尔
钩沉太古往事，追溯洋商发家史
太古洋行从上海启程，像当年众多洋行一样雄心勃勃：以上海为总部，统管远东的中国、日本、南洋各处业务，另在天津、塘沽、宁波、汕头、广州、南京、芜湖、九江、汉口、长沙、宜昌、青岛、烟台、大连、营口、安庆、沙市等地分设机构或建码头堆栈。一路鸿运当头，繁盛70年，直到“七七”战争爆发。
太古之威名是依凭航运界的非凡业绩奠定的。1865年，萨缪尔·斯怀尔的工程师朋友向他隆重推荐一款新出的汽船，这种船能耗少航速快，建议他订购这种船经营利物浦至远东的贸易。于是1867年萨缪尔·斯怀尔筹集资本一百万英镑，在上海组织中国航业公司，除自营外贸进出口业务外，还兼营海洋轮船运输业务，这个小序曲能说明他足够重视科技新成果，具有超前的眼光和敏锐的把握商机能力。1872年，他又在英国集资36万英镑，设立太古轮船公司（China ；Navigation & nbsp；Co.Ltd），1883年资本增至50万英镑，成为与怡和、旗昌齐头并进的三大轮船航运公司。太古为中国运销来欧罗巴的机械、婆罗洲的橡胶，远销去中国的茶叶、丝绸、纺织品，偶尔也捎带东南亚的穆斯林去麦加朝觐。他承接招商局的货运大单，开辟沪港航线，1875年增辟长江内河航线，后陆续扩展中国沿海航线及到海外的航线。到20世纪初，太古洋行的船只与吨位已超越了怡和，占据了来华外国轮船公司的头把交椅，联合垄断了沿海、长江、珠江流域之航运业务，言其执中国水域货运之牛耳，一点都不夸大。
后来，香港特别行政区首任行政长官董建华在为《太古之道——太古在华150年》一书题写序言曾写到，他的父亲董浩云之所以会选择经营航运之路，就是受太古洋行成功的激励，影响至深。
除航运业外，太古洋行还涉足其他实业领域，最为人称道的就是闻名遐迩的太古方糖了。1881年，太古收购香港岛鲗鱼涌多块大型土地，筹设太古车糖公司，主要是考虑爪哇、菲律宾及北昆士兰一带甘蔗原料极其丰富，顺带亚洲人口多，拥有广袤的营销疆域。当时中国国内市场供应土制的黄糖（只有华南地区靠广东惠州出产有少量白糖供应），且质量低劣，数量不能满足需求，因此太古糖厂1884年投产后，消费者趋之若鹜，产销两旺，用渣华原糖炼制的精糖，利润常常达到100%以上。太古糖厂一跃成为全球规模最大技术最先进的糖业基地，为此太古还筹建了专门的运糖船队。19世纪末至今百余年里，太古牌的糖类产品始终是世界畅销品牌。1900年，太古还在炼糖厂的旁边兴建了太古船坞，后来发展成香港最大的船坞，全方位服务于主业。
太古车糖公司广告月份牌。
萨缪尔·斯怀尔的远见卓识老谋深算，以及借重华人职业经理人的经营之道使得太古步入高速发展轨道，保障它由单一的贸易行成长为以太古洋行、太古轮船为核心的庞大财团，它的业务涵盖进出口贸易、航运、航运船舶代理、造船、仓储、制糖、制漆及金融诸多领域，遍布中国内地、香港地区以及日本、泰国、澳洲等地。
太古洋行的ANKINGⅡ安庆轮。
香山买办，称雄宇内
太古的最高管理层，虽一直都是外国大班，许多职业经理人是通过一个独立的培训计划培养的，称为House Staff（直译为：家臣），Swire家族的股东们在公司内极少履职。而洋商来华必须入乡随俗，委托华人买办代办事务是惯常的策略，于是，太古的华人买办对洋行的业务拓展、财富膨胀起到了重要代理作用，也成就了一批声名显赫的香山籍华人买办世家。
太古聘请的第一任华人总买办就是郑观应（陶斋，1842—1922年），他参与创办太古轮船公司并出任总经理。到1882年郑离职，正式接受李鸿章之请，出任轮船招商局第三任总办，投身民族实业之中，变身忠诚的爱国实业家，他著有《盛世危言》，被誉为“中国近代最早具有完整维新思想体系的理论家”。郑的弟弟郑翼之（1861—1921年），在天津俗称“太古郑”，16岁随长兄郑观应赴上海，即入太古当学徒，1881年太古在天津新设分行，郑翼之随同洋大班北上。1886年，26岁的他出任了天津太古洋行买办。太古进驻天津虽晚于怡和洋行，但在郑的努力下，构建起太古食糖网络，几乎垄断整个北方方糖市场，油漆、面粉、保险、驳船、房地产等业务也迅猛发展。
而出任香港太古买办的是莫仕扬买办家族：父子三人做总买办六十余年，莫氏宗亲在太古洋行及其分支机构履职的人累计超千人。
莫仕扬（1820-1879年），名维俊，号彦臣，广东香山人，精明强干，因商务所需而结识洋商，粗通英语，熟谙洋务。1870年任香港太古洋行首任买办，助其迅速打开局面。
次子莫藻泉(1857-1917年)，名鎏章，字冠鋈，藻泉为其号。自幼耳濡目染，富有商业竞争意识，接任太古第二任华人买办。
长子莫干生，1917年接任太古第三任华人买办。
大楼码头：企业的“形象工程”
太古洋行的总部办公楼位于繁华的法租界外滩(中山东二路22号)，洋行的管理者——洋大班则选择在幽静的法租界西部居住。
1906年，太古洋行投资新建的业务大楼建成竣工，建筑地上五层，地下一层，地处黄金地段，坐西朝东，面朝浦江，从办公室望去，对黄浦江码头及船只一览无余。这座由新瑞和洋行设计、钢混框架结构、具有折中主义风格的优秀建筑，被列入上海市第四批三类优秀历史建筑名录。而太古在上海雷上达路、海格路、朱尔典路（今兴国路、华山路、湖南路）相围的地块，修建了数座充满浓郁文艺复兴风格的别墅建筑，设计精湛，称得上沪上顶级洋房。如今这里是上海著名的涉外五星级酒店——兴国宾馆所在地。
太古洋行的总部办公楼。
航运之争，重在码头，对于以航运为主业的太古洋行而言，临江建漂亮的办公楼是一种“形象工程”，而建更多的码头、仓库对其来说意义要远甚于此。太古代理英国远洋航运企业蓝烟囱公司(Blue Funnel Line)驻上海的业务，先后在上海扩张了四处专属码头：即太古外滩码头，太古浦东码头，太古华通码头和蓝烟囱码头，其中蓝烟囱码头是上海最长的码头。
1913年商务印书馆实测上海城厢租界地图中标注的浦江两岸三处太古码头。
遭遇1929至1933年间美国爆发的经济危机，席卷世界的经济大萧条，对太古洋行经营造成影响自不待言，而从日本不宣而战发动太平洋战争那刻起，太古在华营建了近七十年的基业就几乎覆巢无完卵了。1941年12月7日，日军偷袭美国海空军基地珍珠港，接着强占沪港津的英美租界，太古洋行的英籍职员被作为敌对国难民关进集中营，遣返回国，洋行产业则作为敌产被日伪没收，财富也被日本军方攫取。
1953年，中国对资本主义工商业实行利用和限制政策。1954年，太古洋行宣告在中国内地的业务停业。1958年12月下旬，太古集团所属多家公司同时发表声明，将他们在中国内地的全部财产转让给上海市外轮代理公司。1959年，太古洋行全部资产完成转让手续，就此太古在上海长达93年的经营史落下帷幕。转移去香港的太古重建各项主要业务，像太古轮船公司与太古糖业公司开始在港澳台、澳洲、新西兰等地开展新业务，营运至今。改革开放年代，太古的眼光再次聚焦这片热土，开始再度投资于中国内地。在中英谈判的80年代里，香港英商四大洋行经历一番艰难选择：和记归于李嘉诚，会德丰归于船王包玉刚，怡和迁册百慕大，只有太古坚守大中华，留了下来，投巨资建成现在的太古广场。
2015年7月15日，太古集团旗下太古地产有限公司与香港兴业国际集团有限公司联合宣布，双方于上海静安核心位置合作发展的大型综合项目正式命名为“兴业太古汇”，实现了太古重返上海的重要一步，未来值得期待。
“月份牌”广告营销的首创者
相传，风靡整个中国半个世纪的广告月份牌画，是由香港太古洋行第二任华人买办莫藻泉首创的。
精明过人的莫藻泉为了宣传推销太古糖厂“太极圈牌”产品，创新手段出奇招，他请香港设计师关蕙农设计画面，推出一种类似广告海报式的“月份牌”(即广告年历)，用重磅铜版纸，印刷精美，色彩艳丽，主图内容为山水花卉、神话人物、像天官赐福、迎春接福、八仙贺寿及仕女图等吉祥元素印制其中，未料一炮走红，深受群众喜爱，凡购买太古糖者赠送月份牌一帧。于是，太古糖随着月份牌迅速进入千家万户，很快占领了国内市场，将爪哇糖挤出大陆，后来，许多厂商竞相印制免费赠送“月份牌”，竟然成为最有效的营销利器，于是月份牌也就逐渐成为大众化的消费时尚了。
太古车糖公司“柳毅传书”广告月份牌画。
太古水火险公司先后出过多少种月份牌，无从查考。
上海华宇2017年秋季纸杂文献专场拍卖中，有一张“英商太古水火保险公司光绪三十一年广告月份牌画”，是迄今所见年份最早的太古保险公司广告月份牌画，加佣金成交价近4万元。此月份牌采用厚纸彩印，宽高尺寸49.3和73.4cm，主景图案为花木山石、亭台楼宇、宫女妃嫔等宫廷场景，从画面中众多人物的神态来看，演绎帝王将相典故，似为“刘皇叔拜会刘璋”之故事。顶端居中印有“太古水火保险公司”盾牌形徽章，两侧连缀起5个由太古公司代理的英商保险公司徽记标志，计有“伦敦仑格西火险公司”“叭咧定火险公司”“家定火险公司”“劳哈爱斯真火险公司”“柯里仁火险公司”。下端为1905年的中西历对照表，且有二十四节气、礼拜等内容。两端花团内宣示该公司在各埠的分支机构地址及总理人、代理人名录，从中可以看出，其保险业务遍布全国，国内的主要商埠都有其代理机构。
1905年太古水火保险公司广告月份牌画。（迄今所见年份最早的太古保险公司广告月份牌画）
1914年英国太古水火保险公司古代人物广告画一张，品相极佳，宽高尺寸50.6和70cm。成交价达28750元。
试水金融，风生水起
围绕航运业需要创新金融服务机构是顺理成章的事。
太古洋行在中国沿海重要口岸贸易往来，自兼银行代理，为方便交易，曾经尝试发行“太古庄”银票。这种太古银票像现金一样认票不认人，通行使用，有多种面值，为防范伪造，特请伦敦专门的印钞公司Waterlow & Sons印制。银票的发行及兑现均由太古洋行汕头分行严管，在广东省沿岸地区流通，直到20世纪30年代。
光绪25年太古庄银票。
从1870年开始，太古洋行涉足保险业，在太古洋行内部设立保险部，围绕航运业代理保险业务，且掌控的保险代理权远超其他洋行，先后代理过几十家外商保险公司的在华业务。到20世纪初，以太古的名号在上海拥有最大规模的火险业务及相当庞大的海洋及意外保险业务组合体系。
太古洋行还与上海商业储蓄银行合资，于1931年9月创办宝丰保险公司。同年11月25日注册。资本实收国币50万元，中方占51%。总公司设上海宁波路40号上海银行大楼内。董事长由夏鹏担任，总经理亦由中方朱如堂担任，副经理及5名董事均由太古洋行委派，先后有斯密司、罗宾臣、欧伦任外方副经理，中方聘刘聪强为副经理主持常务。经营水火险、汽车险、兵盗险、意外险等业务。在南京、汉口、天津、南昌、青岛、郑州、广州、济南、长沙、重庆、香港等地设立分公司，各大中城市设代理处，并委托上海银行各分支行代办保险。
抗日战争后，宝丰在重庆设总公司驻渝办事处，管理大后方一批分支机构，联合中国、太平、兴华保险公司成立“四联分保办事处”。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宝丰在上海参加“久联分保集团”。上海解放后，经核准继续营业，因系中英合资企业，未便参加“民联分保交换处”，也难参加公私合营，1952年后申请停业。其香港分公司仍由上海银行香港分行与太古集团合资，经改组在当地另行注册为香港宝丰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继续营业至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