贸易让双方得利
发布时间：2020-07-10 10:44:44 作者：王薇 来源：中国银行保险报网
许多人担忧，国际贸易谈判中，弱势一方会处于不利地位。但自从亚当·斯密、李嘉图提出其经济理论以来，经济学告诉我们，这类担忧根本是多余的：自由贸易迫使买卖双方专注从事于对自己最有利可图的活动，同时使创造出的总体财富最大化，因而会使双方都得利。
作者：（美）彭慕兰 史蒂文·托皮克
翻译：黄中宪 吴莉苇
出版：上海人民出版社
时间：2018年1月
□王薇
从大航海时代开始，世界贸易将天涯海角的不同民族连接起来。15世纪，中国开始用白银取代贬值的纸钞和铜钱，随之深刻地影响到五大洲上穷乡僻壤的居民。中国的历史和世界贸易的历史已经通过各种途径交织在一起了。美国著名历史学家彭慕兰和史蒂文·托皮克合著的《贸易打造的世界》通过一连串的故事，描述了全球彼此相连这早已存在的关系。我们已处在一个全球化的时代，回顾贸易打造世界的历史，对于我们审慎处理世界格局产生的矛盾，有着重要的启迪。
中国为什么没雄霸海上
长久以来，一个问题常困扰我们：在前工业时代，世上最大的船是哪种船？不是将美洲白银运到西班牙的大帆船，不是将西班牙大帆船驱除海上的英国军舰。比起中国郑和下西洋的“宝船”，两者都相形见绌。这些宝船比上述欧洲船还要早几百年出海，14和15世纪，中国的宝船足迹既远又广，最远已达东非海岸，更有人认为中国宝船曾绕过非洲的好望角，这在当时独步全球。最大的宝船重达7800吨，比19世纪前英国海军最大的军舰还大上两倍。中国的海上武力如此先进，却未能像英格兰、西班牙、荷兰或葡萄牙那样海上称霸，着实令人不解，但仔细检视历史，就可知道原因——1433年后，明朝政府不再支持宝船远航，中国船只只在今日新加坡以东的海上活动。几十年后，长距离探险和随后的远途贸易主动权交到欧洲人手里。
明朝政府放弃远航的原因是认为国内事务才是重心所在，更重视农业和内部稳定，注重中亚大草原边界驻兵和殖民，整修长城以阻止外族入侵。这种重农抑商、保境安民的内缩保守思想，让中国错失了称霸海上的机会。
预想不到的上海
鸦片战争后，清政府根据条约开放五口通商。当时在外国人眼里，上海只是个“渔村”，外国租界地只有500个居民。上海开埠，外商给上海带来猝不及防的狂暴冲击。鸦片战争后，上海成为贸易中心，商人、海运业者、银行家聚集在这里。
清廷原打算以条约口岸将外国人隔离于中国城市之外，外国人原打算设立的租界乃是完全没有中国人的殖民地。太平天国战火的逼近，改变了上海的格局。中国人为保住性命、财产，逃进租界避难。租界人口从500人暴增到2万，英国官员打算赶走这些移民，却引来中国商人的反对。中国人的涌入带动租界房租大涨，给租界带来巨大利益，英国当局同意了中国人住进租界。
这一开放就再无法回头。中国人一波波涌入各国租界，不久上海就成为一个大都会，互不隶属的数个司法权并存，使上海成为走私者和敲诈勒索者的天堂，也使上海成为相当开放的地方，成为可以从事各种生意的场所，成为政治激进分子的避难所，成为好、坏现代文化的荟萃之地。上海还是中国最早有报纸、百货公司、电影院的地方，这里催生出华洋风格杂糅的新文化。西方人在蒸汽动力、电报、保险、其他许多领域的创新发明，促进了上海这座城市的商业发展。不过，虽然市场经济的扩散，给人类社会带来益处，我们也不能忽视市场经济赖以建立的暴力基础——资本主义原始积累过程中，掠夺他人资产、强迫他人付出劳动、不断动用武力屡见不鲜。
保护主义损人不利己
从工业化的历史看，贸易扮演着重要角色，贸易是促成英国工业化的最大功臣，因为纺织业革命所依赖的纤维物质——棉花，一直由外国进口，英国本土无法种植。工业时代初期，从世界各地进口初级产品是关键。工业化几乎总伴随着贸易的剧增。工业化后，各种货物的需求大增，造成货物短缺，工业发展陷入瓶颈，于是商人开始赴全球搜罗替代品。
许多人担忧，国际贸易谈判中，弱势一方会处于不利地位。但自从亚当·斯密、李嘉图提出其经济理论以来，经济学告诉我们，这类担忧根本是多余的：自由贸易迫使买卖双方专注从事于对自己最有利可图的活动，同时使创造出的总体财富最大化，因而会使双方都得利。对于某些国家而言，这可能会拉长初级产品外销的历史，但这肯定是对其有利，一旦工业化对其更有利，自然会放弃初级产品输出。李嘉图以英格兰、葡萄牙间葡萄酒和羊毛交易为例，说明两国各自锁定一项商品生产，比双方都试图各自生产两样商品更有利于两国经济。
从理论上讲，保护主义是损人不利己，没有理由采行。
但现实情况并未如此分明。就连英国本身的历史记录都不尽光彩——19世纪英国鼓吹自由贸易，但17、18世纪，它本身的纺织业却靠着差不多百分之百的关税保护，排斥廉价的印度纺织品进口，直到成为全世界最有效率的生产国，英国才拆除贸易壁垒。
今日所处的时代
《贸易打造的世界》以过去500年在全球发生的事件为焦点，更清楚了解我们所处的时代——世界是如何演变成今日的风貌。
在这全球化的时代，“全球化”不是单向的“西化”，更不是“美国化”。从经济上看，过去30年增长最快的地区是东亚和东南亚，其增长除了得益于亚洲与西方贸易的增长，还得益于亚洲内部贸易的增长。从1870年代起，亚洲内部贸易的增长速度，绝大部分时间快于全球整体贸易的增长速度。
200多年来，世界人口有了巨大变化。1800年,全球人口突破10亿大关。再过120年，才增长至20亿。然后再过70年人口超过60亿。在世界大部分地区，预期寿命几乎是100年前的两倍。在每个阶段，世界贸易都是人口增长的推手。
与此同时，世界人均消耗量急遽增加，每个人对环境的冲击变大。自最早的人科动物问世以来，人类消耗的能源，约有一半消耗于1900年至今。
今天的世界，不平等现象愈来愈严重。有人估算，1800年时，最富裕诸国与最贫穷诸国人均所得比只有3或4比1，但到了1900年，该比例达到12或15比1，2002年达到50比1。
过去25年里，虽然贫富差距日益悬殊，地球人口持续增加，但经济增长已使全球穷人减少了约3.5亿。但仔细检视会发现，整个净减少人数几乎全部来自中国扶贫成果。这告诉我们——中国的确在大幅开放，拥抱世界经济。
许多人担忧，国际贸易谈判中，弱势一方会处于不利地位。但自从亚当·斯密、李嘉图提出其经济理论以来，经济学告诉我们，这类担忧根本是多余的：自由贸易迫使买卖双方专注从事于对自己最有利可图的活动，同时使创造出的总体财富最大化，因而会使双方都得利。
作者：（美）彭慕兰 史蒂文·托皮克
翻译：黄中宪 吴莉苇
出版：上海人民出版社
时间：2018年1月
□王薇
从大航海时代开始，世界贸易将天涯海角的不同民族连接起来。15世纪，中国开始用白银取代贬值的纸钞和铜钱，随之深刻地影响到五大洲上穷乡僻壤的居民。中国的历史和世界贸易的历史已经通过各种途径交织在一起了。美国著名历史学家彭慕兰和史蒂文·托皮克合著的《贸易打造的世界》通过一连串的故事，描述了全球彼此相连这早已存在的关系。我们已处在一个全球化的时代，回顾贸易打造世界的历史，对于我们审慎处理世界格局产生的矛盾，有着重要的启迪。
中国为什么没雄霸海上
长久以来，一个问题常困扰我们：在前工业时代，世上最大的船是哪种船？不是将美洲白银运到西班牙的大帆船，不是将西班牙大帆船驱除海上的英国军舰。比起中国郑和下西洋的“宝船”，两者都相形见绌。这些宝船比上述欧洲船还要早几百年出海，14和15世纪，中国的宝船足迹既远又广，最远已达东非海岸，更有人认为中国宝船曾绕过非洲的好望角，这在当时独步全球。最大的宝船重达7800吨，比19世纪前英国海军最大的军舰还大上两倍。中国的海上武力如此先进，却未能像英格兰、西班牙、荷兰或葡萄牙那样海上称霸，着实令人不解，但仔细检视历史，就可知道原因——1433年后，明朝政府不再支持宝船远航，中国船只只在今日新加坡以东的海上活动。几十年后，长距离探险和随后的远途贸易主动权交到欧洲人手里。
明朝政府放弃远航的原因是认为国内事务才是重心所在，更重视农业和内部稳定，注重中亚大草原边界驻兵和殖民，整修长城以阻止外族入侵。这种重农抑商、保境安民的内缩保守思想，让中国错失了称霸海上的机会。
预想不到的上海
鸦片战争后，清政府根据条约开放五口通商。当时在外国人眼里，上海只是个“渔村”，外国租界地只有500个居民。上海开埠，外商给上海带来猝不及防的狂暴冲击。鸦片战争后，上海成为贸易中心，商人、海运业者、银行家聚集在这里。
清廷原打算以条约口岸将外国人隔离于中国城市之外，外国人原打算设立的租界乃是完全没有中国人的殖民地。太平天国战火的逼近，改变了上海的格局。中国人为保住性命、财产，逃进租界避难。租界人口从500人暴增到2万，英国官员打算赶走这些移民，却引来中国商人的反对。中国人的涌入带动租界房租大涨，给租界带来巨大利益，英国当局同意了中国人住进租界。
这一开放就再无法回头。中国人一波波涌入各国租界，不久上海就成为一个大都会，互不隶属的数个司法权并存，使上海成为走私者和敲诈勒索者的天堂，也使上海成为相当开放的地方，成为可以从事各种生意的场所，成为政治激进分子的避难所，成为好、坏现代文化的荟萃之地。上海还是中国最早有报纸、百货公司、电影院的地方，这里催生出华洋风格杂糅的新文化。西方人在蒸汽动力、电报、保险、其他许多领域的创新发明，促进了上海这座城市的商业发展。不过，虽然市场经济的扩散，给人类社会带来益处，我们也不能忽视市场经济赖以建立的暴力基础——资本主义原始积累过程中，掠夺他人资产、强迫他人付出劳动、不断动用武力屡见不鲜。
保护主义损人不利己
从工业化的历史看，贸易扮演着重要角色，贸易是促成英国工业化的最大功臣，因为纺织业革命所依赖的纤维物质——棉花，一直由外国进口，英国本土无法种植。工业时代初期，从世界各地进口初级产品是关键。工业化几乎总伴随着贸易的剧增。工业化后，各种货物的需求大增，造成货物短缺，工业发展陷入瓶颈，于是商人开始赴全球搜罗替代品。
许多人担忧，国际贸易谈判中，弱势一方会处于不利地位。但自从亚当·斯密、李嘉图提出其经济理论以来，经济学告诉我们，这类担忧根本是多余的：自由贸易迫使买卖双方专注从事于对自己最有利可图的活动，同时使创造出的总体财富最大化，因而会使双方都得利。对于某些国家而言，这可能会拉长初级产品外销的历史，但这肯定是对其有利，一旦工业化对其更有利，自然会放弃初级产品输出。李嘉图以英格兰、葡萄牙间葡萄酒和羊毛交易为例，说明两国各自锁定一项商品生产，比双方都试图各自生产两样商品更有利于两国经济。
从理论上讲，保护主义是损人不利己，没有理由采行。
但现实情况并未如此分明。就连英国本身的历史记录都不尽光彩——19世纪英国鼓吹自由贸易，但17、18世纪，它本身的纺织业却靠着差不多百分之百的关税保护，排斥廉价的印度纺织品进口，直到成为全世界最有效率的生产国，英国才拆除贸易壁垒。
今日所处的时代
《贸易打造的世界》以过去500年在全球发生的事件为焦点，更清楚了解我们所处的时代——世界是如何演变成今日的风貌。
在这全球化的时代，“全球化”不是单向的“西化”，更不是“美国化”。从经济上看，过去30年增长最快的地区是东亚和东南亚，其增长除了得益于亚洲与西方贸易的增长，还得益于亚洲内部贸易的增长。从1870年代起，亚洲内部贸易的增长速度，绝大部分时间快于全球整体贸易的增长速度。
200多年来，世界人口有了巨大变化。1800年,全球人口突破10亿大关。再过120年，才增长至20亿。然后再过70年人口超过60亿。在世界大部分地区，预期寿命几乎是100年前的两倍。在每个阶段，世界贸易都是人口增长的推手。
与此同时，世界人均消耗量急遽增加，每个人对环境的冲击变大。自最早的人科动物问世以来，人类消耗的能源，约有一半消耗于1900年至今。
今天的世界，不平等现象愈来愈严重。有人估算，1800年时，最富裕诸国与最贫穷诸国人均所得比只有3或4比1，但到了1900年，该比例达到12或15比1，2002年达到50比1。
过去25年里，虽然贫富差距日益悬殊，地球人口持续增加，但经济增长已使全球穷人减少了约3.5亿。但仔细检视会发现，整个净减少人数几乎全部来自中国扶贫成果。这告诉我们——中国的确在大幅开放，拥抱世界经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