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银行：品牌温度，暖化人心（暖心篇·中）
发布时间：2020-09-25 10:29:12 作者：林振荣 来源：中国银行保险报网
□林振荣
品牌人格化:让品牌具有人性的温度
但凡企业文化，本质上就是创始人的文化。而中行创始人为我们诠释出一种宽容达观的人文精神。
以前曾揣度过假使中国银行举办行史展，会不会留很大的展示空间给宋汉章和张嘉璈？后来我们在中国银行行史陈列馆里，果然看到宋张两位创始元老的蜡质塑像，一穿长衫，一着洋装，分别代表着中行曾经的本土派和留洋派。他们虽着装不同，但赤诚永存，绝对属于为商民理财护财的守护神，真正的金融家。他们为中国银行成长殚精竭虑，呕心沥血，在海内外金融界享有崇高威望，他们为中行品牌文化奠定了基调底色。
宋汉章堪为中国银行之精神领袖，他一生恪守“经营银行保险业务其实是一种信托责任，责任重于泰山，勿图近功、勿逐小利”的信条，且身体力行。
有“民国银行之父”赞誉的张嘉璈亦抱同样的理念，1930年，他在《中行月刊》上发表了《银行员的本职——做生意》，主张：银行亦系商店之一种，出卖的是“信用”和“服务”。存户相信银行，所以去存款，就是买它的“信用”，亦即银行出售它的“信用”。出卖“信用”时，当然应给予顾客种种便利，也就是出卖它的“服务”。既然是提供服务，那就肯定要具有人本意识服务使命了。
中国银行总管理处编印的内部刊物《中行生活》。
君子之义，隐于无形。中国银行的服务温度彰显于细节，处处用心：视人为人，以心暖心，给予无所不在的关怀和体贴，利人利己，助人成为更好，盛德可风。
——视员工为家人，感恩为银行付出的人。新员工入行培训，中行领导第一句训话，就是“想发财的，不要进中行，但只要努力，行方应承给你一世小康的生活……”，貌似平常，但意蕴悠长，安置人心，同心者同路，切中从业底线，这与朱镕基后来对会计师的赠言“不作假账”一样令人震撼，值得职业界“恒久远，永流传”。
中行的管理层十分熟稔仁爱文化，努力营建有温度的大家园：中行人不仅仅是同事，更是家人，人文关怀很到位，礼仪消费十分“走心”，凡员工结婚，银行惯例必送贺礼廿大洋，在当时相当于初级文员一个半月的薪酬，这份礼金很有分量。
曾见到过一张老照片，据吴玉祺的题识可知，时逢1948年中秋，中国保险公司同人假座上海万寿山酒楼恭祝总经理过福云“70晋8华诞暨从业60周年纪念会”同人合影，董事长宋汉章与寿星居中，能够辨识的还有副总经理陶声汉（中国第一代寿险精算师），场面气氛融洽。
也曾看到过一套“订婚结婚证书”，耐人寻味。订婚人经桴良与朱美涟，新郎父亲经润石（原在中国银行任职三十多年，后任新华银行外汇部经理），新娘父亲朱章淦（留美中国学生会会长，南洋大学复旦大学教授，中国天文学史先驱朱文鑫之长子），众多中行职员前往婚典道喜，从嘉宾签到簿上，可看到孙瑞璜、过福云（中国保险传奇人物，四朝元老，中国保险公司第一任总经理）、潘久芬（中国银行元老，赴外总稽核）、吴震修（中国银行总文书，改组复业后任董事长，新中国成立后任中国保险公司总经理）、陈伯源（中国保险公司副总经理）、叶扶霄（中行董事，大陆银行总经理）、程慕灏（中国银行上海分行副经理，中国保险公司监察人）、金宗城（上海银行襄理，五洲商业储蓄银行董事长）、潘仰尧、经易门、华汝洁（无锡工商界代表人物，浙江兴业银行无锡分行经理）、孙人镜（浙江兴业银行）、徐望之（中行烟台支行经理，因张裕公司负债过多抵押给中行，而出任总经理）、经益三、经能之、吴其蔚、彭望栋（律师，上海联保水火保险公司沪局经理）李润田（著名香精专家）、张珍侯（上海百佳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俞重威等五十余人，大都属于中国银行系统高级职员。
中国保险公司同人假座上海万寿山酒楼恭祝总经理过福云。——“70晋8华诞暨从业60周年纪念会同人照片”。
——“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虽然依中行职员的来源有所谓长衫帮和洋装帮的叫法，但中行其实并无明显的宗派门户，对全体职员都能一视同仁，并让每个人各展所长，绝不允许结党营私，搞小团体，互拆台脚。
1934年8月1日张嘉璈在《中行生活》刊发《一个青年行员应具之性格》的文章中提出，员工们在保持旧道德（即勤俭信义）的同时，要培养自己的“新精神”，中行会与职员共享愿景、共谋发展、共享利益。
对职场员工而言，企业有没有温度，有没有关爱，人际关系能不能和谐，事关个人幸福感及忠诚度，其实是有天壤之别的。或可决定你是仅仅把银行作为一个谋生职业，还是当做值得终生付出的事业。
品牌温度自在得人心聚人心。尤其当职员遭遇灾祸时，银行会不会冒触犯当局的风险，竭尽所能地施以援手，其实是最能考量温情效应指数的。
1948年3月8日，刘善长（“六联”理事会副主席，中共地下党金融党委委员，行局党总支书记）、周耀瑾（地下党员、“六联”理事）和张松池（《联讯》信箱管理员）三名中行职员，因为组织抗议当局削减四行两局职工待遇的罢工活动而被捕，家属来中行申诉，地下党成员遂发动群众签名，并请宋汉章代表行方出面保释，要求立即释放，否则三天后开始在营业大厅组织罢工。到3月13日中午，在外滩中国银行大楼，76岁的总经理宋汉章被搀到五楼饭厅通报情况，麦克风传出他的余姚口音：“为什么要抓我们三个子弟（他习惯把中国银行职员称作子弟）？我年纪这么大了，一生没有求过人，但这次为了营救，东奔西走，跑到上海市政府，求了一个上午”，“这次拘捕是治安当局的意思，行方并没有穿插意见。终了因市长到杭州去了，别人不能解决问题，所以今天还不能马上保释出来。大家先恢复工作，我保证：三日内就可把他们保释出来”，“凡是我中国银行的人，我做担保”。因宋先生的竭力保释，也因中行交行出现罢工状态，连票据交换所也停摆，“引起金融股票市场很大波动。国民党当局不得不释放被捕者”。
1933年8月，中国银行总管理处编印的内部刊物《中行生活》，刊登了《沪行同仁公余生活写真》一文，仅小标题就多达27个！其中包括玩玩球艺、练练拳术、弄弄丝竹、看看书报、读读英文、听听演讲、办办国货、管管学校、逛逛花园、荡荡马路、拍拍照相、开开匣话、碰碰麻雀、喝喝老酒、陪陪夫人、抱抱小囝、讲讲空话、哼哼京调、乘乘风凉、围围火炉、看看电影、着着棋子、写写字画、刻刻图章、种种花木、养养金鱼、游泳游泳。足见当年身处繁华大都市上海的中行员工业余生活之丰富（注1）。
到1933年11月，《中行生活》策划了一次以“我们理想中的中国银行”为题的征文活动，应征的72篇文章，刊登在1934年该刊“新年号”上，仔细阅读，或可初见端倪。
一篇署名“幽草”的征文，如此描绘了他自己的理想：
每个同仁都是“满面春风，笑容可掬”；因为他们生活都安定了，至少无冻馁之忧了。
每个同仁都能“聚精会神，勤奋从公”；因为他们意志变换了，不专在升迁上着想，知道了“以行事如己事，甚至甚于己事”。
每一处的同仁，都能“同出同归，作息同时”；因为管理科学化到极点，事务工作，支配恰当，绝对没有偏重和不匀的场合了。
每个同仁的办事效率，日增月盛，虽则办公时间每日厉行八小时工作的规律；因为每人起居饮食都有了相当的舒适，精神集中，办事也兴奋了。
每个同仁的智慧日加，学业孟晋；因为有了充分的休息时间和完备的图书馆，可以心无挂累，手不释卷的诵读了。
每个同仁的身体日健，终年快乐；因为有良好的旅行团，可以常常登山涉水，赏心悦目。又有完全的体育场，以供球迷、田径赛迷的角逐。
每个同仁，长生不老，以便继续为行服务。至少都能视本行为终身职业，不作外骛之想。
每个同仁，不必都有干部和管理阶级的名义，但是却都有干部和管理阶级的才具，因为年资高，经历深，修养到家，不期然而然的成就了（注2）。
从内容看，这篇文章明显出自基层行工之手，所谈的理想具体直观。不可否认，如果真能如文中所述，那至少可以说明，中国银行对于员工的管理已经达到了一个非常完善的状态了。
人品有厚度，情感有温度，只有当每个员工都活成一束光，银行就必将是一轮闪耀的太阳，温情彰显了百年中行源远流长的文化底蕴。
【注释】：
注1，“民国时期中国银行员工的保健防疫往事”，李贵义著 《中国档案报》2020年4月3日总第3507期第二版
注2，《中行生活》1934年“新年号”
（作者系金融历史学者）
□林振荣
品牌人格化:让品牌具有人性的温度
但凡企业文化，本质上就是创始人的文化。而中行创始人为我们诠释出一种宽容达观的人文精神。
以前曾揣度过假使中国银行举办行史展，会不会留很大的展示空间给宋汉章和张嘉璈？后来我们在中国银行行史陈列馆里，果然看到宋张两位创始元老的蜡质塑像，一穿长衫，一着洋装，分别代表着中行曾经的本土派和留洋派。他们虽着装不同，但赤诚永存，绝对属于为商民理财护财的守护神，真正的金融家。他们为中国银行成长殚精竭虑，呕心沥血，在海内外金融界享有崇高威望，他们为中行品牌文化奠定了基调底色。
宋汉章堪为中国银行之精神领袖，他一生恪守“经营银行保险业务其实是一种信托责任，责任重于泰山，勿图近功、勿逐小利”的信条，且身体力行。
有“民国银行之父”赞誉的张嘉璈亦抱同样的理念，1930年，他在《中行月刊》上发表了《银行员的本职——做生意》，主张：银行亦系商店之一种，出卖的是“信用”和“服务”。存户相信银行，所以去存款，就是买它的“信用”，亦即银行出售它的“信用”。出卖“信用”时，当然应给予顾客种种便利，也就是出卖它的“服务”。既然是提供服务，那就肯定要具有人本意识服务使命了。
中国银行总管理处编印的内部刊物《中行生活》。
君子之义，隐于无形。中国银行的服务温度彰显于细节，处处用心：视人为人，以心暖心，给予无所不在的关怀和体贴，利人利己，助人成为更好，盛德可风。
——视员工为家人，感恩为银行付出的人。新员工入行培训，中行领导第一句训话，就是“想发财的，不要进中行，但只要努力，行方应承给你一世小康的生活……”，貌似平常，但意蕴悠长，安置人心，同心者同路，切中从业底线，这与朱镕基后来对会计师的赠言“不作假账”一样令人震撼，值得职业界“恒久远，永流传”。
中行的管理层十分熟稔仁爱文化，努力营建有温度的大家园：中行人不仅仅是同事，更是家人，人文关怀很到位，礼仪消费十分“走心”，凡员工结婚，银行惯例必送贺礼廿大洋，在当时相当于初级文员一个半月的薪酬，这份礼金很有分量。
曾见到过一张老照片，据吴玉祺的题识可知，时逢1948年中秋，中国保险公司同人假座上海万寿山酒楼恭祝总经理过福云“70晋8华诞暨从业60周年纪念会”同人合影，董事长宋汉章与寿星居中，能够辨识的还有副总经理陶声汉（中国第一代寿险精算师），场面气氛融洽。
也曾看到过一套“订婚结婚证书”，耐人寻味。订婚人经桴良与朱美涟，新郎父亲经润石（原在中国银行任职三十多年，后任新华银行外汇部经理），新娘父亲朱章淦（留美中国学生会会长，南洋大学复旦大学教授，中国天文学史先驱朱文鑫之长子），众多中行职员前往婚典道喜，从嘉宾签到簿上，可看到孙瑞璜、过福云（中国保险传奇人物，四朝元老，中国保险公司第一任总经理）、潘久芬（中国银行元老，赴外总稽核）、吴震修（中国银行总文书，改组复业后任董事长，新中国成立后任中国保险公司总经理）、陈伯源（中国保险公司副总经理）、叶扶霄（中行董事，大陆银行总经理）、程慕灏（中国银行上海分行副经理，中国保险公司监察人）、金宗城（上海银行襄理，五洲商业储蓄银行董事长）、潘仰尧、经易门、华汝洁（无锡工商界代表人物，浙江兴业银行无锡分行经理）、孙人镜（浙江兴业银行）、徐望之（中行烟台支行经理，因张裕公司负债过多抵押给中行，而出任总经理）、经益三、经能之、吴其蔚、彭望栋（律师，上海联保水火保险公司沪局经理）李润田（著名香精专家）、张珍侯（上海百佳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俞重威等五十余人，大都属于中国银行系统高级职员。
中国保险公司同人假座上海万寿山酒楼恭祝总经理过福云。——“70晋8华诞暨从业60周年纪念会同人照片”。
——“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虽然依中行职员的来源有所谓长衫帮和洋装帮的叫法，但中行其实并无明显的宗派门户，对全体职员都能一视同仁，并让每个人各展所长，绝不允许结党营私，搞小团体，互拆台脚。
1934年8月1日张嘉璈在《中行生活》刊发《一个青年行员应具之性格》的文章中提出，员工们在保持旧道德（即勤俭信义）的同时，要培养自己的“新精神”，中行会与职员共享愿景、共谋发展、共享利益。
对职场员工而言，企业有没有温度，有没有关爱，人际关系能不能和谐，事关个人幸福感及忠诚度，其实是有天壤之别的。或可决定你是仅仅把银行作为一个谋生职业，还是当做值得终生付出的事业。
品牌温度自在得人心聚人心。尤其当职员遭遇灾祸时，银行会不会冒触犯当局的风险，竭尽所能地施以援手，其实是最能考量温情效应指数的。
1948年3月8日，刘善长（“六联”理事会副主席，中共地下党金融党委委员，行局党总支书记）、周耀瑾（地下党员、“六联”理事）和张松池（《联讯》信箱管理员）三名中行职员，因为组织抗议当局削减四行两局职工待遇的罢工活动而被捕，家属来中行申诉，地下党成员遂发动群众签名，并请宋汉章代表行方出面保释，要求立即释放，否则三天后开始在营业大厅组织罢工。到3月13日中午，在外滩中国银行大楼，76岁的总经理宋汉章被搀到五楼饭厅通报情况，麦克风传出他的余姚口音：“为什么要抓我们三个子弟（他习惯把中国银行职员称作子弟）？我年纪这么大了，一生没有求过人，但这次为了营救，东奔西走，跑到上海市政府，求了一个上午”，“这次拘捕是治安当局的意思，行方并没有穿插意见。终了因市长到杭州去了，别人不能解决问题，所以今天还不能马上保释出来。大家先恢复工作，我保证：三日内就可把他们保释出来”，“凡是我中国银行的人，我做担保”。因宋先生的竭力保释，也因中行交行出现罢工状态，连票据交换所也停摆，“引起金融股票市场很大波动。国民党当局不得不释放被捕者”。
1933年8月，中国银行总管理处编印的内部刊物《中行生活》，刊登了《沪行同仁公余生活写真》一文，仅小标题就多达27个！其中包括玩玩球艺、练练拳术、弄弄丝竹、看看书报、读读英文、听听演讲、办办国货、管管学校、逛逛花园、荡荡马路、拍拍照相、开开匣话、碰碰麻雀、喝喝老酒、陪陪夫人、抱抱小囝、讲讲空话、哼哼京调、乘乘风凉、围围火炉、看看电影、着着棋子、写写字画、刻刻图章、种种花木、养养金鱼、游泳游泳。足见当年身处繁华大都市上海的中行员工业余生活之丰富（注1）。
到1933年11月，《中行生活》策划了一次以“我们理想中的中国银行”为题的征文活动，应征的72篇文章，刊登在1934年该刊“新年号”上，仔细阅读，或可初见端倪。
一篇署名“幽草”的征文，如此描绘了他自己的理想：
每个同仁都是“满面春风，笑容可掬”；因为他们生活都安定了，至少无冻馁之忧了。
每个同仁都能“聚精会神，勤奋从公”；因为他们意志变换了，不专在升迁上着想，知道了“以行事如己事，甚至甚于己事”。
每一处的同仁，都能“同出同归，作息同时”；因为管理科学化到极点，事务工作，支配恰当，绝对没有偏重和不匀的场合了。
每个同仁的办事效率，日增月盛，虽则办公时间每日厉行八小时工作的规律；因为每人起居饮食都有了相当的舒适，精神集中，办事也兴奋了。
每个同仁的智慧日加，学业孟晋；因为有了充分的休息时间和完备的图书馆，可以心无挂累，手不释卷的诵读了。
每个同仁的身体日健，终年快乐；因为有良好的旅行团，可以常常登山涉水，赏心悦目。又有完全的体育场，以供球迷、田径赛迷的角逐。
每个同仁，长生不老，以便继续为行服务。至少都能视本行为终身职业，不作外骛之想。
每个同仁，不必都有干部和管理阶级的名义，但是却都有干部和管理阶级的才具，因为年资高，经历深，修养到家，不期然而然的成就了（注2）。
从内容看，这篇文章明显出自基层行工之手，所谈的理想具体直观。不可否认，如果真能如文中所述，那至少可以说明，中国银行对于员工的管理已经达到了一个非常完善的状态了。
人品有厚度，情感有温度，只有当每个员工都活成一束光，银行就必将是一轮闪耀的太阳，温情彰显了百年中行源远流长的文化底蕴。
【注释】：
注1，“民国时期中国银行员工的保健防疫往事”，李贵义著 《中国档案报》2020年4月3日总第3507期第二版
注2，《中行生活》1934年“新年号”
（作者系金融历史学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