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银行中国银行：品牌温度，暖化人心（暖心篇•下）
发布时间：2020-10-09 08:45:46 作者： 来源：中国银行保险报网
□林振荣
用制度保障权益，将关爱转化为长效机制
中国银行为落实职工福利，开始建章立制，促成长效激励机制，这当然是倡导人文关怀，安定人心、溥益社会的。
——设立福利基金，留人留心。按照中国银行行员俸薪规则，薪酬等别分为一等、二等、三等，为确保生活无忧，还成立了中国银行行员福利基金，专门发放各种福利和补贴，行员一般都会享有膳宿补贴、患病补贴、生育补助、医药补助、子女教育津贴、抚恤金等福利。
——培养人才，奖优罚劣：民国银行家都深信:“有人才，虽衰必盛；无人才，虽盛必衰”。从一定意义上说，中行“人才之于业务，犹气血充足，则四肢活跃而人身强；否则羸弱之疾作。人才充足，则全部活跃而业务振，否则疲敝之患生。”因而重用人才，主张德比才更重要，“若才识经验之先，无良好之公德，无和厚之大度，以之为根，虽有才识经验，恐亦不能有裨于行”。“同人之修养……爱勿姑息，恶勿漠视，赏善惩恶，进贤退不肖”。“年终考核成绩，凡有萎靡不振，办事不力之行员，尽可勤加淘汰；如认为确有成绩，才堪重任者，宜分别擢拔，庶几人人振奋，为行效力”。
——守望相助，创设“同人互助会”：“吾人在行所受待遇，向极优渥，在我国银行也中恐无出其右。就理论言之，似可生活舒适，不致入不敷出，时闹饥荒。然一按实际薪金少者，固属时常借债度日，即多者亦无几人能宽裕也。细考其原因，不外下列三项：（一）由于生活程度日高；（二）由于子女教育费逐渐增加（如先小学而中学而大学）；（三）婚丧嫁娶、医药等临时费用之支出。盖在平时，只能量入为出，来解决第一项问题，当然积蓄毫无，对于二、三两项即难兼顾。故在我同人中能不捉襟见肘、窘相毕露者，恐不多也。”，基于此，“唯有本人类互助之精神，来设立一同人互助会，借以自助助人，解决临时之竭蹶。”
民国后期，通货膨胀开始加剧，中行还成立了职工福利组织——中国银行员工消费合作社，除职工入社时交纳的股金外，并由中行拨给一定合作社基金。合作社的主要业务是购备大米、面粉、燃料、食油、布、肥皂等日用必需品，以保本略有盈利而低于市场零售价销售给社员，使大家减轻了物价飞涨的损失，深受群众的欢迎。
1943年中行员工消费合作社酝酿选举理事监事，中行地下党支部通过积极分子的配合，设法令支部书记刘善长当选副经理，不久又升为经理，有了现管权。到1944年再设法令另外一名地下党员周耀瑾与刘善长一起当选为理事、监事，就此，消费合作社成为地下党和职工群众加强联系的一条重要纽带。
——未雨绸缪，完善“行员储金规则”：考虑“低级行员，月入无多，家境清贫，担负较重者，往往仅足以勉敷开支，设遇不测之事故（家属之死亡，水火灾害等），用项递增，必将负债，因致不能安心服务者，在所难免”。因此“拟请设法调剂行员储金规则，提存数目增加，为百分之五起，至百分之十止，由行中贴出一半，同人薪俸中，扣除一半。自练习生或助员起，即宜开始扣提。倘行员猝遭灾害，经济恐慌时，得商准行内中途支取，以济需要。”以此解决员工后顾之忧。
——将心比心，增设同人抚恤：“我行同人富厚者固有，贫穷者亦非少数，在富厚者衣食住育之外，已无问题，惟贫穷者男婚女嫁，在在需财。平时既难积蓄，一旦捐生，丧葬之非，已无所出，妻淒子号，实所堪伤，我行能于此中格外体恤，每年在纯益项下提存若干，以备同人遇有上项情事，酌予抚恤。在同人生养死葬，既足其望，忧愁问题，完全解决，乃可一心一意，专理行务。”
保证责任上海市中国银行员工消费合作社社股收据
中国保险公司与华安合群保寿公司联合承保梅兰芳剧团保险单
抵制侵略倡国货，谋银企合作
品牌温度也是一种家国情怀。当国有难，召必至，有担当的银行会义无反顾，挺身而出，履行社会责任。
银行与国家社会有何干系？且听听中行职员在征文中是怎么说的：“今后本行诚能辅助国家，救济农村，接近工商，发展固有之实业，内而稳固社会之生活，外以挽回金钱之泛滥，是则中国银行者，将不仅为吾国银行界之领袖，抑且为吾中华民族唯一之福星”。金融业与工商业本属利益共同体，共生共荣，休戚与共。
1931年“九一八”，日寇侵占我国东三省。事变发生时张嘉璈正在东北考察。他在事后追述当时已抱定经济救国的雄心:“目睹宝藏落于敌手，南归后，即决心提倡农村贷款与提倡国货两事，以补偿东北出口之损失”（注3），因此，他尽己所能，助力抵制日货提倡国货运动在全国风起云涌。
早在1928年间，上海一些实业家，方液仙（中国化学工业社总经理）、蔡声白（美亚织绸厂总经理）、胡厥文（新民机器厂经理）等，相聚时谈起日本商品大量倾销，中国产品滞销，资金周转不灵，国货工厂面临诸多困难，颇有同感，商议如何通过工贸合作，打开国货销路，求得良策，后遂形成不定期聚会、座谈问题的沙龙，因一般周五中午举行餐叙，故名“星五聚餐会”，后来因张嘉璈的加入，表示愿在银行业务许可的范围内，给予国货优惠待遇，这样定期每周举行，金融家与企业家经常相聚，交流经验，互惠互利，令其在全国经济界产生了影响力。经过数个月时间的酝酿，1932年3月，中国银行首先在上海发起成立国货工业主聚餐会，提倡国货，稳定贷款，确定每星期在中国银行五楼约聚各国货厂家代表，以便与各国货厂家加强联络。为健全组织，当年9月业主聚餐会改组为“中华国货产销合作协会”，并推举张嘉璈为理事长，负责筹划。随着交流增多，大家逐步认识到：要想达到抑制洋货的目的，可以利用银行贷款业务，运销国货产品到各大中城市，与当地的大商店合作，设立推销国货的专门店，用“中国人要用中国货”的口号，激发国人的爱国热情，对抗日本货的倾销活动。
该会章程明确“以集合本国工商业同志，谋切实合作，而利国货制造与推销为宗旨”。星五聚餐会虽然开始人数不多，但参加者张嘉璈、宋汉章等人都是有全国影响力的人物（注4）。参加者以聚餐座谈的方式，商讨加强产、销、金融各界合作，改进国货生产和销售的有效方法，由于形式灵活且适应了当时国货运动发展的需要，上海各国货厂商及银行负责人纷纷加入，参加者人数不断增加。协会还派人到南京、汉口、福州等大城市举办国货展览会，举办国货样品陈列室，以及推销团等活动，引起了民众的极大兴趣，带动了西南地区以至全国国货的畅销。中行的史久鳌、潘仰尧、蔡承新都深度参与此事。
中华国货展览会徽章
胡西园把星五聚餐会称为“一个声气相通的朋友聚会”。年轻一代新锐银行家都参加了“星五午餐会”，相同的追求与抱负使得他们常聚一起，交流金融信息，传播新经营理念，广交朋友，联络感情，用张嘉璈的说法，“无形中受新思潮之浸润，每遇同业共同问题，常能采取一致步骤，合作解决”。这帮银行家联合对外，统一步调，在业界崭露头角，很快打开了局面，有人甚至说日后的上海银行公会，正是脱胎于这个银行家午餐会。
抗战爆发后，已离开中行的张嘉璈，还积极参与重庆星五聚餐会的演讲活动。在长达20年的发展演变过程中，星五聚餐会骨干辗转各地，历尽艰难，产生了广泛的经济和社会影响，并最终催生了中国民族工商界的政党——民主建国会。
中国银行第三届乒乓球赛优胜冠军杯
【注释】：
注3，“张公权先生序”，载《中国国货联合营业公司十周年纪念刊》，中国国货联合营业公司1947年编印，第5页
注4，宋汉章:《香港星五聚餐会百次纪念》，《香港星五聚餐会百次纪念特刊》，香港星五聚餐会百次纪念特刊1940年编印，第2页
【参考书目】：
《中国银行行史（1912―1949年）》（卜明主编，中国金融出版社出版1995年9月初版）
《民国金融白领笔下的“小目标”——当代视野解读《中行生活》1934年新年号（上）》，刘平著，上海市银行博物馆公众号
《知否知否，宜居乐业后顾无忧——当代视野解读《中行生活》1934年新年号（下）》，刘平著，上海市银行博物馆公众号
《上方花园、中行别业背后的老上海房产传奇：地价34年上升20多倍》上观新闻
□林振荣
用制度保障权益，将关爱转化为长效机制
中国银行为落实职工福利，开始建章立制，促成长效激励机制，这当然是倡导人文关怀，安定人心、溥益社会的。
——设立福利基金，留人留心。按照中国银行行员俸薪规则，薪酬等别分为一等、二等、三等，为确保生活无忧，还成立了中国银行行员福利基金，专门发放各种福利和补贴，行员一般都会享有膳宿补贴、患病补贴、生育补助、医药补助、子女教育津贴、抚恤金等福利。
——培养人才，奖优罚劣：民国银行家都深信:“有人才，虽衰必盛；无人才，虽盛必衰”。从一定意义上说，中行“人才之于业务，犹气血充足，则四肢活跃而人身强；否则羸弱之疾作。人才充足，则全部活跃而业务振，否则疲敝之患生。”因而重用人才，主张德比才更重要，“若才识经验之先，无良好之公德，无和厚之大度，以之为根，虽有才识经验，恐亦不能有裨于行”。“同人之修养……爱勿姑息，恶勿漠视，赏善惩恶，进贤退不肖”。“年终考核成绩，凡有萎靡不振，办事不力之行员，尽可勤加淘汰；如认为确有成绩，才堪重任者，宜分别擢拔，庶几人人振奋，为行效力”。
——守望相助，创设“同人互助会”：“吾人在行所受待遇，向极优渥，在我国银行也中恐无出其右。就理论言之，似可生活舒适，不致入不敷出，时闹饥荒。然一按实际薪金少者，固属时常借债度日，即多者亦无几人能宽裕也。细考其原因，不外下列三项：（一）由于生活程度日高；（二）由于子女教育费逐渐增加（如先小学而中学而大学）；（三）婚丧嫁娶、医药等临时费用之支出。盖在平时，只能量入为出，来解决第一项问题，当然积蓄毫无，对于二、三两项即难兼顾。故在我同人中能不捉襟见肘、窘相毕露者，恐不多也。”，基于此，“唯有本人类互助之精神，来设立一同人互助会，借以自助助人，解决临时之竭蹶。”
民国后期，通货膨胀开始加剧，中行还成立了职工福利组织——中国银行员工消费合作社，除职工入社时交纳的股金外，并由中行拨给一定合作社基金。合作社的主要业务是购备大米、面粉、燃料、食油、布、肥皂等日用必需品，以保本略有盈利而低于市场零售价销售给社员，使大家减轻了物价飞涨的损失，深受群众的欢迎。
1943年中行员工消费合作社酝酿选举理事监事，中行地下党支部通过积极分子的配合，设法令支部书记刘善长当选副经理，不久又升为经理，有了现管权。到1944年再设法令另外一名地下党员周耀瑾与刘善长一起当选为理事、监事，就此，消费合作社成为地下党和职工群众加强联系的一条重要纽带。
——未雨绸缪，完善“行员储金规则”：考虑“低级行员，月入无多，家境清贫，担负较重者，往往仅足以勉敷开支，设遇不测之事故（家属之死亡，水火灾害等），用项递增，必将负债，因致不能安心服务者，在所难免”。因此“拟请设法调剂行员储金规则，提存数目增加，为百分之五起，至百分之十止，由行中贴出一半，同人薪俸中，扣除一半。自练习生或助员起，即宜开始扣提。倘行员猝遭灾害，经济恐慌时，得商准行内中途支取，以济需要。”以此解决员工后顾之忧。
——将心比心，增设同人抚恤：“我行同人富厚者固有，贫穷者亦非少数，在富厚者衣食住育之外，已无问题，惟贫穷者男婚女嫁，在在需财。平时既难积蓄，一旦捐生，丧葬之非，已无所出，妻淒子号，实所堪伤，我行能于此中格外体恤，每年在纯益项下提存若干，以备同人遇有上项情事，酌予抚恤。在同人生养死葬，既足其望，忧愁问题，完全解决，乃可一心一意，专理行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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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行与国家社会有何干系？且听听中行职员在征文中是怎么说的：“今后本行诚能辅助国家，救济农村，接近工商，发展固有之实业，内而稳固社会之生活，外以挽回金钱之泛滥，是则中国银行者，将不仅为吾国银行界之领袖，抑且为吾中华民族唯一之福星”。金融业与工商业本属利益共同体，共生共荣，休戚与共。
1931年“九一八”，日寇侵占我国东三省。事变发生时张嘉璈正在东北考察。他在事后追述当时已抱定经济救国的雄心:“目睹宝藏落于敌手，南归后，即决心提倡农村贷款与提倡国货两事，以补偿东北出口之损失”（注3），因此，他尽己所能，助力抵制日货提倡国货运动在全国风起云涌。
早在1928年间，上海一些实业家，方液仙（中国化学工业社总经理）、蔡声白（美亚织绸厂总经理）、胡厥文（新民机器厂经理）等，相聚时谈起日本商品大量倾销，中国产品滞销，资金周转不灵，国货工厂面临诸多困难，颇有同感，商议如何通过工贸合作，打开国货销路，求得良策，后遂形成不定期聚会、座谈问题的沙龙，因一般周五中午举行餐叙，故名“星五聚餐会”，后来因张嘉璈的加入，表示愿在银行业务许可的范围内，给予国货优惠待遇，这样定期每周举行，金融家与企业家经常相聚，交流经验，互惠互利，令其在全国经济界产生了影响力。经过数个月时间的酝酿，1932年3月，中国银行首先在上海发起成立国货工业主聚餐会，提倡国货，稳定贷款，确定每星期在中国银行五楼约聚各国货厂家代表，以便与各国货厂家加强联络。为健全组织，当年9月业主聚餐会改组为“中华国货产销合作协会”，并推举张嘉璈为理事长，负责筹划。随着交流增多，大家逐步认识到：要想达到抑制洋货的目的，可以利用银行贷款业务，运销国货产品到各大中城市，与当地的大商店合作，设立推销国货的专门店，用“中国人要用中国货”的口号，激发国人的爱国热情，对抗日本货的倾销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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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国货展览会徽章
胡西园把星五聚餐会称为“一个声气相通的朋友聚会”。年轻一代新锐银行家都参加了“星五午餐会”，相同的追求与抱负使得他们常聚一起，交流金融信息，传播新经营理念，广交朋友，联络感情，用张嘉璈的说法，“无形中受新思潮之浸润，每遇同业共同问题，常能采取一致步骤，合作解决”。这帮银行家联合对外，统一步调，在业界崭露头角，很快打开了局面，有人甚至说日后的上海银行公会，正是脱胎于这个银行家午餐会。
抗战爆发后，已离开中行的张嘉璈，还积极参与重庆星五聚餐会的演讲活动。在长达20年的发展演变过程中，星五聚餐会骨干辗转各地，历尽艰难，产生了广泛的经济和社会影响，并最终催生了中国民族工商界的政党——民主建国会。
中国银行第三届乒乓球赛优胜冠军杯
【注释】：
注3，“张公权先生序”，载《中国国货联合营业公司十周年纪念刊》，中国国货联合营业公司1947年编印，第5页
注4，宋汉章:《香港星五聚餐会百次纪念》，《香港星五聚餐会百次纪念特刊》，香港星五聚餐会百次纪念特刊1940年编印，第2页
【参考书目】：
《中国银行行史（1912―1949年）》（卜明主编，中国金融出版社出版1995年9月初版）
《民国金融白领笔下的“小目标”——当代视野解读《中行生活》1934年新年号（上）》，刘平著，上海市银行博物馆公众号
《知否知否，宜居乐业后顾无忧——当代视野解读《中行生活》1934年新年号（下）》，刘平著，上海市银行博物馆公众号
《上方花园、中行别业背后的老上海房产传奇：地价34年上升20多倍》上观新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