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银行的“除夕”

□毛志辉

除夕是一年三百六十五天的最后一天，因为含有除旧布新的意味，历来为国人所重视。这一天是贴春联、挂福字、放鞭炮、发红包的日子，也是家家户户团聚吃年夜饭共享天伦的传统节日。但在民国时期，因为推行国历，“春节”一度被废止，“除夕”也曾失去其应有的“光彩”，甚至被称为“废历除夕”。而银行界的“循例坚持”，一定程度上也让除夕作为农历中的重要节日得以延续其生命力。

严禁民间过春节

辛亥革命后，为了“行夏正，所以顺农时，从西历，所以便统计”，孙中山通电全国，自民国元年开始引入新历（公历）纪年，每年公历的1月1日为“新年”。实行公历纪年后，中国就出现了两个“新年”，一个是新历的1月1日，另一个就是旧历（农历）的正月初一，这两个新年在时间上还相差不远。在庆祝新年的时候，是庆祝新历年还是旧历年呢？

从政府层面，自然是提倡过新历年。但在中华民国成立后的十多年中，尽管提倡废除旧历的文章屡见报端，号召废除旧历的运动也不止一次，却效果不彰，民间社会仍守旧历，迁延不改。所有新年佳节、婚丧典礼、通俗记账、书札往还、日历刊行等，无一不用旧历。于是那时候的国民每年过两次除夕和新年，只不过1月1日那个除夕和新年冷冷清清，而正月初一这个除夕和新年则热热闹闹。

1928年，开始实施统一历法的工作。据《民国日报》1928年12月8日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宣传部提出《普用新历废除旧历办法》，其中规定“以国历规定者外，对旧历节令，一律不准循例放假事项”“将一切旧历年节之娱乐赛会及习俗上点缀品销售品，一律加以指导改良”。随后，国民政府发布《中央对普用新历废除旧历协助办法》，自1929年1月1日起，全国实行公历，同时废除旧历和禁过旧年，并严禁民间过春节、贴春联、燃烟花爆竹及互相拜年等一切过年的民俗活动。

为了顺利推行新历，国民政府在全国各地都作了广泛的宣传和动员，甚至三令五申要求废止旧历。1930年，国民政府曾特别邀请蔡元培做演讲，名为“推行国历演讲大会”，主张“废除旧历”。同年11月11日的《申报》还刊登了上海市社会局《禁止春节放假》的通知，要求根据推行国历办法，巿商会及银行公会“废历新年不许放假，亦不得假藉其他名义放假”，“并仰通知工商界，关于年终结账及新年习俗上之仪式娱乐等等，早事准备，务于国历本年年终，暨来年新岁举行，不得再沿废历”。传统的春节一旦被官方“废止”，除夕自然也就无法“独善其身”。

然而国人向来的习惯，都是对旧历非常重视。一般商民多习用旧历，银行、商店也多以阴历除夕为结账日期。尽管官方的态度非常强硬，但是商民并不买账，尤其是银钱业，不仅我行我素，还带头奉行旧历，并将除夕作为一年的“总结账期”。于是一般工商业，亦随银钱业为转移，将除夕作为送走旧年、迎接新年的“总结束”。如此一来，不仅被官方明确“废止”的春节，“依然是‘恭喜’一番，拜年如仪，桃符更新，爆竹除旧”；而且春节前一天，也继续得享“大除夕”之名而受到国人的重视，其生命力也得以延续。

当除夕碰上周日

民国时期，银行业每逢周日都会休业，已成惯例。而除夕作为各行各业每年的“总结账期”，至为重要。当除夕遇上周日，银行业如何应对？

1928年1月22日除夕（丁卯年腊月三十），适逢周日，银行循例不营业。上海华商银钱两业遂于1月14日（腊月廿二）向外商银行征求大除夕是否收解的意见。1月16日，外商银行买办间传出消息，称外商银行已经知悉上海商界的诉求，星期日大除夕可以破例营业，但须经洋商银行公会通过。上海商界闻讯后，大为振奋，市场一并传闻西商各洋行、各商店也将随银行业后一体营业。但是，在洋商银行公会开会讨论时，却风向一变，多数会员银行提出应该休业，理由为：周日休业，是各国一直以来的成例，不应破坏；华人废除旧历，早就经官方认定，不应迁就；周日是教会讲道的时候，如果银行营业，会与教会的安排冲突，不免有“亵渎耶教盲从习俗”的担忧。洋商银行公会讨论良久，终于决定循例休业，不过腊月廿九（星期六）当天下午收票时间延长两小时，改为五时止，以便利华商。除夕当天，上海的麦加利、汇丰、花旗等洋商银行照例星期休业（一直在正月初五开业）。

与外商银行的态度截然不同的是华商银行。为了便利商界结账，经上海银行公会议决并通告同业照常营业。除夕当天，在上海外滩一带的大部分华商银行如中国银行、交通银行、浙江兴业银行等仍开业办公（正月初一开始休业，初五开业），只有中国通商银行、东亚银行等少部分银行休业。华商银行继续照常营业，在当时不仅便利了上海各工厂商号经营的有序开展，也在一定程度上提升了华商银行在商界的口碑和形象。

1935年2月3日除夕（甲戌年腊月三十），也适逢周日，银行业循例也应休假。1934年12月22日，上海银行同业公会举行第六十次执委会议，议题之一即为讨论除夕当天是否照常营业。为了便利各业，最终议决除夕当天在会银行仍照常营业，并通告同业。

1938年1月30日除夕（丁丑年腊月廿九），又逢周日。为便利各业收付，上海钱业公会最先公告全日营业，除夕日为年度总结束期。银行业等各业也循例跟进，且都在当天延长营业时间。为保障营业有序开展，公共租界及法租界当局还特增派中西探捕于各要道巡查，保护商民收取客账。从年初一开始，各业均休假1-4天不等。洋商银行公会会员银行则因除夕为周日而照例休假。

除夕也是各银行清查仓单的时候，会非常繁忙，大部分银行会视业务开展情况延长对内办公时间，有些甚至会忙到天亮（正月初一早上）。各银行还会将自己清查后的仓单公布于众，以昭示信用，免去储户担心。如1923年2月23日（癸亥年正月初八）的《时报》就刊登了中国银行、交通银行、懋业银行、麦加利银行、汇丰银行、正金银行、道胜银行、花旗银行等十多家银行在除夕当天清查仓单所统计的银、洋款目。

民国时期银行业在除夕当天都会照常营业、延长营业时间，但有一年却是例外。

1932年1月28日，日军在上海制造事变。29日起，上海全市银行、商户均停业六天，而除夕（2月5日）当天，正是恢复营业的第二天。当时，上海全市不但银行和商家往来全没有结账，并且全市的商民都没有心绪好好地吃年夜饭。因为中日双方的激烈交战，虽然没有人在晚上放爆竹，但在银行人眼里，“那一夜——其实不止那一夜，爆竹似的声音，彻夜不绝，上海闸北等处，可算是彻底的除旧布新”。这一天的工作，不像往年般紧张，而这一年的春节，也完全没了任何节日的模样。受时局的影响，整个春节期内，交通银行同人仍到行办事，其他银行亦相仿。

1938年1月30日《晶报》关于“废历除夕”各业状况的报道。

“不一而足”的除夕银行人

除夕当日，张灯结彩、喜迎新年的情形处处可见，南京“大除夕举行提灯大会”，上海静安寺路沿途“道中电灯光耀如白昼”，北平“商铺在除夕的晚上都是一整夜的不关门”，苏州“各店铺无不高燃巨烛，作竟夜之市”，凡此种种，自不必言。而对于银行人来说，除夕当天，不同的人自有不同的滋味在心间。

忙碌，是大多数银行人的常态。一方面，在各项收解业务上会较平日更加繁重，另一方面，人们都希望能在这最后一天里将一年的工作做一个满意的收尾。交通银行总管理处顾绍衣曾详细记录过他所经过的十多个除夕，其中1924、1925年，他在国库股柜上，“应付那手持支付命令的人”，“等到拨到款项，将百余万的支付命令陆续付出，总要在晚上十点钟光景”；而他进入文书股和设计部工作后，每年的除夕也都要在下午五点钟以后结束相关事务，有时候为了稿件的赶速编制，“一直到九点钟，加封发出，个人仔肩，顿觉释然”。

回顾一年的得失并展望来年，是不少银行人在除夕的“必选动作”。不仅银行家们会在除夕这一天追溯过往，银行职员也会盘点自己一年来的经历，希望“除却过去的年头，从新年重新做起”。他们选择在除夕当天来回望一年的经过，“不是恋恋于过去的陈迹，也不肯抹杀事实，只是今后的推陈出新，恐还是有志未能”，作为“除旧布新”的一个总结和开端。

对于那些“身在异乡为异客”的银行人，除夕则是一个陡增伤感的日子。漂泊异地，躺在床上睡不着，耳听爆竹声，想到年龄又增长一岁，心里自然别有一种滋味。交通银行的知名文人项毋意作有《乙亥除夕》诗表达对家的想念：“滞津已八稔，两袖贮风清。远道妻孥隔，边关鼓角鸣。菀枯只一梦，因果证三生。安得毒龙制，常令地轴宁。”银行从业者傅凌云的《浪淘沙·除夕》词亦是如此：“淑气凝晚屏，玉漏滴零，桃符爆竹动离情，万里未归人未寐，星灼盈盈。莫道冬将尽，寒意消沉，一宵春至却无声，有人伉俪博棋笑，我对青灯。”

对时世和国运的担忧，也常常见诸银行人在除夕日的笔端。民国时期的大多数年份，可谓国事蜩螗，尤其是全面抗战爆发以后，不景气的氛围深入内地，酿成农村枯竭、资金偏在、白银外流、金融紧缩等现象，更使一部分忧国忧民的银行人，对过年显得了无兴致。其中，还不乏银行人对国内的“道德沦亡、气节丧失”的“亡国之病源”痛心疾首，对“每个国民咸能振作，具牺牲之精神，自尽其应尽之责，则积多数个人努力之力量，便可奠定国家之基础”的“挽救国家之责”振臂疾呼。

当然，年夜饭、守岁和祭祖，也是民国时期的除夕“三件套”。除夕大年夜，银行人都会尽量争取与家人团聚，吃一个团圆饭；会在“一夜连双岁，五更分二年”的大年夜与亲朋好友围炉而坐，通宵守夜；也会缅怀祭奠先人，在除夕夜供奉鲜花或食物。

值得一提的是，由于“废除旧历、遵行新历”运动在多数国民中不得人心，“群众的习惯，并没有丝毫更改”，甚至“各家书店里出售的挂历，也都同样印着两种日历”，国民政府终于在1934年做出让步，取消了“废除旧历”的条令，并不再干扰民间的习俗。“废历”不废，彰显的是农历节庆活动背后深层的传统文化内涵，沿袭了一代又一代的“除夕”“春节”等民俗有着强大不息的生命力。

（作者单位：交通银行总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