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色真容】金融先驱 红色忠魂

编者按：

在中国金融史的壮阔长河里，有一些红色基因忠魂志士，他们是金融业早期的中共党员，在中国革命征程的金融战线上，他们挥洒自己的热血、青春，为党为国为人民赤诚奉献，义无反顾。今日中华神州风华正好，金融发展一日千里，而我们不该忘却这些金融先驱、红色忠魂的革命者以及为新中国付出的所有。

《中国银行保险报》“文史”版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之际开设“红色真容”专栏，以纪念与缅怀金融战线上的共产党员，展现他们平实而伟岸的生命。

□林振荣

“一张普通的登记表激活了一段尘封的历史”

十多年前的偶然机缘，让我与全民抗战中的保险业历史遗存有了初次邂逅：我在上海云洲古玩城淘到一份“中央信托局职员履历书”。

这张普通登记表，单页，正反双面印刷，贴2吋照片，毛笔填注的信息显示，宁绍保险公司保单部职员及火险查勘员程恩树，时年“念陆岁”，“学历”为“日新小学学习六年，卒业”。籍贯“上海”，本籍住址：“浦东高桥陈家街1号”，现在住址或通信处：“宁波路86号（宁绍保险公司）”。经胡詠骐的介绍推荐，鼎力担保，借调加入中央信托局，有胡詠骐的钤章，并承诺担保责任：“所介绍之职员倘有违背局规及侵渔公款情事，本局除照章向保证人追偿外，如有不足时，介绍人须同负赔偿及追缴责任”。背页“能力述要”：“1、擅长何项事务”栏内填写“保险实务、文书、中英文打字、收发、管卷、缮录”等；“2、能说本国几处方言”栏里填写“江浙二省方言及普通国语”；“3、能何种外国文字或语言”栏内填写“英文能了解大意”；“4、何地情形最为熟悉”栏内填写“上海”。底端的“现任职务”里“薪额”栏里填写“七十元”。

开始我并不太珍视这件略嫌简陋的厚纸片，只因为与上海保险业历史有关联才收入囊中。之后随着保险历史专题研究的逐步深入，渐渐发现其珍贵之处。前后耗时五年，查阅相关档案文献，走访金融业界老前辈，逐步诠释其中的信息，终于解开了两位当事人中共地下党员的身份奥秘，查找到了这件貌不出众文档背后尘封的烽火岁月背景资料，探寻出它所承载的上海金融业丰富革命史内涵和精彩故事，足以印证金融界先贤以保险服务助力救亡图存的奉献精神，堪称珍贵的革命历史文物。

程恩树（1913—1975）是上海保险业最早的中共党员，创建了上海保险业第一个中共地下党组织，并担任首任支部书记。抗战中后期，他投身大后方，从事战时陆地兵险事业，以中央信托局保险处工作为掩护，参与广大华行和民安保险公司经营活动，秘密执行党的情报、交通和经济任务，成为周恩来亲自领导下的中共第三条秘密战线上的杰出战士。

胡詠骐(1898—1940)，字志昂，是中国民族保险业的拓荒者，1916年赴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攻读人寿保险和商业管理硕士，并在纽约联邦人寿保险公司实习。1919年回到上海，受聘宁绍商轮公司保险部经理，后出任宁绍水火保险公司经理。1931年发起创办宁绍人寿保险公司，并任总经理。1933年，创办研究寿险理论专业期刊《人寿季刊》。1935年当选为上海市保险业同业公会主席（届满连任，第二任内病逝）。在他的主导推动下，制订保险业中英文翻译标准，改变了保险单通行英文而无中文标准的历史；与外商谈判，据理力争，发起成立了涵盖华商外商在内的上海市火险联合委员会，协调统一行业火险费率及条款，结束了中外业界间的恶性竞争和洋商公会的刁难歧视。胡詠骐是颇具典型意义的“红色资本家”，起初信仰基督教，后转而信仰共产主义，也是中国保险业上层人士中最早的中共特别党员。中共倡导组织上海市保险业业余联谊会（简称“保联”），他是最主要的发起人和筹备人。

本文梳理核实的档案文献与实物，去探寻程恩树光辉灿烂的人生足迹。

从政治迷惘彷徨

到困顿中的觉醒与抗争

程恩树1913年1月13日出生于上海浦东高桥镇陈家街，少年时代在高桥镇日新小学读书，为缓解家计困难而中断学业，15岁高小毕业即进上海鸿兴金号当学徒，17岁时转投宁绍水火保险公司当练习生，业务熟悉后转为办事员，出外拉保险客户，收入低微，晚间无家可归，就睡在公司写字间办公桌上。工作之余时常到上海总商会商业补习夜校，旁听国文、英文、簿记、速记、商事要领等课程。

受那个年代蓬勃兴起的革命热潮鼓舞，程恩树常怀忧国忧民之心，积极投身社会进步事业。1930年10月，他应募加入了上海市总商会社会童子军团，参加野外露营、侦察、救护等初级训练，“日行一善”，参与慈善募捐救济难民活动，社会公益服务越来越踊跃。他对军阀连年混战，弱肉强食，百姓遭殃的时局深为不满，更对“九一八”事变后祖国饱受外敌凌辱义愤填膺，积极参加募集棉衣支援东北抗日义勇军的活动。

1932年“一二八”淞沪抗战爆发，他随“商夜童子军”参加志愿救护队，身着统一的童子军制服和装备，以“革新社会，捍卫民族”、“为社会服务”为己任，自救救国，参加虹口战区救护难胞活动，在前线组成担架队救援十九路军伤员，随军队共进退，就在这些战地服务活动中，有四位童子军战友牺牲在日寇屠刀下，激起了大家的同仇敌忾。当中国抗日军队全线撤退，童子军也追随转移到昆山至苏州一线，随军服务，直到淞沪停战协定签署后才撤回上海，沿途受到广大市民的热烈欢迎，上海各大报刊纷纷刊登图片和新闻进行报道。1933年，因对童子军副团长、国民党员徐国治生活腐化、贪生怕死极为不满，程恩树与卢绪章、杨延修、田鸣皋、张平、郑栋林等战友集体退出童子军团以铭心志。“第五十团”小队长卢绪章显露出的非凡领导才能，使他成为这伙年轻人的领头大哥，他们意气相投，另组小团体“兰社”，最多时聚拢起80多人，由卢绪章、杨延修、田鸣皋三人担任常务委员，程恩树、张平、郑栋林等人为委员，遇事商量，分工负责，还准备再集合一部分职业青年，以过好正当的业余共同生活，勿致青年人走上颓废堕落道路为初衷，在上海天潼路归仁里社址内组织乒乓球训练、图书阅览交流，利用节假日组织郊游，参加抗日救亡宣传活动。但由于社员入社及参加活动没有硬约束，自由化倾向较为严重，加之经费缺乏，兰社的房租、水电费、文化娱乐开支都由发起人负担，难以持久，维持一年左右就濒临解散。

程恩树踊跃参加抗日宣传集会，高唱救亡歌曲，有一次在上海老西门公共体育场参加刘良模组办的救亡歌咏大会，当宪兵警察前来会场捣乱，要抓走演唱总指挥吕骥时，程恩树与卢绪章挺身而出，掩护吕骥安全退出会场。在这些斗争中，他开始接触革命思想和进步书刊，希望能够走出政治上的迷惘，找到人生出路。

上海总商会商业夜校童子军成立合影。

1935年，程恩树与卢绪章结伴进入量才业余补习学校(原为《申报》补习学校)学习，该校当时的校长是进步爱国人士李公仆，校董会主席是报业巨头史量才（因宣传抗日救国而罹难），这是一所向学员灌输抗日救亡思想的补习学校。在这里，他们如饥似渴阅读进步书刊，熟读鲁迅和高尔基的著作，培根铸魂，出于对苏联的向往，他们还一同进修过俄语，革命觉悟有了很大的提高。

“一二·九”运动爆发后，全国抗日救亡运动空前高涨，上海的街头巷尾、工厂车站，救亡歌声处处昂扬；茶馆店铺，机关学校，人人议论民族危亡。中共上海地下党发动上海各界进步人士组织救国会，掀起救亡运动。1936年2月，上海职业界救国会刚刚成立，程恩树就积极投身其中，成为活动骨干，不久又参与组织“上海洋行华员联谊会”（简称“洋联”），在历练中逐步靠近党组织。

抗日救亡中结伴入党

创建保险业地下党组织

1937年上海“八一三”抗战爆发，10月份，中共地下党组织与上海文化界救亡协会在沪江大学城中区商学院联合举办“社会科学讲习班”（名为抗日救国干部训练班，实际讲授科学社会主义学说和马列主义革命理论），程恩树与卢绪章、杨延修、张平报名参加，接受了系统教育，更加坚定了信仰，11月，程恩树与卢绪章，经杨浩庐（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曾任对外贸易部副部长）介绍光荣地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上海保险业内最早的共产党员。因整个保险业尚无党的机构，编入上海“洋联”党支部，主要任务是利用职业身份掩护宣传革命，开展抗日救亡工作。11月12日，日军占领上海，租界成为沦陷区包围的“孤岛”，形势骤变，公开的抗日活动已较难推进，根据上级党“转变活动方式，广泛发动群众以合法的社会团体开展统战工作”之精神，上海党组织要求各行业组建群众联谊团体，并能取得公开合法地位，借以积蓄力量，扩大活动辐射力。

宁绍商轮公司保险部同仁合影（前排中为胡詠骐，后排右一为程恩树）。

因多数保险公司规模小，职员人数少，分布松散，各公司单独组织职工开展联谊活动有一定的困难，而保险行业的经营特点，又要求职员有广泛的人际交往，同业之间也需要保持密切联系，迫切需要建立一个全行业性的群众组织。

这年年底，上海市保险同业公会主席、宁绍人寿保险公司总经理胡詠骐发起保险界定期聚餐会，邀请保险业中上层人士，假座宁波路35号邓脱摩饭店聚餐，提议利用合法条件筹备成立保险业群众组织，团结职员继续从事救亡活动。这一提议满足了保险同人的内在需求，纷纷赞成。程恩树作为宁绍保险公司职员，是积极追随者和具体实施者。1938年春，程恩树与谢寿天、林震峰，以及郭雨东、董国清等志同道合的朋友，齐聚胡詠骐家中，参照上海市银钱业业余联谊会形式，酝酿筹划保险业群众团体事宜，经多次讨论修改拟订了章程草案。

上海市保险业业余联谊会成立一周年纪念大会徽章与宣传品。

与此同时，中共上海地下党组织考虑到保险行业与社会各行业的联系密切，通过保险业务联络，有利于开展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还可利用保险职业掩护中共党员及组织的秘密活动。因此，1938年５月，中共江苏省委职员工作委员会领导人张承宗通知程恩树（原编在“洋联”支部）和林震峰（1938年4月入党，原编“银联”支部）两位党员秘密碰头，传达上级党组织决定，抽调他俩回保险业创建保险业党支部，由程恩树任支部书记兼组织委员，林震峰任宣传委员，力争打开党建局面。

推动“保联”创建

开拓群众运动新局面

在胡詠骐的影响和推动下，有二十家较大保险公司的中上层职员作为共同发起人，以“联络感情，交换知识，调剂业余生活，促进保险业之发展”为口号，力推筹建“上海市保险业业余联谊会”（简称“保联”）。因符合保险业各阶层的共同愿望，因而纷纷响应。经过数月紧锣密鼓的筹备，1938年７月1日，“保联”成立大会在西藏路宁波同乡会召开，参加大会的有华商和洋商保险公司的代表400余人。

“保联”设会所于爱多亚路(今延安东路)160号原《泰晤土报》大厦四楼。理事会下设秘书处，会员部、总务部、娱乐部、体育部、学术部、妇女部、出版委员会、图书委员会及福利委员会等工作部门。程恩树当选为第一届理事会常务理事，担任会务部副主任、体育部干事长等职，并实际承担秘书处、学术部干事工作。各部、会根据工作需要，分设若干小组，广泛吸收各公司职员参加各项会务活动。

原“保联”会址爱多亚路（现上海延安东路）160号4楼。

心有信仰，方能行远。党内分工，程恩树负责“保联”总务部、会员部、体育部、福利委员会等部活动，林震峰负责出版委员会、图书委员会、学术部等部的活动。“保联”与地下党支部，一明一暗，无缝衔接，效率倍增。程恩树坚定了理想信念，以饱满的激情、昂扬的斗志投入到“保联”群众运动中去，显露出过人的组织才干和宣传策划能力，迅速开拓了工作局面。

 

“保联”活动意义深远

根据“保联”宗旨和广大会员群众要求，程恩树与同志们组织了丰富多彩的联谊活动，主要有：

——征求会员，壮大队伍。“保联”成立了征求委员会，按照保险公司性质、规模，分别组织征求队，推选大公司的中上层人士担任主席团成员和各征求队队长，先由他们作自上而下的号召动员，然后面向各保险公司中下层职员聘请100名征求干事，在群众中广泛动员和联络。征求过程中，安排几次阶段排名，鼓励各队互相竞争，特别是在公布排名结果的总揭晓时，巧妙利用了各大公司领导好大喜功争先恐后的心理，借以吸收更多的会员入会和获得更多的经费。每发展10名会员设1个联络干事，选择热心会务活动的积极分子担任，通过他们深入到保险公司内部，向会员群众介绍会务活动情况，并向“保联”反馈职员的意见和要求，上通下达，成为“保联”与行业群众间的沟通桥梁联系纽带。“保联”还经常举办联络干事会议与联欢会，也分批招待各公司全体会员到“保联”会所举行联欢，既增进了会员间情谊，密切了同业关系，也扩大了“保联”在公众中的影响力，强化了组织归属感。在会务部努力下，“保联”会员从刚成立的300余人，迅速增加到1939年3月时的1116人。最多时多达1400多名会员，约占全体职工人数的80%。

民国时期上海市保险业业余联谊会第二届征求会员大会优胜纪念镀银牌。

——宣传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支援抗战。1938年10月，武汉、广州相继沦陷。上海各界救国会根据形势扩大宣传党的抗日主张，积极开展救济难民、义卖捐献等活动。“保联”积极投身其中，从物质上精神上支援民族抗战，如利用各个纪念节日义卖纸花、小国旗；动员保险业同事献金，捐款名单在《救亡日报》公布；劝募寒衣、发动妇女缝制棉衣，义卖所得和劝募的寒衣，都通过适当途径捐献给难民及新四军。

——举办学术讲座和文化学习班，成立图书室，满足会员提高文化素养和业务能力的需求。图书室设在“保联”会所里，图书是通过征书运动向广大会员征集来的。程恩树协助同仁先后举办了诸如经济学、时事、青年知识、新文艺等讲座，还组织俄文班、漫画班、新文字班，组织保险实务、人寿保险以及水火险等专业培训。原有会所场地太小，不能满足活动需要，就因陋就简，租用临近的学校教室。每班人数控制在廿至四十人之间，参加人员虽不多，但热情很高，社会反响很好。

保裕与宁绍足球赛前合影。（程恩树前排右二）。

——提倡正当娱乐，开展体育健身，寓爱国情愫于文体活动之中。“保联”体育部经常开展篮球、足球、排球、乒乓球、奕棋等活动，夏季还举办游泳训练班和比赛，程恩树是这些活动的组织者和参与者。“保联”会所内设有乒乓室，每晚都有不少人打擂台练球，其他球类比赛则租用操场，均有一定规模。篮球比赛每次报名参加的公司在8家以上，参加球员往往达百余人。1938年11月8日举办了第一届“保联”杯篮球联赛，美亚保险公司获得冠军，中国保险公司获亚军。联赛结束后由竞赛委员会选拔出20名队员，组成“保联”篮球代表队。为了增进球艺，除了规定时间里分为“保联保队”和“保联联队”两队进行对抗练习外，还经常约其他行业球队进行友谊赛，还专门前去慰问坚守过四行仓库的谢晋元团将士，同该团的篮球队打过友谊赛。开展这些体育活动，锻炼了身体，振作了精神，冲淡了大片国土沦陷时保险职员心中的那种挫败情绪和消极思想。

——话剧组组织会员骨干，排演进步话剧，扩大“保联”社会影响。1938年12月，为庆祝“保联”第—届征求会员运动取得胜利，话剧组在宁波同乡会公演苏联独幕剧“锁着的箱子”。1939年2月，借四川路青年会举办“保联”春节联欢会，话剧组演出“春回来了”等三个独幕剧。1939年夏，“保联”话剧组在黄金大戏院参加“上海职业界救亡协会”发起举办的“上海业余话剧界慈善公演”。演出由阿英创作、上海剧艺社陈鲁思导演的三幕剧《群莺乱飞》(为应对当局封杀，演出时改名为《日出之前》)。程恩树是这次义卖公演委员会的15名委员之一，参与入场券义卖工作，为义演的成功做出了贡献。售票所得除开支外，全数捐献给新四军。

程恩树作风朴实，不慕奢华，待人诚恳，具有奉献精神，很有人格魅力和工作智慧。在与大伙的共同努力下，“保联”越来越红火，日益深入人心。“保联”的上述活动，满足了保险职员追求新知识丰富业余生活的愿望，开辟了群众性文化娱乐活动的新园地，也一定程度上改变了部分职工腐化堕落的生活方式，培养了业界团结互助的作风，激发出保险业职工的爱国热情，弘扬了积极投身抗日救亡的主旋律，充满正能量。“保联”在中国保险业职工运动史上谱写了光辉一页。

对于“保联”开展这些文体娱乐活动的意义，程恩树认为，保险业专业性较强，需要从业人员熟悉保险理论和技术，为了兜揽保险业务又往往要求从业人员发展社会关系，进行广泛交际。当时少数品德不好的从业人员常常沉溺于不正当的交际活动，生活腐化堕落，结果反而给所在公司造成经济及声誉损失。程恩树在“保联”成立时所写的《冲破陈腐的习惯，创造新颖的生活》一文表露了心迹：“在这苦闷的‘孤岛’上，一般的从业员们由于精神上的无所寄托，而不免要流于狂放的无纪律的腐化生活……所以在特殊环境下生活的我们，决不应该一点没有意识的跟着人家随波逐流，要以有益身心的正当娱乐来代替以往的腐化生活，要以研究学术的精神及养成注意体育的习惯为国家储藏力量，运用联谊会的组织，团结全保险界的从业员创造我们的新生活”。

由于出色的工作表现，“保联”骨干们深受会员群众的信赖和支持。1939年6月，程恩树连选第二届“保联”常务理事。保险业的地下党支部也成功利用“保联”这个公开合法的群众团体，出色地完成了上级党组织分配的宣传抗日主张、促进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等任务，并把“保联”活动中涌现出来的骨干分子，按照党员条件秘密吸收入党。程恩树作为介绍人先后发展施哲明、吴振年（吴镇）、黄锡荣、王应琪等入党。宁绍保险公司的小伙伴翁逸平（翁子樵）深受程恩树革命精神鼓舞（曾替程在宁绍公司召开秘密党员会时望风），于1939年10月投身崇明游击队，在极端艰苦的抗日战场成为光荣的中国共产党党员。

跻身“保险界十三太保”

参与陆地兵险的筹备

1939年7月，“孤岛”安全形势日趋恶化，日伪特务机关不断在上海制造恐怖事件，暗杀抗日进步人士。上海党组织出于长期抗战的考虑，对群众团体抗日救亡活动出头露面较多的党员，实施有计划的转移。恰在此时，重庆国民政府为加强战时大后方的经济实力，充实抗战资源，动员组织沿海工厂内迁。但由于制空权掌握在日军手中，敌机到处狂轰滥炸。一部分工商界人士心有余悸，徘徊观望。为了消除他们怕遭敌机轰炸的顾虑，国民政府财政部拨款1000万元，委托中央信托局保险部迅速开办“战时陆地兵险”，这是一种适应战争需要而开办的险种，是冲破国际惯例的创举。因为缺乏国内外的成熟经验作参考，战时英美保险公司不愿接受分保，风险难测，既无分保，更无专业人才，开办难度甚大，唯由政府财政兜底。为此特派中央信托局保险部经理项馨吾潜赴上海，通过中央信托局保险处驻沪办事处（法租界善钟路87号）主任姚达人，联络上海保险同业公会秘书长关可贵，秘密选聘富有保险理论及实践经验的优秀保险人才。选聘得到“保联”的协助，通过《保联》刊发招聘消息，“某大保险公司，扩充业务，拟招聘保险从业人员若干名，派往内地工作，有志者可向本会关可贵先生面洽”云云，寥寥数十字，传播面却较广，半月内报名者即达一百数十人之多。经请示上级党组织允准，程恩树、林震峰借此机会离沪转移到大后方，程、林二人在胡詠骐的鼎力举荐下如愿获选。部分“保联”骨干及保险同业公会聚餐欢送他俩，胡詠骐以“事业方面应有事业心胜过图利心的态度，学术上应有研究的态度，同业方面应抱合作互助的态度”相勉励。地下党组织安排施哲明接替程恩树任保险业支部书记。

1939年10月，程恩树、林震峰、张仲良、包玉刚、唐雄俊、茅子嘉、沈雍康、周志斌、徐曾渭、赵镇圭、胡肇忠、沈尔元、童肇麟等13名上海保险界的精英组成团队，在“一切为了祖国”的信念鼓舞下，绕过日军占领的地区，辗转香港、越南，远赴昆明。经认真研究，精心制定条款办法，短期筹备后，即分派至成都、昆明、贵阳、桂林、衡阳、万县、西安、宝鸡等城市，负责培训当地业务人员。1939年12月7日，陆地兵险业务首先在重庆开办，随之在大后方全面展开。其承保对象大多是工厂与仓库，以及部分指定的商店和轮渡设施，基本责任是由于飞机轰炸所致的损毁及延烧损失，基本费率为0.50%、0.75%、1%，保险期限为1个月。

“战时兵险”显身手

敌机频繁袭扰，给运输兵险及陆地兵险经营带来很大压力，出险很多，赔款额巨大。

重庆民国中央信托局保险大楼被敌机炸毁新闻照片。

为此，重庆市社会局呈请民国政府批准，中信局又举办了商店兵险（陆地兵险的特殊形式），指定500家商店投保“门市商品兵险”。 1941年４月后，进一步将承保范围扩大到旅馆、理发店等。另外还开设了重庆市“轮渡兵险”、“差轮兵险”等战时特殊陆地兵险。

有关抗战时期“兵险”的资料显示，具有法律效力的保险合同契约，出险赔付有一定的标准，令企业起死回生，是看得见的保障，这种保险举措远胜于国防动员，比民国政府口头承诺的保障措施补偿办法更具可信度安全感。由于办法简便、条款明细、费率合理，的确对繁荣大后方经济，稳定生产生活，充实战争资源起到了积极作用，为社会各界所普遍接受，好评如潮，深得人心。当时重庆文艺界的著名演员张瑞芳、舒绣文、秦怡、陶金、顾而已等，都曾在舞台上宣传过战时兵险。战争带来巨大损失是不可避免的，政府承办战时运输兵险和战时陆地兵险，能够在民族危机之时减轻工矿主及商人的损失，树立了诚信形象，扩大了保险业的影响，增进了社会各界对保险业的认同，这是保险事业在抗战中的一大贡献。

当然，战时兵险属于非常时期的无奈之选，最初设想由民国政府财政挹注，不求盈利，不计成本，只求保障。但出乎意料的是，兵险深受社会欢迎，工商企业投保十分踊跃，保险费收入除去赔款支出后尚有盈余。1940年8月1日法国驻重庆的哈瓦斯通讯社(现法新社)专电说:“截止七月初为止，重庆兵险的保险金额为法币一亿三千五百万元，其所征收之保险费率最高为1%，该局在此项兵险业务中所获之盈利已达一千万元。”这篇报道夸大其辞，不足为信，但兵险盈余却是不争的事实。

兵险成就的取得，与13位保险精英的卓越表现是分不开的，后来他们被誉为保险界“十三太保” （其中包玉刚后来成为“世界船王”，唐雄俊成为上海社科院教授、上海市保险学会副会长，张仲良、林震峰、沈雍康、徐曾渭成为中国人民保险公司初创时期的领导骨干）。

“保险界十三太保”1939年于榆园西楼的合影。前排左起：赵镇圭、唐雄俊、沈尔元、包玉刚。后排左起：程恩树、沈雍康、徐曾渭、张仲良、茅子嘉、童肇麟、周志斌、林震峰、胡肇 忠（2006年11月14日经茅子嘉前辈核实）。

“保险界十三太保”合影 (左2为唐雄俊，左5程恩树，右2林震峰)。

“与魔鬼打交道的人”第三条秘密战线上建奇功

1939年底至1940年10月，程恩树担任地下党重庆城区区委委员，负责组织工作，他还与迁渝的上海市商会社会童子军团接绪了联系。

程恩树以金融职业及经商作掩护，先后在重庆、昆明、韶关（中央信托局韶关办事处保险部主任）、衡阳、桂林等地开展党的地下工作。在衡阳时，程恩树兼任工矿银行衡阳支行襄理兼保险部主任，包玉刚则任工矿银行副经理，他俩与刚来大后方的张先成合资在贵阳开设了“中美行”公司与义利商行，经营日用百货、服装、化妆品等，从上海、昆 明、衡阳进货，运到贵阳销售，在贸易经营中打磨商战经验。

历史，有时就是这样神奇——1942年４月，由于工作需要，程恩树转投广大华行任职。而广大华行，这个营业网点遍布大半个中国、以经营西药医疗器械五金器材为业的商行，竟然是党在国统区内的地下掩体和经济支柱，是直属周恩来领导的绝密级别的第三线机构，经营比较成功的商贸企业——谁能想到，这个 1933 年草创于上海的小商行五位创始人的合伙契约，是在程恩树的签名见证下生效的，而广大华行董事长兼总经理卢绪章，协理杨延修和郑栋林，董事张平、陈鹤等核心领导，竟然是当年上海“商业童子军”团里出生入死的战友，先后成为秘密的中共党员。

广大华行股份有限公司股票。

从1941年11月，程恩树参与了广大华行从沪迁渝的改组活动， 到1942年直接入职，当年的过命交情以及对党的事业的坚定信念，让他们肝胆相照，生死相托，缔结下从事地下工作最值得信赖的情谊，以为共同理想英勇献身的战士姿态，去应对千难万险，奠定了广大华行作为党在大后方第三线红色堡垒的基调。

所谓“第三线”，是周恩来为应对最困难、最危险、最黑暗之局面，而在国统区亲自部署的秘密防范机制。1939年到1941年，国民党实行消极抗日积极反共政策，炮制了“平江惨案”、“綦江战干团惨案” 等系列血腥暴行，使我党在国统区的组织遭到严重破坏，党员人数大减。当时以八路军办事处、新华日报社等公开露面单位为第一线，原各省、市中共地下党组织为第二线，再建立绝密性质的第三线机构，意在形势突变，第一线及第二线遭到破坏瘫痪时，第三线担负起秘密掩护任务。

作为极端隐蔽的秘密机构，广大华行扎根白区，隶属南方局和周恩来直接领导，遵照其指示，他们对任何人都不暴露自己的党员身份，不与地方党组织发生横向联系，要在商言商，多交朋友，包括与国民党党政军特宪警的要人交朋友，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社会关系作掩护，做好生意。为此，卢绪章同广大华行内的党员，一般采取单线联系方式，党员对与自己无关的事情，不准过问，严格执行组织纪律。广大华行在国统区实际上发挥了秘密搜集传递情报、为从事地下工作的领导同志建立交通安全线、为党中央筹措经费及药品的功用。

1943年6月，广大华行与四川民生实业公司在重庆合作创办民安保险公司，卢作孚出任董事长，杨经才任总经理。创办不久即调程恩树回重庆担任业务处副处长，协助卢绪章主持保险业务工作，迅速在昆明、成都、贵阳、西安、内江、泸州、宜宾等地建立分支代理机构，扩大业务经营，在实践中锻炼了经营才能，积累了管理经验。民安保险的经营业绩卓著，不仅极大地提升了广大华行的社会地位，而且为党培养造就了金融专业干部。为了应对恶性通货膨胀，他们稳妥运用民安保险公司的资金和保费赢利，兼做黄金、美钞买卖，以保存经济实力。同时，为增加民安同仁的福利，还开设附属企业民益商行（王应麒任经理），经营内江的白糖、木耳、黄花等土特产的购销生意，所得利润用来补贴职工，安抚人心，稳定生活。

民安产物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伍百股股票。

这一时期，程恩树还配合广大华行卢绪章、杨延修、张平等党员擘划业务重点转移策略：乘战争尚未结束，物价还未暴跌之际，尽量将存货脱手，资金集中于总行，买进黄金、美钞，向外线转移，准备投向国际贸易领域。为此，正像经典的谍战剧场景一样，他们经常以打麻将为掩护，在位于南岸龙门浩瓦厂湾八号的卢绪章居所的会客厅秘密开会讨论公司的转型，有时开到次日拂晓。

1944年底，程恩树还与卢绪章、陈鹤一起以民安保险公司负责人的身份参与罗北辰、谈峻声等发起的重庆市保险界同人进修社，1945年2月，重庆市社会局准予筹建，程恩树与罗北辰、陈鹤等11人被公推为筹备委员，在6月2日的成立大会被选举为理事，“以联络感情、调剂业余生活为宗旨”开展活动。

布局迁沪大计 矗立商战前沿

当抗战胜利的喜讯传来，还来不及欢庆，卢绪章就紧急部署广大华行与民安复员上海的事宜，定调未来，于是，就上演了杨延修巧用特殊关系抢得头筹，搭乘由重庆到上海的第一班轮船东下上海抢占外滩桥头堡精彩一幕——以预付2000元美金的低价承租下上海外滩一号亚细亚大楼全部底层作为办公用房，这座位于上海滩和爱多亚路转角、巴洛特建筑风格的大厦，巍峨恢宏，凝重气派，历来为洋行或大银行所承租（半个世纪之后成为中国太平洋保险公司总部大楼）。

甫返上海，尚未立足，陈鹤因要到中纺公司保险事务所担任协理一职，1945年10月提出辞去民安保险处长职务，因变更登记需要时日，为了避免陈离职可能引发外界误解对民安造成不良影响，卢绪章与程恩树、吴雪之、杨延修等党员干部，在民安总经理室开会讨论挽留陈鹤事宜及应对预案，议定同意陈鹤离职，为稳妥起见，先擢升陈鹤与张宗植为总公司协理，决定在上海先行成立民安分公司，由陈鹤兼任经理过渡。经国民政府经济部核准，民安保险公司定于1946年2月4日正式开幕。1月2日，以董事长卢作孚、总经理卢绪章和上海分公司经理陈鹤的名义，在《申报》等上海大报上刊登开幕公告，“本公司总公司向设重庆，专营水险、火险、运输险、船舶险、其他损失保险及再保险等各项业务，历有年所。兹奉部令核准设立上海分公司。谨择于1946年1月4日在中山东一路（外滩）第一号正式开幕。特此公告。尚希各界人士不吝赐教为幸。地址：中山东一路（外滩）一号。电话：18619转接各室。电报挂号：0640。”2月4日开幕式上，民安保险公司宣布奉国民政府财政部准予民安总公司迁沪令，注销重庆的总公司设置，并撤销上海分公司。莅临现场的社会各界人士与保险行业同仁纷纷祝贺助兴，气氛热烈。程恩树升任民安的业务处处长，实为主持公司业务负责人，一时间，从外滩面对黄浦江的大门进去的是民安保险公司办事人员，从面对爱多亚路一侧大门进去的是广大华行及民孚企业的客户（大厦里面是相通的），含蓄表现出广大华行与民安的实力地位，极大地提升了企业形象。

在百废待兴、物价飞涨、保险业务萎缩、竞争激烈的形势下，刚刚迁到上海的民安产物保险公司要站稳脚跟，拓展市场，实非易事。民安调整并扩大分支机构，将原重庆、天津、汉口三个分公司改为华西、华北、华中三个区公司。随即又在南京、广州、青岛、沈阳、长春等地筹建新的分公司或代理处，由总公司派员或就地延聘有声望的商界人士负责经营。同时，民安紧紧依托广大华行及民孚企业公司推展国际贸易业务，开辟国外保险市场。随后又与美亚保险公司建立了合约分保关系，一时业务蒸蒸日上，令同业刮目相看。

为了保证“民安”资金和保费盈利，公司兼做一些黄金美钞买卖，1946年初，民安将民益商行扩充为独立经营的民益运输公司，总公司设上海。由民生实业公司副总经理童少生出任董事长，王应麒任总经理。民益运输公司利用民生实业公司的关系在国内一些重要的口岸设立分支机构十余处，并建立起了轮船、铁路、飞机等相衔接的联运网络。由民益运输公司代办向民安保险公司投保运输险，不仅手续简便，而且服务周到，受到客户欢迎。

返沪后的程恩树还接续了与“保联”的关系，不仅鼓励本公司职员积极报名参加“保联”，积极参与他们开展的各项活动，还捐助大额经费，当“保联”开办诊疗室时，民安与太平保险公司各捐助经费法币20万元，“保联”出版发行《保联会刊》，民安、广大、民益都刊登广告，以广告费变相给予经济资助；此外，为支持“保联”开展失业同仁职业介绍工作，曾接纳了“保联”介绍前来的多名会员就职。

“保险界十三太保”的过命情谊也派上了用场，1946年程恩树还与包玉刚、张仲良一起投资大信保险公司做董事（陈干青为董事长、茅子嘉任常务董事兼总经理，徐曾渭作监察）。民安产物保险公司先后向大安保险公司等数十家企业进行了参股投资，使公司的业务范围和社会影响进一步扩大。

1947年3月，为吸引更多的保险经纪人协同承保，程恩树还按广大华行扩张规划，与他人筹资法币1亿元创办联安产物保险公司出任董事，卢绪章任董事长，陈鸣皋任总经理，谢步生任总稽核。联安与民安联号同址办公，经营财险业务，满怀豪情，准备大展宏图。遗憾的是，那时上海乃至整个国统区的金融问题已积重难返，通货膨胀、法币贬值日甚一日，导致老百姓哄抢物资，政府官员贪污腐化，地痞流氓坑蒙拐骗，整个社会一片乌烟瘴气，保险业务江河日下，不久就被迫停业。

1947年9月，原上海市商会社会童子军团发起成立“绿营联谊社”，广大华行捐助1.1亿元作为筹建基金，程恩树被推选为委员，加入绿营十三人领导机构。在征募社友及经费的征募委员会里，卢绪章、杨延修、王应麒任总队副总干事，程恩树、张平、郑栋林等任参谋，接续群众性联谊娱乐活动传统。

1947年广大华行与当年商会童子军成员刘浩清、杨长康等合伙投资创办大中华拆船厂有限公司，专以自营拆船及代客拆船为主要业务，兼营修理船舶及买卖旧钢铁业务，资本总额为国币20亿元，程恩树代表广大华行出资6亿元，卢绪章任董事长，刘浩清担任总经理，程恩树、杨长康兼任副经理，经营从香港购入旧轮船运沪拆卸等业务，获利颇丰。1948年1月，他们又合伙设立大中华船舶厂作为联号企业，以买卖船只及其附属物件为业务，资本额港币100万元，广大华行由程恩树出面认港币30万元，并出任副经理。1948年1月，他们在香港购进载货量1万吨的大江轮船一艘，为适应国内轮船进口之规定，交由大陆轮船行代理，停泊在黄浦江里。1949年4月，国共南京谈判开始，卢绪章指示程恩树，若和谈成功南北通航实现后投入航行。不承想大江轮被国民党海军强行征用，运送国民党大员及家属到台湾基隆，然后严令返青岛运送官兵到海南岛，此时上海已经解放，解放区物质供应紧缺，急需远地运送，受上级党组织的指示，程恩树策划大江轮职员起义，运送紧缺物质北归青岛港，两年后大江轮改名“和平一号”，为新中国的外贸事业屡立新功。

联安产物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火灾保险单。

对自己的同志竭尽所能施以援手

全面内战爆发后，蒋介石政权搞一党专政，加剧了白色恐怖统治，大规模逮捕屠杀革命群众，破坏进步组织，残酷镇压人民民主运动。

虽然规定不准与地方党组织发生横向联系，但“保联”面临危险，程恩树都尽己所能妥善掩护，将党员转移安置到民安或广大华行与民益内部。原中共太平保险公司党支部书记、“保联”骨干程振魁，因1946年2月领导了太平集团200余职工为改善生活待遇的第一次罢工斗争而遭太平公司开除，民安接纳了革命战友。特务机关长期追踪程振魁的新动向，到1947年9月，地下党员施月珍和陆瑛被中统逮捕，迫于严峻的斗争形势，党组织决定已经暴露的程振魁撤退，程恩树冒极大的风险密送其赴汉口广大华行张先成处暂避风头，后到建业银行工作。1948年1月，特务到上海民安保险公司逮捕扑空，即向汉口方向跟踪追捕，党组织密告程振魁紧急转移，于是张先成掩护程振魁到香港，找撤退到香港的中共上海局书记刘晓处隐蔽。而特务机构屡次追捕扑空，回头又逼迫民安要人，要追查程的档案信息，程恩树答复说，民安对辞职离开的职员是不保留档案的，早已销毁了，特务不得要领，悻悻而去。反动政客、窃据上海市保险业同业公会理事长领导权的罗北辰（国民党上海市金融特别党部常委），踌躇满志，久存染指民安保险的贪念，散布民安是“共产党的老窝”，必须加以清理。

还有原金安保险公司职员沈润璋，1947年5月起担任“保联”地下党的党团书记，因曾代表“保联”去上海市社会局社会处申请民众团体登记而引起特务注意，党组织亦安排他到民安产物保险公司任职。不久又调整至所属的民益公司担任襄理。

1948年11月21日，国民党逮捕“保联”4名骨干：廖国英（太平保险公司），洪汶（民安保险公司职员），吴越（新丰保险公司），赵伟民（体育部）。情势危急，党组织通知沈润璋、唐凤暄、朱元仁、刘凤珠、徐天碧、蔡同华等党员立即撤退至华中解放区，进中共党校十四队接受培训。

被捕的吴越等人先被关在亚尔培路2号中统局上海办事处，后转到蓬莱路警察局看守所。在狱中，吴越历尽折磨，但他坚持斗争，始终没有暴露党员身份，没有牵涉任何同志，没有危害地下党机构。1949年1月，国共和谈，在释放政治犯的舆论呼声压力下，民安保险公司出面保释，并付出20万金圆券，将吴越等4人一同营救出狱。

1948年６月，广大华行与民安保险公司被迫从上海转移香港，程恩树亦撤往香港，参加中共地下党上海局书记刘晓组织的整风学习。

程恩树长期生活在国统区，出于拓展业务和身份掩护的需要，身处灯红酒绿的环境，结交了三教九流各色人物，真正做到了“同流而不合污，出淤泥而不染”。他对自己及家属要求十分严格，生活很简朴，保持了一个共产党员的纯洁本色。

冲破黎明前的黑暗

“老板”变身“接管大员”

解放战争捷报频传，全国解放指日可待。广大华行的党员迫切希望脱掉身上的“资本家”外衣，公开共产党员身份，为缔造新中国服务。1948年11月，广大华行党支部提出两种方案，一是保存这一机构作长期打算，向海外发展；二是结束这个机构，党员干部回解放区工作。刘晓当即表示同意，但要上报周恩来批准后才能决定。因解放区急需一批贸易、海关、运输、金融的内行干部，尤其是懂国际贸易的干部，所以党中央决定采纳第二种方案。遵照中央指示，广大华行并入华润公司，党外人士之股份一律清退，而党员所持股份及红利则一律上交党组织。

（前排左1谢寿天、左2卢绪章，后排左3程恩树，中排左1杨延修）。

上海地下党财经系统领导人解放初合影于励志社

1949年2月27日，由周恩来、任弼时致电报给刘晓，提名点将“谢寿天、程恩树、杨延修、张先成等为调进之人员，并尽先送进”。接到命令，大家怀着无比兴奋的心情，乘船北上到达北平，1949年3月，辗转到天津，参加了由刘少奇主持的有关接管大城市的工作部署，学习党的“公私兼顾，劳资两利”和“发展生产，繁荣经济”方针，并观摩学习了接管天津的工作经验。4月20日随军南下，在丹阳集训了一个月。

5月27日上海解放，程恩树随着解放大军回到家乡，原来的保险公司老板穿着军装，带着警卫，成了军管会的“接收大员”，让不明真相的熟人感到诧异。程恩树负责接管中央信托局贸易处，从此离开保险业转入新中国外贸系统工作。

 

【主要参考资料】：

《保联》杂志（上海市保险业业余联谊会出版委员会1938-1941）

《胡詠骐先生纪念册》（1941年7月出版）

《上海保险业职工运动简史》（1954年12月）

《上海工人运动历史资料》（一九五四年第四辑 /内有上海保险业运动简史）

《上海市保险业职工运动史料（1938-1949)》 (上海市保险业党史资料征集组编写/ 1987年12月)

“悼念战友程恩树同志”卢绪章、杨延修著，《上海市保险业职工运动史料》1987年12月

(作者系中国金融史学者、钱币保险收藏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