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币从这里走来
——参访中国人民银行旧址“小灰楼” 发布时间：2021-04-16 07:52:55 作者： 来源：中国银行保险报网
□崔仁斌 记者 李彬
走近“小灰楼”
在河北省会石家庄街头打听“中国人民银行旧址”，很多人都会摇摇头说“不清楚”，但一说去“小灰楼”，十有八九都会指给你：中华北大街55号。
“小灰楼”是石家庄当地百姓对中国人民银行旧址的一个习惯称呼，这个说法形象而贴切：这是一栋通体为灰色的水泥砖混结构小楼，建筑面积1568平方米。它始建于1940年11月1日，落成于1941年9月30日。这座建筑原是抗战时期伪华北建设总署石门河渠工程处的办公楼。1947年11月12日人民解放军攻克石门（就是后来的石家庄），这里成为中共石门市委机关驻地，12月26日，石门市改名石家庄市，中国共产党石家庄市执行委员会在此办公，后来，晋察冀边区银行迁入石家庄，中共石家庄市委把这栋当时条件比较好的办公楼就让给了晋察冀边区银行。从此，这座庄严肃穆的灰色小楼开始和红色金融发生了联系，并直到中国人民银行在这个地方宣布成立！
2021年3月拍摄的中国人民银行旧址“小灰楼”。
“权宜之计”和“现实之举”
晋察冀边区银行是当时众多边区银行之一。
抗战胜利以前，由于敌伪分割封锁，各根据地难以相互联系，钱粮问题都自主解决，各边区即以本区银行发行的货币为单一本位币。这种各区独立自主、自办发行货币的办法，方便各根据地灵活采取斗争策略，避免了各区间的物价相互影响，便于各区保持币值稳定，客观上起到了积极防御敌人的作用。
但是，任何事物都有两面性，各边区在对敌斗争的同时，也禁止友邻区货币在本区使用。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晋绥边区、晋察冀边区、山东根据地、华中根据地、大别山根据地的银行机构发行的各种货币有30多种。大的来说有陕甘宁边区银行、西北农民银行、晋察冀边区银行、冀南银行、北海银行，这些银行普遍建立了较完善的分支行网络，华中根据地还有盐阜银行、江淮银行、江南银行、淮海地方银行、淮北地方银号、大江银行、淮南银行、浙东银行和属于大别山根据地的豫鄂边区建设银行等。这些银行发行的货币分属于不同的根据地、解放区。
抗战胜利后，各根据地、解放区分割封锁的状态已经打破，但是各解放区的货币并没有统一。伴随着解放战争的进行，跨区的大兵团作战越来越多，到一个新区作战的部队携带的货币还是自己原来的货币，就会出现“部队带的钱花不出去”。这些不统一的货币制约了野战部队的跨区作战行动，不但部队移动发生困难，也造成了一批货币贩子，专从各区货币比价不一的空子中投机获利。
在各解放区内部也存在本位主义思想，在公营经济方面存在公与私、大公与小公的矛盾。甚至有些连队违反政策开办商店，既影响了内部团结，又干扰了经济秩序。
其实，早在1945年10月4日，中共中央就发出了《关于各战略区货币流通问题的指示》，要求部队到达新区，将所带的货币兑换成新区货币使用，在一定时期后，由所在区的银行负责收回。这个指示无疑是“权宜之计”，但又是实事求是，符合当时历史实际的“现实之举”。
绕不开的财政难题
抗战胜利后，期盼已久的和平并未到来。
1945年8月13日，毛泽东主席在《抗日战争胜利后的时局和我们的方针》中指出：“必须清醒地看到，内战危险是十分严重的，因为蒋介石的方针已经定了。按照蒋介石的方针，是要打内战的。”
当时中国共产党建立的民主政权主要在广大农村地区，以落后的小农经济为主，并不占有大中城市，严重缺乏工业生产，始终存在严峻的财政困难问题。尽管仅维持最低的生活开支，各级干部都不领薪金，代之以供给制，在没有任何外援的情况下，根据地军民的生存问题仍是一个大的问题。老百姓的负担多少合适，如何才能不竭泽而渔，是首先要考虑的问题。
在面临内战真正威胁状态下，解放区的基本财力能否支持长期战争，能否做到长期坚持是中央要考虑的重要问题。为此，中央曾反复强调要精兵简政，减轻人民负担，以利于解放区的巩固与坚持。1946年3月6日，要求晋冀鲁豫等兵额最大、负担极重的三个解放区，第一期精简三分之一，并于3个月左右完成，取得经验后，第二期再精简三分之一。精简的政策力度是相当大的。
精简是当时看到的减轻人民负担的唯一有效办法，中央想要解决的问题更是各战略区要直接面对的生存问题。面对国民党军队的进攻，情况会更复杂、更困难。进入1946年，国民党军队并不想遵守停战协定，1月10日前在唐山天津线，1月下旬在侯马、闻喜线，就已频频挑起冲突。大规模全面内战不可避免。
大敌当前，亟须扩大兵员，而且可能面临大规模作战，我们在抗战时期就一直强调进行的精兵简政、各根据地化整为零的做法是否还适应当前的形势？
宝贵的晋冀鲁豫经验
如何解决好战时养兵多少、财政负担和人民生活问题，晋冀鲁豫中央局提供了很好的经验。
1945年9月1日至10月12日，历时一个多月的上党战役，是晋冀鲁豫边区部队对国民党军队进犯解放区实施反击的第一仗，也是我军由游击战争向运动战转变的第一仗。战争形势的发展变化，要求各级政府和经济部门以破釜沉舟的决心，动用最大的人力和物力，做好战役后勤保障。边区政府下令在战区分别设立了太行、太岳两个前线后勤指挥部，战区的各级政府还建立了后方支前指挥部。太行、太岳两区人民坚决响应边区政府号召：为了保护胜利果实，前线需要什么，我们就支援什么。战役期间，两区共动员5万民工参战，供给前线的面粉达197.8千克、小米90千克、食盐4.8千克、柴碳400千克、马饲料3.5千克，最终取得了上党战役的胜利。
紧接着从10月中旬开始，国民党军队集中重兵从豫北沿平汉线，向晋冀鲁豫边区大举进犯。10月28日，晋冀鲁豫边区部队发起邯郸（平汉）战役，至11月2日全歼来犯之敌。邯郸战役的胜利，粉碎了国民党打通平汉线的企图，对巩固华北解放区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在全部战役期间，边区政府组织动员支前民工达十万人以上，设立3条兵站线，随时为前线运送物资，保障了各项战勤工作的完成。
大规模的战争极大地考验了边区政府的财政支持能力，使得抗战期间积攒起来的家底几乎消耗殆尽，这也让晋冀鲁豫中央局认识到，在抗战时期形成的各战略区分散经营的财经、货币工作已不适应大规模战争需要，到了非集中不可的地步。
峰峰会议。邯郸战役结束以后，晋冀鲁豫中央局在邯郸附近峰峰煤矿召开中央局全体委员扩大会议，集中讨论了边区的财经工作。决定要突破1946年原定之预算，想尽一切办法多养兵，但要注意长期打算，中央局委托边区政府统一全区财经工作，必需的开支坚决保证，不必要的开支坚决取消。
会议提出：统一全区货币工作，从1946年起停止鲁西银行钞的发行，鲁西银行并于冀南银行，晋冀鲁豫全区统一发行冀南银行币。对冀南银行钞太行版、太岳版、冀南版和鲁西银行钞取消跨区流通限制，实行全区等价流通，走出了本区货币统一的第一步。
三大解放区货币统一进程示意图。
庞村会议。为适应大规模战争需要，1946年9月晋冀鲁豫中央局在邯郸郊区庞村召开财经会议，重点讨论解决“如何必须多养兵、必须提高兵员生活待遇、必须减轻人民负担”三个矛盾问题，认为这是事关战争胜负的关键性问题，决定核减全区总预算的三分之一。中央局带头减少行政开支，才能共渡难关。
为实现这一目标，决定全区的财政方针、负担标准、对外贸易、货币发行数量等，由中央局集中统一领导。中央局和区两级党委都要建立财经委员会，对外称军政联合财经办事处。边区财委、财办为全区财经工作的最高领导机关，加强党对财经工作的集中领导，促进全区财经工作的集中统一。
这两次重要的财经会议，较为实际地回答了中央长期关注的战时财政困难的问题。从抗战时期就一再强调精兵简政，精简控制脱产人员，限期精简部队员额，进而转变为必须多养兵、提高兵员待遇和减轻人民负担三者有机统一上来。必须多养兵！提高兵员待遇，才能足以应对全面内战的爆发，有力地反击国民党军队的大规模进攻。为此，不拘泥于指示条文的晋冀鲁豫中央局提供了他们的有益经验。他们建立财经委员会，实行党的一元化领导，成立军政联合财经办事处的做法，也为以后中央决定成立华北财经办事处提供了成熟的思路。
中共中央将庞村会议提出的问题和形成的经验转发给各解放区，指出：“他们这个会议，从思想中又从实际上正确解决了财政问题的许多基本问题，并核减全部预算三分之一而不影响战争的进行。这是一个伟大的成绩，是在战争中一个有重大价值的会议，望各地切实研究参考。”
晋察冀边区银行和冀南银行合并成立华北银行示意图。
今天看来，这是当时中央给以刘邓为首的晋冀鲁豫解放区一个极高的评价。如果我们的思绪穿越时空，回望新中国成立后的1978年，会心悦诚服地感叹历史的选择总是那么睿智！
中央高度关注“货币不统一”
根据毛泽东主席和中共中央的战略部署，刘邓千里跃进大别山。1947年6月底，刘伯承、邓小平率晋冀鲁豫野战军主力进入鲁西南，向国统区展开大规模进攻，揭开了人民解放军战略进攻的序幕。
由于战争规模的扩大，军费开支急剧增加，财粮供应数量越来越大，部队转向外线后，新的兵团组成，为刘邓大军外线作战追加的预算，等于冀南银行10年货币发行总量的2倍。解放区的军工企业生产的军需物资及基本的弹药，生产成本很高，费用很大，运输艰难。外线作战带来的财政困难，越来越重。解放区的货币不统一，形成互相抵制，不利于大兵团作战和群众生活。
其实，早在1946年12月30日，《晋察冀中央局建议召开华北经济会议向中共中央报告》就称：“货币不统一，问题甚多。”有必要“统一对付国民党。”
1947年1月3日，中共中央即发出了《关于召开华北财经会议的指示》：“晋察冀中央局提议召开华北财经会议点转告各区。此提议甚好，召集这种会议甚为必要。由于空前自卫战争的巨大消耗，已使一切解放区的财经情况陷入困境，必须以极大的决心和努力动员全体军民一直奋斗，并统一各区步调，利用各区一切财经条件和资源，及实行各区大公无私的互相调剂，完全克服本位主义，才能支持长期战争。”
值得注意的是，指示发出的时间，和晋察冀中央局的建议仅仅间隔几天！可见中央对财经问题的关注程度，解决“货币不统一，问题甚多”是多么重要！指示中说，中央认为应立即召开此项会议，但地点应在邯郸。
转折点：华北财经会议
华北财经会议召开地点确定在晋冀鲁豫中央局驻地邯郸附近的冶陶镇。在冶陶镇小学组成会议筹备处，对外名称是“青岛”工作会议筹备处，筹备处从1947年2月2日正式开展工作。
中央数次去电给予具体指示，指导会议进程。随着各区代表讨论议题的深入，在解决问题的思想认识上的逐步统一，最终达到了中央所希望的统一目的。这次会议是第一次谋划关内各解放区财经统一、财政如何保证军费开支和货币如何统一以支持野战军作战需要的重要会议，是解放区财经工作从分散走向统一的转折点，也是解放区货币统一的重要起点，会议形成了解放区发行统一货币的共识，在新中国经济史、人民币史上具有重要地位。
会议从3月10日起召开预备会，分成三个阶段，即座谈阶段、报告阶段、讨论阶段。会议正式代表17人，列席代表38人，薄一波担任会议主席。
受中央委派，董必武同志专门领导此次会议。董必武是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中共一大代表，有着丰富的革命工作经历，他在被中共中央任命为华北财经办事处主任后，1947年4月18日致电中共中央：“中央给我的新任务是很光荣的，但也是艰巨的，我对华北各解放区财经情况不明，这可以去调研，最困难的还是这一部门的干部我知道的很少，要请中央为我挑选得力者三五个人” 。之后，即踏上赶往邯郸的路程。
经过会议讨论，最终决定由山东省人民政府秘书长兼实业厅厅长薛暮桥、晋察冀边区政府财政处处长南汉宸、晋冀鲁豫军政联合办事处书记杨立三、晋察冀边区财经办事处副主任姚依林、西北财经委员会秘书长白如冰、晋绥军区后勤部部长陈希云参与华北财经办事处组建的相关工作。
华北财经会议是解放区第一次召开带有全国性质的财经工作会议，是协调推动解放区财经、货币工作从分散经营走向联合统一的会议；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解放区财经、货币工作实现团结统一的新起点。
“中国人民银行”呼之欲出
1947年7月14日，董必武以华北财经办事处的名义致电中共华东局、邯郸晋冀鲁豫局、晋绥分局、西北局、东北局，通知他们华北财办即将开始工作，地点设在晋察冀建屏县夹峪村（就是今天的平山县夹峪村）。
10月，各区的人选陆续到达距西柏坡三四里远的华北财办驻地夹峪村。华北财经办事处以董必武为主任，南汉宸、薛暮桥、杨立三、汤平为副主任，下设秘书处、财政组、经济组、军事供给组、调查研究室。
邯郸会议后，经济上的统一工作已经得到了初步成功，但仅仅撤销了各区的关税壁垒（互不统制，互不征税），而未做到各区物资的有计划调剂。各区货币只做到了相互支持，而未做到自由流通，统一发行，这使各区间的物资交流仍遇到严重困难。但凡连成一片的地区，人民群众也都渴望货币的统一。
1947年10月24日，中共中央批准了华北财经会议召开期间经各解放区协商提出的各解放区货币兑换比价的建议，并按照1947年5月华北财办筹备处召开的河北邯郸会议决定的货币兑换比价执行。通过各边区银行货币对比看出，冀南银行币在其中起着类似当今国际货币市场中“美元”的作用，由此足见晋冀鲁豫在当时各解放区中的分量和作用。
1947年10月2日，董必武致电中央工委，指出“银行名称拟定为‘中国人民银行’，是否可以？请考虑示遵。名称希望早定，印钞票时要用。”中央工委收到董必武的电文后，当即讨论同意了董必武的“名称”建议，并立刻将此建议电告给在陕北的中共中央。
1947年10月8日，中央对董必武“关于建立全解放区银行的建议”做出批示：“目前建立统一的银行是否过早一点，进行准备工作是必要的。至于银行的名称，可以用‘中国人民银行’。”
10月8日这一天中央正式确立了“中国人民银行”作为今后建立的统一银行的名称，拉开了创建中国人民银行的序幕。
人民币这颗“子弹”何时射出
中国人民银行的名称确定后，董必武指示南汉宸就发行统一的货币，搜集各解放区的发行指数、物价指数、筹集足够的准备金，以及新币的票面、金额、价值含量、图案设计制作、选择纸张等工作，并嘱咐钞票图案设计出来，首先报送党中央审查。
1947年12月30日，董必武致电东北局并报中央，委托东北局代印钞票，并明确电示：1、银行名称为“中国人民银行”；2、票面大小横长135毫米、直长70毫米；3、票面印毛主席像；4、票面数额500元和1000元两种，500元印6000令，1000元印400令纸的数量；5、票版请代制花纹和颜色，尽可能繁杂些等。
董必武与出席华北财经会议的代表合影。
是不是钞票印好了，就可以发行人民币了呢？不是。
在究竟何时发行人民币的问题上，对这个时机的把握，再现了老一辈革命家对时局的深刻洞察。1948年3月9日，刘少奇亲自起草的《中央工委关于合并晋察冀和晋冀鲁豫两区军、政机构和统一货币问题致中共中央的电》中指出：“关于华北金融贸易问题，拟以冀南银行为基础，合并冀察晋银行，成立华北银行，发行华北银行新钞（人民银行新钞这一颗子弹暂时保留，到必要时才发出）。”
把“人民币”比作“子弹”，形象地说明了对这一时机把握的重要性，也说明我们的人民币是为“解放军向国民党统治区进行战略大进军的需要而发行”，是为宣布国民党政权及其所执行的经济政策、货币政策的彻底失败而发行，人民币是货币，也是子弹！
充满智慧的一个历史瞬间
1948年3月至5月，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华北财经办事处在石家庄召开了华北金融贸易工作会议。会议认为立即成立中国人民银行、发行统一货币的条件尚不成熟。在中国人民银行尚未成立的情况下，决定“总的原则是先统一本区之货币（东北、华北、西北、中原、华西、华南），然后由北向南，先是东北和华北，其次是西北和中原，然后是华西和华南，最后以中国人民银行之本位币之发行实现全国之大统一。”
1948年5月初，为了加快华北解放区工作由分散转向集中的进程，实行党、政、军、财的统一领导，中共中央决定将晋察冀和晋冀鲁豫两个解放区的党、政、军领导机构合并。晋察冀和晋冀鲁豫两个中央局，合并组成中央华北局；晋察冀和晋冀鲁豫两个军区合并为华北军区；成立华北联合行政委员会，由中央财政经济部部长董必武担任主席，统一领导华北解放区的各项行政工作。
这个时候，还发生了一个非常值得记住的历史瞬间，这个瞬间再次充分反映了共产党人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而又灵活机动的智慧底蕴。中央财政经济部成立后，首先开展了统一华北、华东和西北三个解放区货币的工作。货币的统一牵涉贸易和财政的统一，工作量很大。而中财部人力有限，怎么办？
董必武在给毛泽东的报告中给出了“三策”：第一个办法是由中财部来领导，但中财部只有几个干部，各方面抽调也不可能一下子把机构建立起来；第二个办法是由华北政府领导，但在中央局和政府尚未合并的情况下，由华北政府来领导华东和西北名不正言不顺；第三个办法是由中财部决定原则方针，具体执行归各地政府，但根据过去经验，争论最多的是具体执行，极有可能执行不下去。中央财政经济部向中央建议采取第二个办法，由华东、西北选派代表参加华北财经委员会。这样中央局不合并，政府不合并，单独合并财经机构，如有问题可向中央请示。中央同意了中央财政经济部的建议。
1948年7月22日，冀南银行和晋察冀边区银行奉命合并，改称“华北银行”，结束合署办公，实现完全合并。南汉宸担任华北银行总经理，南汉宸也就成为了日后成立的中国人民银行的第一任行长，如果今日走进“小灰楼”，大院里矗立的两座雕像，就是中国人民银行创始人中不能缺席的董必武和南汉宸。
1948年9月26日，华北人民政府成立。10月6日，华北财政经济委员会成立。今天听起来，“华北财政经济委员会”似乎是个地方机构，其实，在当时实际上承担了今天的“中央金融工作委员会+”的职责，它是受中共中央及财政经济部委托，在中央和华北人民政府的直接领导下，筹划统一这三个解放区的财政经济工作。中央财政经济部部长董必武任主任委员，委员包括华东财经委员会方毅、曾山和西北财经委员会的贾拓夫等。华北财委成立，它工作的时期正是处于全国解放战争进行决战的伟大历史转折时期，因此，它成立的意义和发挥的作用是非常重大的。正如刘少奇同志强调指出的“华北财政应该统一，华北局的财政就是中央的财政”。
人民币发行的时机到了
发动内战使国民党统治区面临着更为严峻的财政问题。
从1948年初开始，由于超额发行，使得国民党政府发行的法币由恶性通胀正在走向崩溃。1-3月法币的发行量增加1倍，4、5月间两个月增加1倍，6月份1个月就又增加1倍，到8月份，法币的发行总额达到了660万亿的天文数字。1948年8月，国统区的物价已经比抗战前上升了150万倍，人们开始拒收法币，不信任法币，农村恢复到实物交换的情况，城市中有使用金银、外币来交易。国民政府迫于法币崩溃的形势，于是国民党政府进行货币改革，停发法币，改发金圆券，每1金圆券兑300万法币，并强迫人民把持有的金、银、外币兑换成金圆券，同时限制物价。到10月底，金圆券的发行额已激增至15.9亿元，黑市物价已比8月19日的限价上涨6倍左右。国民党政府实行“币制改革”只维持了两个半月就物价猛涨，物价上涨之猛，开创了空前绝后的记录，金圆券发行不到10个月就彻底崩溃。至此，在中央及中央工委领导下，配合政治、经济、军事斗争需要，货币斗争取得了基本胜利，从根本上动摇了国民党政府的统治基础，为全国解放战争的胜利赢得了先机和创造了条件。
1948年9月，解放战争从战略进攻转入战略决战阶段，人民币发行的时机成熟。
“明天就把中国人民银行的牌子挂出去！”
1947年10月，华北财经办事处副主任、中国人民银行筹备处主任南汉宸同董必武商定了关于新币的票面结构、金额、设计图案以及制版选样、纸张选定等问题，还请董必武题写新币票版上的“中国人民银行”行名。
董必武推辞说：我的字不大好，最好请林老（指林伯渠）他们来写。南汉宸说，您的书法功底深厚，在延安时期您的字就被人们称道，现在您又是华北财经办事处主任，请您来写，是顺理成章的事情。在南汉宸的再三请求下，董必武才应承下来，他感慨地说：“中国人民银行”几个字可是值千金啊。我们将要发行全国统一的货币，这是人民的银行，这是人民的货币，这是一件大事啊。
据中国人民银行旧址纪念馆的讲解员介绍，董必武在书写“中国人民银行”这几个字之前，特地沐浴更衣，以示庄重，可见这六个字在董老心中的分量。
票面设计完成后，1947年底报请中共中央审查，被毛泽东否定。毛泽东说：票子是政府发行的，不是党发行的。我现在是党的主席，不是政府的主席，怎能把我的像印在票子上？根据毛泽东的意见，董必武决定了以反映解放区工农业生产建设图景作为第一套票面图案的设计原则，并且票子正面、背面，除必要的阿拉伯数字外，一律用中文，不用英文，立即请晋察冀边区银行印制局根据这个原则，重新进行设计。
第一套人民币的设计者王益久、沈乃镛。
1948年8月初 ，首批人民币样稿顺利完成。8月21日华北银行总行上报中共中央《关于发行中国人民银行券的补充意见》，对人民币的发行比价、票版面额、发行时间、发行步骤、发行数量、印制计划等问题都做了详细的报告，并附有5个品种、7种版别的人民币设计样稿。此件经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等中央领导圈阅批准。
1948年11月初，周恩来亲自打电话给南汉宸，让他赶紧动员一切力量发行统一的人民币。11月上旬，董必武找南汉宸，询问人民银行筹备工作的进展情况，提出可不可以明天就把中国人民银行的牌子挂出去。南汉宸说，完全可以，目前各项准备工作已经就绪。如果明天挂出中国人民银行的牌子，明天就可以把钞票发行出去。董必武把情况向中央作了汇报，中央当即决定，把中国人民银行成立和发行人民币的时间提前到1948年12月1日。
1948年秋，董必武在西柏坡村领导中国人民银行筹建工作时的办公室。
1948年11月18日，董必武主持召开华北人民政府第三次政务会议，中心议题就是成立中国人民银行和发行全国统一的货币——人民币。这次政务会议决定，发行统一货币，立即成立中国人民银行，任命南汉宸署理中国人民银行总经理。
1948年12月1日，在河北省石家庄市的“小灰楼”，中国人民银行宣告成立，同时发行了第一套人民币。
当天上午，华北人民政府发布金字第四号布告，布告称：华北银行、北海银行、西北农民银行合并为“中国人民银行”，所有三行发行之货币，及其一切对外一切债券债务，均由中国人民银行负责承受。
自此，“小灰楼”这个带有鲜明时代印记的建筑就这样进入了新中国金融史！
（崔仁斌单位：中国人民银行旧址纪念馆暨河北钱币博物馆）
□崔仁斌 记者 李彬
走近“小灰楼”
在河北省会石家庄街头打听“中国人民银行旧址”，很多人都会摇摇头说“不清楚”，但一说去“小灰楼”，十有八九都会指给你：中华北大街55号。
“小灰楼”是石家庄当地百姓对中国人民银行旧址的一个习惯称呼，这个说法形象而贴切：这是一栋通体为灰色的水泥砖混结构小楼，建筑面积1568平方米。它始建于1940年11月1日，落成于1941年9月30日。这座建筑原是抗战时期伪华北建设总署石门河渠工程处的办公楼。1947年11月12日人民解放军攻克石门（就是后来的石家庄），这里成为中共石门市委机关驻地，12月26日，石门市改名石家庄市，中国共产党石家庄市执行委员会在此办公，后来，晋察冀边区银行迁入石家庄，中共石家庄市委把这栋当时条件比较好的办公楼就让给了晋察冀边区银行。从此，这座庄严肃穆的灰色小楼开始和红色金融发生了联系，并直到中国人民银行在这个地方宣布成立！
2021年3月拍摄的中国人民银行旧址“小灰楼”。
“权宜之计”和“现实之举”
晋察冀边区银行是当时众多边区银行之一。
抗战胜利以前，由于敌伪分割封锁，各根据地难以相互联系，钱粮问题都自主解决，各边区即以本区银行发行的货币为单一本位币。这种各区独立自主、自办发行货币的办法，方便各根据地灵活采取斗争策略，避免了各区间的物价相互影响，便于各区保持币值稳定，客观上起到了积极防御敌人的作用。
但是，任何事物都有两面性，各边区在对敌斗争的同时，也禁止友邻区货币在本区使用。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晋绥边区、晋察冀边区、山东根据地、华中根据地、大别山根据地的银行机构发行的各种货币有30多种。大的来说有陕甘宁边区银行、西北农民银行、晋察冀边区银行、冀南银行、北海银行，这些银行普遍建立了较完善的分支行网络，华中根据地还有盐阜银行、江淮银行、江南银行、淮海地方银行、淮北地方银号、大江银行、淮南银行、浙东银行和属于大别山根据地的豫鄂边区建设银行等。这些银行发行的货币分属于不同的根据地、解放区。
抗战胜利后，各根据地、解放区分割封锁的状态已经打破，但是各解放区的货币并没有统一。伴随着解放战争的进行，跨区的大兵团作战越来越多，到一个新区作战的部队携带的货币还是自己原来的货币，就会出现“部队带的钱花不出去”。这些不统一的货币制约了野战部队的跨区作战行动，不但部队移动发生困难，也造成了一批货币贩子，专从各区货币比价不一的空子中投机获利。
在各解放区内部也存在本位主义思想，在公营经济方面存在公与私、大公与小公的矛盾。甚至有些连队违反政策开办商店，既影响了内部团结，又干扰了经济秩序。
其实，早在1945年10月4日，中共中央就发出了《关于各战略区货币流通问题的指示》，要求部队到达新区，将所带的货币兑换成新区货币使用，在一定时期后，由所在区的银行负责收回。这个指示无疑是“权宜之计”，但又是实事求是，符合当时历史实际的“现实之举”。
绕不开的财政难题
抗战胜利后，期盼已久的和平并未到来。
1945年8月13日，毛泽东主席在《抗日战争胜利后的时局和我们的方针》中指出：“必须清醒地看到，内战危险是十分严重的，因为蒋介石的方针已经定了。按照蒋介石的方针，是要打内战的。”
当时中国共产党建立的民主政权主要在广大农村地区，以落后的小农经济为主，并不占有大中城市，严重缺乏工业生产，始终存在严峻的财政困难问题。尽管仅维持最低的生活开支，各级干部都不领薪金，代之以供给制，在没有任何外援的情况下，根据地军民的生存问题仍是一个大的问题。老百姓的负担多少合适，如何才能不竭泽而渔，是首先要考虑的问题。
在面临内战真正威胁状态下，解放区的基本财力能否支持长期战争，能否做到长期坚持是中央要考虑的重要问题。为此，中央曾反复强调要精兵简政，减轻人民负担，以利于解放区的巩固与坚持。1946年3月6日，要求晋冀鲁豫等兵额最大、负担极重的三个解放区，第一期精简三分之一，并于3个月左右完成，取得经验后，第二期再精简三分之一。精简的政策力度是相当大的。
精简是当时看到的减轻人民负担的唯一有效办法，中央想要解决的问题更是各战略区要直接面对的生存问题。面对国民党军队的进攻，情况会更复杂、更困难。进入1946年，国民党军队并不想遵守停战协定，1月10日前在唐山天津线，1月下旬在侯马、闻喜线，就已频频挑起冲突。大规模全面内战不可避免。
大敌当前，亟须扩大兵员，而且可能面临大规模作战，我们在抗战时期就一直强调进行的精兵简政、各根据地化整为零的做法是否还适应当前的形势？
宝贵的晋冀鲁豫经验
如何解决好战时养兵多少、财政负担和人民生活问题，晋冀鲁豫中央局提供了很好的经验。
1945年9月1日至10月12日，历时一个多月的上党战役，是晋冀鲁豫边区部队对国民党军队进犯解放区实施反击的第一仗，也是我军由游击战争向运动战转变的第一仗。战争形势的发展变化，要求各级政府和经济部门以破釜沉舟的决心，动用最大的人力和物力，做好战役后勤保障。边区政府下令在战区分别设立了太行、太岳两个前线后勤指挥部，战区的各级政府还建立了后方支前指挥部。太行、太岳两区人民坚决响应边区政府号召：为了保护胜利果实，前线需要什么，我们就支援什么。战役期间，两区共动员5万民工参战，供给前线的面粉达197.8千克、小米90千克、食盐4.8千克、柴碳400千克、马饲料3.5千克，最终取得了上党战役的胜利。
紧接着从10月中旬开始，国民党军队集中重兵从豫北沿平汉线，向晋冀鲁豫边区大举进犯。10月28日，晋冀鲁豫边区部队发起邯郸（平汉）战役，至11月2日全歼来犯之敌。邯郸战役的胜利，粉碎了国民党打通平汉线的企图，对巩固华北解放区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在全部战役期间，边区政府组织动员支前民工达十万人以上，设立3条兵站线，随时为前线运送物资，保障了各项战勤工作的完成。
大规模的战争极大地考验了边区政府的财政支持能力，使得抗战期间积攒起来的家底几乎消耗殆尽，这也让晋冀鲁豫中央局认识到，在抗战时期形成的各战略区分散经营的财经、货币工作已不适应大规模战争需要，到了非集中不可的地步。
峰峰会议。邯郸战役结束以后，晋冀鲁豫中央局在邯郸附近峰峰煤矿召开中央局全体委员扩大会议，集中讨论了边区的财经工作。决定要突破1946年原定之预算，想尽一切办法多养兵，但要注意长期打算，中央局委托边区政府统一全区财经工作，必需的开支坚决保证，不必要的开支坚决取消。
会议提出：统一全区货币工作，从1946年起停止鲁西银行钞的发行，鲁西银行并于冀南银行，晋冀鲁豫全区统一发行冀南银行币。对冀南银行钞太行版、太岳版、冀南版和鲁西银行钞取消跨区流通限制，实行全区等价流通，走出了本区货币统一的第一步。
三大解放区货币统一进程示意图。
庞村会议。为适应大规模战争需要，1946年9月晋冀鲁豫中央局在邯郸郊区庞村召开财经会议，重点讨论解决“如何必须多养兵、必须提高兵员生活待遇、必须减轻人民负担”三个矛盾问题，认为这是事关战争胜负的关键性问题，决定核减全区总预算的三分之一。中央局带头减少行政开支，才能共渡难关。
为实现这一目标，决定全区的财政方针、负担标准、对外贸易、货币发行数量等，由中央局集中统一领导。中央局和区两级党委都要建立财经委员会，对外称军政联合财经办事处。边区财委、财办为全区财经工作的最高领导机关，加强党对财经工作的集中领导，促进全区财经工作的集中统一。
这两次重要的财经会议，较为实际地回答了中央长期关注的战时财政困难的问题。从抗战时期就一再强调精兵简政，精简控制脱产人员，限期精简部队员额，进而转变为必须多养兵、提高兵员待遇和减轻人民负担三者有机统一上来。必须多养兵！提高兵员待遇，才能足以应对全面内战的爆发，有力地反击国民党军队的大规模进攻。为此，不拘泥于指示条文的晋冀鲁豫中央局提供了他们的有益经验。他们建立财经委员会，实行党的一元化领导，成立军政联合财经办事处的做法，也为以后中央决定成立华北财经办事处提供了成熟的思路。
中共中央将庞村会议提出的问题和形成的经验转发给各解放区，指出：“他们这个会议，从思想中又从实际上正确解决了财政问题的许多基本问题，并核减全部预算三分之一而不影响战争的进行。这是一个伟大的成绩，是在战争中一个有重大价值的会议，望各地切实研究参考。”
晋察冀边区银行和冀南银行合并成立华北银行示意图。
今天看来，这是当时中央给以刘邓为首的晋冀鲁豫解放区一个极高的评价。如果我们的思绪穿越时空，回望新中国成立后的1978年，会心悦诚服地感叹历史的选择总是那么睿智！
中央高度关注“货币不统一”
根据毛泽东主席和中共中央的战略部署，刘邓千里跃进大别山。1947年6月底，刘伯承、邓小平率晋冀鲁豫野战军主力进入鲁西南，向国统区展开大规模进攻，揭开了人民解放军战略进攻的序幕。
由于战争规模的扩大，军费开支急剧增加，财粮供应数量越来越大，部队转向外线后，新的兵团组成，为刘邓大军外线作战追加的预算，等于冀南银行10年货币发行总量的2倍。解放区的军工企业生产的军需物资及基本的弹药，生产成本很高，费用很大，运输艰难。外线作战带来的财政困难，越来越重。解放区的货币不统一，形成互相抵制，不利于大兵团作战和群众生活。
其实，早在1946年12月30日，《晋察冀中央局建议召开华北经济会议向中共中央报告》就称：“货币不统一，问题甚多。”有必要“统一对付国民党。”
1947年1月3日，中共中央即发出了《关于召开华北财经会议的指示》：“晋察冀中央局提议召开华北财经会议点转告各区。此提议甚好，召集这种会议甚为必要。由于空前自卫战争的巨大消耗，已使一切解放区的财经情况陷入困境，必须以极大的决心和努力动员全体军民一直奋斗，并统一各区步调，利用各区一切财经条件和资源，及实行各区大公无私的互相调剂，完全克服本位主义，才能支持长期战争。”
值得注意的是，指示发出的时间，和晋察冀中央局的建议仅仅间隔几天！可见中央对财经问题的关注程度，解决“货币不统一，问题甚多”是多么重要！指示中说，中央认为应立即召开此项会议，但地点应在邯郸。
转折点：华北财经会议
华北财经会议召开地点确定在晋冀鲁豫中央局驻地邯郸附近的冶陶镇。在冶陶镇小学组成会议筹备处，对外名称是“青岛”工作会议筹备处，筹备处从1947年2月2日正式开展工作。
中央数次去电给予具体指示，指导会议进程。随着各区代表讨论议题的深入，在解决问题的思想认识上的逐步统一，最终达到了中央所希望的统一目的。这次会议是第一次谋划关内各解放区财经统一、财政如何保证军费开支和货币如何统一以支持野战军作战需要的重要会议，是解放区财经工作从分散走向统一的转折点，也是解放区货币统一的重要起点，会议形成了解放区发行统一货币的共识，在新中国经济史、人民币史上具有重要地位。
会议从3月10日起召开预备会，分成三个阶段，即座谈阶段、报告阶段、讨论阶段。会议正式代表17人，列席代表38人，薄一波担任会议主席。
受中央委派，董必武同志专门领导此次会议。董必武是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中共一大代表，有着丰富的革命工作经历，他在被中共中央任命为华北财经办事处主任后，1947年4月18日致电中共中央：“中央给我的新任务是很光荣的，但也是艰巨的，我对华北各解放区财经情况不明，这可以去调研，最困难的还是这一部门的干部我知道的很少，要请中央为我挑选得力者三五个人” 。之后，即踏上赶往邯郸的路程。
经过会议讨论，最终决定由山东省人民政府秘书长兼实业厅厅长薛暮桥、晋察冀边区政府财政处处长南汉宸、晋冀鲁豫军政联合办事处书记杨立三、晋察冀边区财经办事处副主任姚依林、西北财经委员会秘书长白如冰、晋绥军区后勤部部长陈希云参与华北财经办事处组建的相关工作。
华北财经会议是解放区第一次召开带有全国性质的财经工作会议，是协调推动解放区财经、货币工作从分散经营走向联合统一的会议；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解放区财经、货币工作实现团结统一的新起点。
“中国人民银行”呼之欲出
1947年7月14日，董必武以华北财经办事处的名义致电中共华东局、邯郸晋冀鲁豫局、晋绥分局、西北局、东北局，通知他们华北财办即将开始工作，地点设在晋察冀建屏县夹峪村（就是今天的平山县夹峪村）。
10月，各区的人选陆续到达距西柏坡三四里远的华北财办驻地夹峪村。华北财经办事处以董必武为主任，南汉宸、薛暮桥、杨立三、汤平为副主任，下设秘书处、财政组、经济组、军事供给组、调查研究室。
邯郸会议后，经济上的统一工作已经得到了初步成功，但仅仅撤销了各区的关税壁垒（互不统制，互不征税），而未做到各区物资的有计划调剂。各区货币只做到了相互支持，而未做到自由流通，统一发行，这使各区间的物资交流仍遇到严重困难。但凡连成一片的地区，人民群众也都渴望货币的统一。
1947年10月24日，中共中央批准了华北财经会议召开期间经各解放区协商提出的各解放区货币兑换比价的建议，并按照1947年5月华北财办筹备处召开的河北邯郸会议决定的货币兑换比价执行。通过各边区银行货币对比看出，冀南银行币在其中起着类似当今国际货币市场中“美元”的作用，由此足见晋冀鲁豫在当时各解放区中的分量和作用。
1947年10月2日，董必武致电中央工委，指出“银行名称拟定为‘中国人民银行’，是否可以？请考虑示遵。名称希望早定，印钞票时要用。”中央工委收到董必武的电文后，当即讨论同意了董必武的“名称”建议，并立刻将此建议电告给在陕北的中共中央。
1947年10月8日，中央对董必武“关于建立全解放区银行的建议”做出批示：“目前建立统一的银行是否过早一点，进行准备工作是必要的。至于银行的名称，可以用‘中国人民银行’。”
10月8日这一天中央正式确立了“中国人民银行”作为今后建立的统一银行的名称，拉开了创建中国人民银行的序幕。
人民币这颗“子弹”何时射出
中国人民银行的名称确定后，董必武指示南汉宸就发行统一的货币，搜集各解放区的发行指数、物价指数、筹集足够的准备金，以及新币的票面、金额、价值含量、图案设计制作、选择纸张等工作，并嘱咐钞票图案设计出来，首先报送党中央审查。
1947年12月30日，董必武致电东北局并报中央，委托东北局代印钞票，并明确电示：1、银行名称为“中国人民银行”；2、票面大小横长135毫米、直长70毫米；3、票面印毛主席像；4、票面数额500元和1000元两种，500元印6000令，1000元印400令纸的数量；5、票版请代制花纹和颜色，尽可能繁杂些等。
董必武与出席华北财经会议的代表合影。
是不是钞票印好了，就可以发行人民币了呢？不是。
在究竟何时发行人民币的问题上，对这个时机的把握，再现了老一辈革命家对时局的深刻洞察。1948年3月9日，刘少奇亲自起草的《中央工委关于合并晋察冀和晋冀鲁豫两区军、政机构和统一货币问题致中共中央的电》中指出：“关于华北金融贸易问题，拟以冀南银行为基础，合并冀察晋银行，成立华北银行，发行华北银行新钞（人民银行新钞这一颗子弹暂时保留，到必要时才发出）。”
把“人民币”比作“子弹”，形象地说明了对这一时机把握的重要性，也说明我们的人民币是为“解放军向国民党统治区进行战略大进军的需要而发行”，是为宣布国民党政权及其所执行的经济政策、货币政策的彻底失败而发行，人民币是货币，也是子弹！
充满智慧的一个历史瞬间
1948年3月至5月，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华北财经办事处在石家庄召开了华北金融贸易工作会议。会议认为立即成立中国人民银行、发行统一货币的条件尚不成熟。在中国人民银行尚未成立的情况下，决定“总的原则是先统一本区之货币（东北、华北、西北、中原、华西、华南），然后由北向南，先是东北和华北，其次是西北和中原，然后是华西和华南，最后以中国人民银行之本位币之发行实现全国之大统一。”
1948年5月初，为了加快华北解放区工作由分散转向集中的进程，实行党、政、军、财的统一领导，中共中央决定将晋察冀和晋冀鲁豫两个解放区的党、政、军领导机构合并。晋察冀和晋冀鲁豫两个中央局，合并组成中央华北局；晋察冀和晋冀鲁豫两个军区合并为华北军区；成立华北联合行政委员会，由中央财政经济部部长董必武担任主席，统一领导华北解放区的各项行政工作。
这个时候，还发生了一个非常值得记住的历史瞬间，这个瞬间再次充分反映了共产党人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而又灵活机动的智慧底蕴。中央财政经济部成立后，首先开展了统一华北、华东和西北三个解放区货币的工作。货币的统一牵涉贸易和财政的统一，工作量很大。而中财部人力有限，怎么办？
董必武在给毛泽东的报告中给出了“三策”：第一个办法是由中财部来领导，但中财部只有几个干部，各方面抽调也不可能一下子把机构建立起来；第二个办法是由华北政府领导，但在中央局和政府尚未合并的情况下，由华北政府来领导华东和西北名不正言不顺；第三个办法是由中财部决定原则方针，具体执行归各地政府，但根据过去经验，争论最多的是具体执行，极有可能执行不下去。中央财政经济部向中央建议采取第二个办法，由华东、西北选派代表参加华北财经委员会。这样中央局不合并，政府不合并，单独合并财经机构，如有问题可向中央请示。中央同意了中央财政经济部的建议。
1948年7月22日，冀南银行和晋察冀边区银行奉命合并，改称“华北银行”，结束合署办公，实现完全合并。南汉宸担任华北银行总经理，南汉宸也就成为了日后成立的中国人民银行的第一任行长，如果今日走进“小灰楼”，大院里矗立的两座雕像，就是中国人民银行创始人中不能缺席的董必武和南汉宸。
1948年9月26日，华北人民政府成立。10月6日，华北财政经济委员会成立。今天听起来，“华北财政经济委员会”似乎是个地方机构，其实，在当时实际上承担了今天的“中央金融工作委员会+”的职责，它是受中共中央及财政经济部委托，在中央和华北人民政府的直接领导下，筹划统一这三个解放区的财政经济工作。中央财政经济部部长董必武任主任委员，委员包括华东财经委员会方毅、曾山和西北财经委员会的贾拓夫等。华北财委成立，它工作的时期正是处于全国解放战争进行决战的伟大历史转折时期，因此，它成立的意义和发挥的作用是非常重大的。正如刘少奇同志强调指出的“华北财政应该统一，华北局的财政就是中央的财政”。
人民币发行的时机到了
发动内战使国民党统治区面临着更为严峻的财政问题。
从1948年初开始，由于超额发行，使得国民党政府发行的法币由恶性通胀正在走向崩溃。1-3月法币的发行量增加1倍，4、5月间两个月增加1倍，6月份1个月就又增加1倍，到8月份，法币的发行总额达到了660万亿的天文数字。1948年8月，国统区的物价已经比抗战前上升了150万倍，人们开始拒收法币，不信任法币，农村恢复到实物交换的情况，城市中有使用金银、外币来交易。国民政府迫于法币崩溃的形势，于是国民党政府进行货币改革，停发法币，改发金圆券，每1金圆券兑300万法币，并强迫人民把持有的金、银、外币兑换成金圆券，同时限制物价。到10月底，金圆券的发行额已激增至15.9亿元，黑市物价已比8月19日的限价上涨6倍左右。国民党政府实行“币制改革”只维持了两个半月就物价猛涨，物价上涨之猛，开创了空前绝后的记录，金圆券发行不到10个月就彻底崩溃。至此，在中央及中央工委领导下，配合政治、经济、军事斗争需要，货币斗争取得了基本胜利，从根本上动摇了国民党政府的统治基础，为全国解放战争的胜利赢得了先机和创造了条件。
1948年9月，解放战争从战略进攻转入战略决战阶段，人民币发行的时机成熟。
“明天就把中国人民银行的牌子挂出去！”
1947年10月，华北财经办事处副主任、中国人民银行筹备处主任南汉宸同董必武商定了关于新币的票面结构、金额、设计图案以及制版选样、纸张选定等问题，还请董必武题写新币票版上的“中国人民银行”行名。
董必武推辞说：我的字不大好，最好请林老（指林伯渠）他们来写。南汉宸说，您的书法功底深厚，在延安时期您的字就被人们称道，现在您又是华北财经办事处主任，请您来写，是顺理成章的事情。在南汉宸的再三请求下，董必武才应承下来，他感慨地说：“中国人民银行”几个字可是值千金啊。我们将要发行全国统一的货币，这是人民的银行，这是人民的货币，这是一件大事啊。
据中国人民银行旧址纪念馆的讲解员介绍，董必武在书写“中国人民银行”这几个字之前，特地沐浴更衣，以示庄重，可见这六个字在董老心中的分量。
票面设计完成后，1947年底报请中共中央审查，被毛泽东否定。毛泽东说：票子是政府发行的，不是党发行的。我现在是党的主席，不是政府的主席，怎能把我的像印在票子上？根据毛泽东的意见，董必武决定了以反映解放区工农业生产建设图景作为第一套票面图案的设计原则，并且票子正面、背面，除必要的阿拉伯数字外，一律用中文，不用英文，立即请晋察冀边区银行印制局根据这个原则，重新进行设计。
第一套人民币的设计者王益久、沈乃镛。
1948年8月初 ，首批人民币样稿顺利完成。8月21日华北银行总行上报中共中央《关于发行中国人民银行券的补充意见》，对人民币的发行比价、票版面额、发行时间、发行步骤、发行数量、印制计划等问题都做了详细的报告，并附有5个品种、7种版别的人民币设计样稿。此件经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等中央领导圈阅批准。
1948年11月初，周恩来亲自打电话给南汉宸，让他赶紧动员一切力量发行统一的人民币。11月上旬，董必武找南汉宸，询问人民银行筹备工作的进展情况，提出可不可以明天就把中国人民银行的牌子挂出去。南汉宸说，完全可以，目前各项准备工作已经就绪。如果明天挂出中国人民银行的牌子，明天就可以把钞票发行出去。董必武把情况向中央作了汇报，中央当即决定，把中国人民银行成立和发行人民币的时间提前到1948年12月1日。
1948年秋，董必武在西柏坡村领导中国人民银行筹建工作时的办公室。
1948年11月18日，董必武主持召开华北人民政府第三次政务会议，中心议题就是成立中国人民银行和发行全国统一的货币——人民币。这次政务会议决定，发行统一货币，立即成立中国人民银行，任命南汉宸署理中国人民银行总经理。
1948年12月1日，在河北省石家庄市的“小灰楼”，中国人民银行宣告成立，同时发行了第一套人民币。
当天上午，华北人民政府发布金字第四号布告，布告称：华北银行、北海银行、西北农民银行合并为“中国人民银行”，所有三行发行之货币，及其一切对外一切债券债务，均由中国人民银行负责承受。
自此，“小灰楼”这个带有鲜明时代印记的建筑就这样进入了新中国金融史！
（崔仁斌单位：中国人民银行旧址纪念馆暨河北钱币博物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