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色真容】在“保联”里淬炼成长的革命伉俪
——记为金融事业奋斗终生的革命前辈沈润璋与王玮 发布时间：2021-05-14 10:41:58 作者： 来源：中国银行保险报网
□林振荣
英雄的城市，必定拥有英雄的记忆。上海是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地，蕴藏着丰富的红色金融文化资产。
沈润璋：前后两次编写保险业革命史的中坚核心
2000年前后，我在旧书地摊上征集到两本由上海工人运动史料委员会1954年编印的小册子：《上海保险业职工运动简史》与《上海工人运动历史资料》第四辑（刊名是集鲁迅手迹拼接而成），均属内部印发填写编号的存档资料。
《上海保险业职工运动简史》与《上海工人运动历史资料》（一九五四年第四辑）。
读后得悉，1952年7月初，由刘长胜（中共上海市委第三书记、上海总工会主席）倡议，经中共上海市委批准，组建了上海工人运动史料委员会，全力推进上海各行业对党领导的工人运动史料征集研究工作，并将取得的初步成果有序编撰成册。
上海市保险业党史资料征集组扩大会议合影。
上海工人运动是一段彪炳史册的红色记忆，像五卅运动、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上海文化界职业界救国会促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都是改变历史进程的重大事件，无数革命先烈抛头颅洒热血、舍生取义、他们的壮举感天地泣鬼神。这既是党的创建发展史诗，更是党走向成熟成为执政党的必要历练。知史爱党、知史爱国，“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对我们共产党人来说，中国革命历史是最好的营养剂”。现在大家熟知的“经典初心故事”：革命烈士张人亚（上海金银业工人俱乐部主任）拼死在家乡宁波“衣冠冢”里保存中国共产党第一部党章等一批党的早期文献，就是工人运动史料征集活动中由其家人捐献出来转藏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的，如今已成为“四史”教育中党员心目中的“圣物”。
从1952—1958年间，史料征集“整个过程的工作量很大，但有的却进展迅速，例如在店职员方面，大约在半年内就写出了海关、银行、电讯、大百货、银钱业联谊会、保险业、职业妇女俱乐部、德士古(石油)、酱园业、酒菜业、蚁社、华联同乐会等12个方面的史料，共开会百余次，参加者400余人，执笔者60人，成稿40万字。可以说是对店职员斗争史作了一次群众性的总结”。这份《上海市保险业职工运动简史》，据说是上海保险业中共地下党负责人沈润璋与林震峰密切合作，整理编写了初稿，面向全行业征求意见，然后刊登在《上海工人运动历史资料》第四辑里，准备做进一步的充实完善。但好景不长，因自1958年起上海市工联机关精简，修史计划搁浅，两位撰稿人亦远赴北京总部任职，更由于五十年代末全国取消保险业务的影响，整理“保联”史料的工作被迫中断，未能坚持下来。
现在看来，五十年代无疑是编撰各行业职工运动史的最佳时期：当年的革命者年富力强，相互之间还保持密切往来，间隔时间不出二三十年，亲历往事历历在目，且相关的史料实物相对容易征集。但十年文革破四旧运动造成的文化浩劫，让我们党原本顺理成章的编志修史绘制精神图谱的千秋功业戛然而止，珍贵的行业党史文献资料及革命遗址湮没于尘埃中。劫后余生，我们应该庆幸五十年代上海的收集、研究和编纂工作，在全国开了编纂党的工运史先声，1500万字的珍贵史料（含大量口述历史）记录了上海工运史灿烂篇章（注2），奠定了今天书写党的辉煌百年史之坚实基础。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拨乱反正，在原上海地下党领导人张承宗的关怀下，1983年6月，上海市保险业党史资料征集组成立，林震峰任组长，沈润璋与吴越、程振魁、戚白明任副组长，十几位健在的老“保联”会员担任委员，当年的革命战友不顾年老体弱，从全国各地应召而至，再次携手谱写新篇章，之后抢救史料工作全面铺开。在征集过程中，为使史料求实存真，广集博采，还在《人民日报》、《参考消息》、《解放日报》、《文汇报》、《新民晚报》上刊登征集启事，组织相关同志座谈讨论，查阅档案资料，走访知情人。
时间消弭了一切的存在痕迹，四五十年岁月恍若隔世，许多的人生往事都已不再清晰，唯有“保联”革命经历让这些花甲老人无法忘怀，有十多位老会员提供了私藏的“保联”会刊、章程、徽章、照片、会员证、会员名册和纪念册等珍贵实物，共达百余件。大家共同追忆佐证，根据亲身经历撰写了五十多篇回忆文章，经过反复核对修正补充，力求真实。到八十年代后期，这些初步成果由征集组审核组稿，编印成《上海市保险业职工运动史料（1938-1949）》和《续集》两本资料。这是传承修史传统、赓续文化血脉的壮举，是中国保险业红色文化研究的显性成果，利用这些文献资源，可以让后来者们提升行业认知度，对保险业产生归属感和凝聚力，尊崇先烈，继往开来。
《上海市保险业职工运动史料（1938-1949）》与《续集》。
沈润璋亲笔书写了“关于编写保险业党史问题的意见”、“上海地下党保险业支部（分委）历届书记、委员名单”、“上海地下党保险业支部（分委）党员情况变化”、“关于王培荣同志的情况”、“国民党对‘保联’的破坏和‘保联’骨干对他们的斗争”、“上海保险业职工同反动政客罗北辰斗争的前前后后”等文稿。
我看到过沈润璋在第二次修史中回复林震峰的亲笔信，满纸真诚，表达了“我只能对抗战后期至新中国成立前夕的情况作一大体回忆，具体情况可能有出入，有待吴越等同志修改补充”的意见，长期党务纪检工作的经历，使沈老养成了严谨务实的作风，即使自己当年担任党团书记，但对自己记不清楚或不知道的党内成员往事绝不信口开河，没有溢美浮夸之辞。
“保联”：进步青年之精神家园
当年衣食基本无忧的金融业职员，为什么会走上革命道路？他们冒着杀头危险投身人民解放事业有着怎样的初心故事？
我有幸拜访过保险业革命前辈，这些耄耋老人，均不约而同提及“保联”。时隔五六十年，回首在“保联”的青春往事，他们的眼中仍闪烁出明亮的光彩，神情依然那么眷恋与神往，在他们心灵深处，总为这段经历保留着一块神圣的位置，他们都把“保联”视为自己政治新生的洗礼。
上海市保险业业余联谊会，成立于1938年7月，是中共上海地下党领导的广泛团结保险界同仁的群众团体。在整个抗战时期，“保联”利用合法公开团体的掩护，根据保险运营特点和不同形势需要，采取政治经济相结合、改善生活福利与寓教于乐的斗争策略和组织形式，开展了丰富多彩的群众性文娱活动。
当年“保联”丰富多彩的联谊活动欢快而新鲜，富有革命理想主义色彩和浪漫情调，深受大家的欢迎，“保联”既为保险业热血青年提供了释放青春活力的舞台，也为他们的一生烙上深深的印记，奠定了一生的政治底色，直接影响到这些志存高远年轻人对未来人生道路的抉择。他们为自己拥有这么一段刻骨铭心的记忆而自豪，纷纷表示投身于“保联”的芳华是无悔的，因为自己在中国大变革的关键时刻，在时代洪流中留下过自己的足迹，是伟大的时代照亮了自己的青春，这种崇高滋养着灵魂，“保联”的历史将永远铭刻神圣一幕：一曲用热血与忠诚谱写的可歌可泣的青春之歌，印证了“革命人永远是年轻”的真谛，永远吟诵在保险业的历史深处……
此情可待成追忆。
我有幸拜读过“保联”成员当年为撰写回忆文章的一些往来信件，忆往昔峥嵘岁月，写个人成长经历，情真意切，火热青春往事片段跃然纸上。披阅之后，使我真切感受到，随着时间的飞逝和社会的沧桑，“保联”的人与事，渐渐为后人淡漠了，然而钩沉梳理，拾遗补阙，他们的这段传奇故事本身就是一部值得品读与珍惜的党史教材。在“保联”熔炉里，砥砺成长起来一批忠诚的革命战士（到上海解放前夕为止，保险业地下党组织先后有过60名党员），经受住多重考验，绘写出绚丽的革命篇章。他们践行志士报国、救亡图存的崇高，其中有些人还收获了爱情，寻到了生命中的另一半，成就了几对革命伴侣，像沈润璋与王玮，谢寿天与蒋学杰，程振魁与陈瑛，戚白明与贝超杰，朱元仁与刘凤珠，孙文敏与李文锦，蔡同华与袁若霞等，就是艰辛的革命斗争画卷中、苦乐年华里一抹艳丽的风景，人生如歌，青春因革命而迸发出夺目的生命光彩。我深信，讲好红色故事，就能赓续红色基因，弘扬红色文化，让革命精神代代相传。
沈润璋：出身职员家庭，在革命洪流中成长
2012年初，通过网络联系，我与沈润璋的外甥女胡晓岚有了一面之识，了解到他们家庭居然有七位热血青年不约而同投身革命根据地成为党员先锋的传奇故事（其中两人在中共第三线秘密机构“广大华行”下属公司任职），我为她提供了我搜集到的保联图片文献。后来这些资料汇入由胡晓岚组编的《家：在时代的洪流中》一书（作者孙光玥，系沈润璋的姑表姐，胡晓岚系作者的女儿），这本列入“上海人故事”的自传体书籍，追忆自己波橘云诡的真实经历，折射出渐行败落的大家族在动荡乱世中的变迁，讲述芸芸众生渺小个体，如何像涓涓小溪汇入时代洪流，成为革命队伍大家庭一员，有血有肉有细节有真相，文图并茂，鲜活立体，可读性强，印数不多，反响颇大。
沈润璋的家族纪实本《家：在时代的洪流中》。
沈润璋，原名沈光荣（在苏北根据地化名郑润璋、郑焕章），1926年6月16日出生于上海职员家庭，祖籍松江西门外杨家桥，父亲沈子安是上海绸布业的跑街，经常拿着绸布样品到各县城去推销，生意辛苦，家境一般。因系独子，怕孤单，沈润璋从小认姑姑为寄娘，与三位表姐表哥一起长大，关系亲密（加入孙家姐弟排行为四弟）。父母尽全力供养他上学，系统接受文化教育，十几岁时就已身板高挑，性格敦厚，气质儒雅，待人热情，显得很有教养。
少年时期的沈润璋。
20世纪40年代的上海，已经成为远东“华尔街”，金融机构扎堆设立。选择入职金融界，是一件很体面的事，可以穿长袍或西装，坐写字楼，工作轻松，收入可观，因此，沈润璋从立信会计专科学校毕业后，即选择应聘金安保险公司会计工作。金安保险公司是创建于1942年9月2日的中小规模保险公司，注册资本只有125万元，总经理贝在荣。公司设址九江路210号，靠近著名的金融街外滩和江西路，主要经营财产保险，加入太平分保集团。
金安保险公司保险单。
在太平分保集团内，沈润璋结识了太平保险公司的程振魁。受其影响，他们在工作之余，经常相伴前去设于爱多亚路(现延安东路)160号的“保联”会所（《泰晤士报》大厦四楼），旁听经济学、时事、青年知识、新文艺等讲座，接受相关的保险实务、人寿保险以及水火险等专业培训。这等于迈入革命队伍的门槛——受那个时代潮起云涌的救亡图存革命形势鼓舞，他们常怀忧国忧民之心，积极投身社会进步事业。
上海的保险业承载了年轻的共产党人抗日救亡岁月血与火的记忆。作为旧中国保险业中心，上海滩诞生了全国保险业最早的中国共产党地下支部，一批年轻的共产党人在民族存亡的危机之秋，利用“保联”这一合法群众团体作掩护，联络职工群众，为结成最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爱国民主统一战线作出了努力，堪称两百年中国保险发展史中最绚丽的篇章。
日伪政权统治下的上海，无法满足广大青年业余文化生活的需要，亡国奴的耻辱充斥在每个人的心头。而随着英美保险公司被勒令关闭，华商保险公司蓬勃兴起，青年职员陡增。根据保险行业的经营特点，要求职员有广泛的人脉资源，同业之间也需要保持密切联系。“保联”的群众联谊活动，满足了保险职工追求新知识丰富业余生活的需要，开辟了文化娱乐活动的新园地，也一定程度上改变了部分职工腐化堕落的生活方式，培养了业界团结互助的作风，激发出爱国豪情，使他们积极投身抗日救亡活动。
“保联”话剧组：唱响抗日救亡主旋律
“保联”话剧组是在三四十年代深受上海保险业界青年员工喜爱、有广泛社会影响的业余文艺团体。“保联”成立不久，即委派程振魁负责筹建“话剧组”。一开始参加者仅有十余人，他们凭着满腔爱国热情，依靠自身力量，积极排练独幕剧、活报剧以及一些中外名剧，开始街头宣传。以这部分青年为骨干，“保联”话剧组队伍很快壮大起来了，在社会上，以“保联剧团”的名义举行义卖公演，参加联欢慰问演出。
抗战烽火特殊环境促成了“孤岛”话剧的繁荣。众多业余话剧团体为抗日救亡而呐喊宣传，揭露社会黑暗，激发广大民众的爱国热情，进步话剧尽了最大最多启迪民智、唤醒国魂、提高敌忾心的责任（有不少电影演员参加职业话剧团体）。精心布置的舞台，跌宕起伏的故事情节，传神的演员姿态、动作、对话、独白等表演，这种话剧艺术表达了时代的呼声和人民的情愫，成为真正的民众艺术，淋漓尽致地发挥着戏剧巨大的宣传教育功能，使它真正赋予中国特色，被普通民众所接受和喜爱。
上海立信一级全体同学合影（后排个儿最高为沈润璋，1940年代）。
“保联”话剧组的成员曾达130余人，编成太平保险公司分队、泰山保险公司分队、金安保险公司分队等四个分队，平时在各自的公司中进行排练活动，总队统筹安排在“保联”会所演出。这样的实习演出，几乎每月有—到两次，话剧组通过这种方式使演艺活动深入到基层公司中去。通过定期展演，宣传抗日救国，团结教育了保险业广大职工群众，培养了很多积极分子。
1945年8月15日，日本军国主义侵略者宣布无条件投降，坚持十四年的抗战终于取得了最后的胜利。为欢庆反法西斯的胜利，“保联”组织了一次保险业界庆祝大会。话剧组又重新聚集在一起，积极筹备排练二幕剧《宁静的江南》（原为“银联”杨扬在抗战初期创作的独幕剧，演出时改编为二幕剧），内容演绎江南一个安逸的乡村被日寇侵占烧杀，人民揭竿而起，经过长期艰苦抗争，最终打败穷凶极恶的日本军国主义侵略者。参演者有：沈润璋、徐慧英、朱元仁、刘凤珠，程文魁、程振魁等人。演出结束时，全体演员在台上领唱，台下观众起立齐唱抗日歌曲，一首接一首，气氛达到高潮，歌声持续了20多分钟大家还不肯散去。
话剧组成为培育上海保险业进步青年的革命熔炉，许多青年从话剧组开始走上革命道路。话剧组的骨干，像程振魁、吴振年、施哲明、沈润璋、徐天碧、孙文敏、周繁俐、朱元仁、刘凤珠、吴越、蔡同华、廖国英、徐慧英、王亦洲等先后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魅力体育，活力四射，最能凝聚行业人气
体育部是“保联”开展职工联谊活动最经常、最活跃的机构。“保联”成立后，为践行“联络感情，交换知识，调剂业余生活，促进保险业之发展”的保联宗旨，积极开展了篮球、足球、排球、乒乓球、游泳、弈棋等深受群众喜爱的体育活动，寓教育于体育娱乐活动之中。
“保联”组织的篮球比赛，每次参加的公司都很多，多时在8家以上，参加球员往往达100余人。“保联”体育部部长沈昆南为提高队员的球艺，还特地借来一套美国篮球协会选手表演战术的记录电影放给大家观摩，当时除“保联”队员外，会员中的篮球爱好者也踊跃围观。为了增进球艺，“保联”篮球代表队除了规定时间集中练习外，还经常约其他行业团体球队组织友谊赛，与华联同乐会篮球队、文汇联队举行过友谊赛。这样不仅锻炼了球艺，还增进了相关行业之间的友谊。他们还专门去慰问坚守过四行仓库的“800壮士”，同谢晋元团的篮球队进行过友谊赛。
“保联”的小型足球比赛也深受职工欢迎。“保联”体育部在1940年举办了“保联”杯小型足球联赛，1941年举办了“（胡）詠骐杯”小型足球联赛。这两届小型足球联赛冠军都是保裕小足球队。比赛场地借成都路光夏中学球场，每次参加比赛的都有10多个球队。
“保联”体育部还举办过游泳训练班，为会员订购团体优待券，逢星期日组织会员集体到大陆游泳池游泳。
在赛场上感受体育魅力无极限，活力四射，彰显青春。这里没有贫富，没有尊卑，体育展现的生命活力和精神意志，远远超过了竞赛输赢本身。是体育，教会大家珍惜朋友情谊并且热爱自己的集体，“保联”是一个牢不可分的集体。
“保联旅行团”：结伴游胜地 共叙爱国情
抗战胜利后，国民党上海市社会局为控制职工运动，勒令已成立的社会群众团体必须重新登记，妄图使各社会团体成为御用工具。
1946年9月，“保联”在登记过程中，被强行改名为“上海市保险界同人进修会”。政客罗北辰凭借社会局的权势，伺机登上“进修会”理事长宝座。自此，“保联”原受追捧的文化娱乐活动和福利设施，罗不是借口“经费困难”、“场地狭小”而横加阻挠，就是利用权势，在审查经费开支时不予批准。致使《保联会报》停刊，“保联”理发室撤销，“保联”话剧组停止活动，消费合作社濒临瘫痪。种种迹象表明，罗北辰企图改变“保联”一贯的宗旨，限制和减弱我党与民众的联系，使职工联谊纳入国民党的可控范围。
面对这一新形势，“保联”地下党组织决定：有条件开展之活动仍应坚持，如学术部举办的保险学术讲习班，评剧委员会的学戏、彩排、义演，诊疗所的打针、健康检查等，而且领导权必须掌握在自己手里。强调必须依靠群众自身的智慧和力量，开拓新的活动阵地，尽可能争取群众，密切党与民众的鱼水情谊，扩大“保联”影响面。
1947年初，“保联”骨干程振魁、蔡同华、吴越和贝超杰等结伴去苏州、无锡春游，从中受到启发，根据保险业职员之爱好和经济条件，如果以“保联”的名义组织会员短途旅游，既可调适精神、联络感情、增进友谊，亦能从祖国大好河山的绚丽景色中激发爱国热情，肯定受欢迎。上海人有旅游的传统，完全能够把群众吸引过来，这会成为与罗北辰争夺群众的高明策略。这一建议，经“保联”党团讨论通过，决定大胆采用，通过联络员广泛发动会员报名参加。
1947年春安排首场活动时，即打出“保联旅行团”旗帜。先是利用星期天休假举办当天往返的苏州、无锡、昆山、嘉兴一日游，后来发展到利用节假日举办杭州二日游。每次专包一节车厢，可最多组织120人参加。由于“保联旅行团”不以营利为目的，纯属服务性质，费用比商业运营的旅行社便宜很多，而且旅游是老少咸宜的活动，会员还可报名带家属一起参加，颇受职员欢迎。现存的“保联旅行团”照片资料里，多处看到沈润璋王玮以及母亲王氏的身影。
为把旅游计划落实好，确定“保联旅行团”由党员孙文敏、沈润璋、吴越、蔡同华、廖国英、刘凤珠等负责，并构建了联络员制度，明确了分工，聘请“保联”骨干及积极分子承担旅游活动的具体组织工作。沈润璋负责包车厢及租船，蔡同华负责摄影，盛揖乔担任导游，洪汶管财务，孙文敏、吴越等负责与各保险公司会员间的联络。
为扩大影响，特意在专包车厢外公开挂“保联旅行团”横幅。每10人编为一组，由临时组长手持“保联”标志三角形指挥旗，使参加旅游的保险业职工感觉到“保联”之名称虽然被篡改，但“保联”为民服务实质没有变，“保联”的精神永存，“保联”的铁粉仍在坚持斗争，因而赢得了群众的信任和支持。
“保联旅行团”在不足两年的时间里，先后安排多次游览苏州的天平、灵岩、虎丘、狮子林，无锡的蠡园、鼋头渚、梅园，常熟的虞山、剑门，昆山的马鞍山、亭林公园，南翔的古猗园，嘉兴的南湖，海宁观潮以及杭州的西湖、灵隐、花港、玉皇山等处景点。
其中，安排旅游次数最多的要算苏州、无锡了。当时游太湖还没有游艇，每次都是雇一艘小火轮，后面拖挂一只木制大船，大家乘舟荡漾于水天一色、水波浩渺的太湖，欣赏祖国大好河山，尽享一日之欢乐，消除一周工作之身心疲惫。中午在船上吃船菜，虽然午餐简单，但大家的心情愉悦。有些党员和积极分子主动与群众聊天谈心，宣传时事政策，为扩大“保联”队伍和培养党的积极分子创造机会。
虽然保联被迫改名但仍打出“保联”旗帜（车窗右1为王玮及刘凤珠）。
峥嵘岁月，绚烂的革命青春
“保联”开展的各项文体活动，丰富了群众业余生活，强健了职员的身心素质，振奋了精神，冲淡了大片国土沦陷压在人们心中的那种颓废情绪和消沉思想。大家学习专业培训课程、听报告、讨论时局社会热点、学唱革命歌曲，演出进步话剧，渐渐变成志同道合的同志，“保联”从中发现和培养了许多骨干分子，在如火如荼的革命潮流中，经受磨炼考验，一片赤子之心，忠心报国，谱写壮丽的革命诗篇。“保联”地下党支部按照“积极慎重”方针，秘密实施党员培养工作。将抗日救亡运动中涌现出来的骨干积极分子，确定为党员纳新对象，分工联系，个别考察，推荐进步书刊，分析革命形势，帮助他们树立革命的人生观世界观，按照党员条件，成熟一个发展一个。沈润璋接受了党的教育，坚定了信仰，1944年12月经程振魁介绍，加入中共地下党，决心用青春和热血，为人民解放事业贡献自己的一切。
1945年11月，“保联”党团组织成立，林震峰任书记，沈润璋、徐天碧、蔡同华、吴福荣4人为委员。不久，党团书记改由不到20岁的沈润璋担任。1947年5月，经中共上海市职员工作委员会讨论决定，保险业党支部扩大为保险业分党委。分党委书记为林震峰，委员为沈润璋、廖国英，下辖两个支部和一个党团（太平公司党支部书记由廖国英兼任，其他保险公司党支部书记由沈润璋兼任，后由吴越接任，“保联”党团仍由沈润璋兼任书记）。上级联系人为职委王致中。沈润璋以饱满的激情、昂扬的斗志投入到“保联”群众运动中去，显露出过人的组织才干和宣传策划能力，迅速打开了工作局面。1942年前后，在党支部直接指导下，程振魁与沈润璋，曾仿效“保联”初期的惯例，组织非公开的《大众哲学》和《政治经济学》读书小组，对进步青年提高马列主义水平起到催化作用，参加者有蔡同华、姚乃廉，徐天碧，华世德，吴越，程文魁等10余人，这些积极分子后来都参加了党组织。沈润璋作为介绍人，培养周世清、唐凤喧、王永昌、林彬等人加入地下党。
王玮，曾用名韦贞、王贞瑜、沈贞瑜，出身银行职员家庭，原在上海市永乐小学任教，因与沈润璋的恋爱关系参加“保联”活动，两个热血青年，有同样的革命理想和目标，相识在烽火年代，为了革命理想走到了一起。按照党的纪律，经报告党组织审查同意，1944年12月结为夫妻，1948年8月王玮经沈润璋介绍加入中共地下党，三个月后，与沈润璋共同投奔苏北解放区，进入中共华中党校学习。
沈润璋、王玮结婚照。
由于沈润璋与程振魁、洪汶等在“保联”活动踊跃，上了国民党特务的黑名单，在原金安保险公司受逼迫无法立足，遂投奔红色背景的广大华行，在其下属民安产物保险公司任职，每天到上海外滩1号亚细亚大厦一层上班，并以其员工身份参与“保联”活动。
不久，沈调到民益公司担任襄理。民益商行原是以民安同仁福利名义在重庆开设的，经营内江白糖、木耳、黄花菜等土特产购销业务，以商行利润来弥补物价飞涨对民安职工生活的影响，稳定职工情绪。日本投降后，广大华行利用政府高官抢先东进，在上海外滩扎下营盘，与外国资本、官僚买办资本争夺市场，迅速新建了南京、广州、青岛、沈阳、吉林、长春等分公司，开辟海外保险业务。1946年初民安保险公司将民益商行扩充新组为独立经营的“民益运输公司”，总公司移设上海，推行海陆空联运，取得良好的经济回报。由民生实业公司副总经理童少生出任董事长，王应麒任总经理。
民益运输公司利用民生实业公司之关系在国内一些重要的口岸设立分支机构十余处，并建立起了轮船、铁路、飞机等相衔接的联运网络。由民益运输公司代办向民安产物保险公司投保运输险，不仅手续简便，而且服务周到，受到客户欢迎。1947年，为吸引更多的保险经纪人协同承保，广大华行扩张规划，创办联安产物保险公司，与民安同址办公，经营财险业务。遗憾的是，那时上海乃至整个国统区的金融问题已积重难返，通货膨胀，保险业务江河日下，不久就被迫停业。
至暗时刻：度过黎明前的黑暗
罗北辰看到自己改组的同人进修会受冷落，而“保联”组织的各项活动如火如荼，受到群众的拥护和支持，恼由心生，便唆使其亲信经常撕掉“保联旅行团”张贴在广告栏下的通知，甚至还派密探来探查旅行团的活动秘密。罗北辰公开扬言:“民安保险公司是共产党的窝，必须加以清理。”他向太平保险公司丁雪农施压：“廖国英可能是共产党”；要大安保险公司的陈巳生管教好蔡同华；恐吓四明保险公司的金瑞麒，要他开除徐天碧；要合众保险公司开除陶锡凤；罗北辰还亲自威胁吴越：“玩政治很危险”。
尽管遭遇阻挠，“保联”并未因此而终止活动。1948年8月29日，“保联”发起组织骑自行车赴“曹园”旅游活动。“曹园”当时尚未对外开放，比较清净，是假日休闲的好去处，那里临近市区，还没有直达的公交车，骑自行车去最为方便。一行人出发时，由“保联旅行团”小旗帜开路，前后相随，互相照应，引人注目。那时宛平路、衡山路一带已经绿树成荫，近郊还有不少农田，这些保险公司职员，平时只是为外出查勘骑自行车穿行于大街小巷，而今骑自行车编队远足，为的是赏玩风光，自然情趣盎然。中午在花园中拿出自带的干粮野餐。每人以自己的擅长表演节目，谈笑风生。这次远足是“保联旅行团”组织的最后一次活动。
1948年冬，有战略决战意义的辽沈战役见了分晓，淮海战役也捷报频传，印证了民心向背。国民党反动派不甘心即将覆亡的命运，加紧镇压民主力量。上海处于黎明前的黑暗，白色恐怖日重，许多共产党人被当街枪杀。1948年11月，国民党中统特务，先后逮捕了“保联”的中共党员廖国英、吴越，“保联”体育部副部长赵伟民和话剧组骨干洪汶等4人。党组织为避免更大的损失，紧急命令在“保联”活动表现突出的9名党员先行隐蔽，不要去公司，也不要回家，安排撤离。沈润璋、王玮夫妻及王培荣作为比较暴露的党员，第一批撤往华中苏北解放区。汤铭志、朱元仁、刘凤珠、姚洁忱为第二批；徐达为第三批。
撤退的过程十分惊险，就像经典谍战片的重演，我们钩沉索引《上海店员和职员运动史》的记载，听故事、追情节，了解风雨如磐的峥嵘岁月，从引人入胜的故事去萦回胜利荣光之艰险。
“当交通员刘燕如接到组织安排‘保联’沈润璋（化名郑焕章）、王玮夫妇撤往华中党校的通知，如约赴曹家渡接上了关系。但在动身的当晚大雨倾盆，显然不能在苏北农村道路上行走，否则极易暴露，而沈已表示不能再返回上海家中，遂由交通员先安顿于闸北甘肃路交通员的宿舍中，次日即转移到浦东乡下王家渡的交通员家中，待天晴后再走。事后得知，就在沈润璋离家的第二天，敌特机关就去沈家搜捕而未得，其实这时沈还未离开上海，只是转移了一个住地，逃脱了敌人的魔掌”（注3）。
1949年2月20日中共华中党校十四队保险小组学员合影（前排左起徐天碧、沈润璋、朱元仁、王培荣；后排左起汤铭志、徐达、唐凤暄、刘凤珠、王玮）。
在华中解放区淮阴县城，沈润璋、王玮脱下了都市服装，换上了军服，进入中共华中党校，编入主要由上海撤退的职员店员组成的第十四队（沈担任党支部书记），接受党的基础知识教育，学习城市接收工作条例政策。
随着解放军迅速渡江南下的形势发展，党校逐步南迁至淮安、高邮，以后，经组织决定随军南下，沿扬州、丹阳、南翔，参加上海市军管会为接管官僚资本而设的金融处，深入学习上级党委对接管上海的有关指示及入城纪律，研究拟定银行业接管方案，明确接管范围和对象。
1949年5月27日，解放大军攻克上海。第二天，距离撤离不过半年，沈润璋夫妇就以接管者身份，返回了上海。沈润璋被分配到了金融处的银行组，在派驻中国银行军代表龚饮冰、冀朝鼎、项克方、洒海秋的领导下，参加接管中国银行的工作。5月30日至6月1日，他们进驻中国银行，向全体员工宣示了军管会命令，解释《中国人民解放军布告》，约法八章，要求有关人员负责将中国银行原有文卷、账册及各项物资封存，赶制移交清册，限一星期内将移交清册缮制完毕送军代表办公处，将应行移交各档案分别加封，听候接收和清点。同时声明银行官股部分全部没收，私股权益则予以保留，原董事会停止行使职权，由华东军区指定华东财经办事处代行董事会职权。向地下党同志摸清情况，听取对接管事务的意见，在可依靠的积极分子协助下，广泛发动群众，并根据中央“保留原名义、原机构、原封复业、稳步改造，尽快恢复营业”的接管方针，明确出路：凡愿继续服务者，在接管后准予量才录用。6月6日，中国银行总管理处所属各部及其上海分行正式复业，中国银行经过改组，成为中国人民银行领导下经营外汇业务的专业银行。
1949年5月30日，中国人民银行华东区分行在外滩24号宣告成立。沈润璋担任中国人民银行华东区行办公室副主任，王玮成为中国人民银行的干部。华东区分行成立后，迅速发挥社会主义国家银行的各项职能，领导和管理全市金融事业。对原有各类金融机构，根据不同情况，分别处理。大区撤销后，沈调至北京中国人民银行总行。
1957年至1965年，沈润璋与王玮被派往中国人民银行驻巴基斯坦卡拉奇分行任职。情深意笃的革命伉俪在异国他乡，出色履行国家金融驻外机构的神圣使命。
1964年2月，周恩来总理、陈毅副总理率团访问巴基斯坦，在中国大使馆，沈老夫妇俩人与其他驻巴基斯坦同志受到亲切接见，这是幸福时刻。
1965年受命回国后的沈润璋担任中国人民银行会计发行局副局长、司长，稽核司长等职务，是懂专业的金融业高管。文化大革命期间受到迫害，但沈老夫妇始终坚信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依旧初心不改、砥砺前行，无论是在危险的地下战线，还是在异国他乡，他们始终保持着共产党员对党和革命事业的无限忠诚，数十年如一日，兢兢业业为党的金融战线工作，勤勤恳恳，脚踏实地，任劳任怨。
1986年7月24日，为适应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和发展，作为金融改革的试点，国务院批准重新组建交通银行，银行资本金的筹集采取国家控股和公开招股相结合方式。为此，年届花甲的沈润璋1987年3月奉调上海，参与筹建交通银行，助力百年金融名企绽放新芽。到1987年4月1日，重新组建后的交通银行正式对外营业，成为中国第一家具有股份制特点的、全国性综合性的金融企业，总行设在上海江西中路200号（原金城银行大楼）。沈润璋任副董事长兼副总经理，就重新组建的交通银行实行股份制、企业化经营以及开展综合金融业务等问题接受了记者专访（网络上还能搜到复行伊始，记者对沈润璋的采访报道）。作为金融改革的试点，交通银行在中国金融业的改革发展中实现了六个“第一”，即第一家资本来源和产权形式实行股份制；第一家按市场原则和成本—效益原则设置机构；第一家打破金融行业业务范围垄断，将竞争机制引入金融领域；第一家引进资产负债比例管理，并以此规范业务运作，防范经营风险；第一家建立双向选择的新型银企关系；第一家可以从事银行、保险、证券业务的综合性商业银行。1994年，飞速发展的交通银行已经成为中国第五大银行，按资产规模在全球银行中位居第191位。1995年6月沈润璋到龄离休，仍受聘交通银行咨询委员会作顾问。王玮八十年代末在中国银行总行营业部退休。他俩夫妻情真意笃，携手走过最艰难的革命岁月，风雨同舟70多个春秋，为发展新中国的金融事业贡献了青春年华，为祖国的独立富强建立了不可磨灭的功勋。即使在整个白区地下党蒙冤受屈的时候，他们始终坚定信念，赤心不改，以党的利益、人民的利益为重，认真工作，坚持原则，经受住了考验。
2012年5月，暮年的沈润璋与外甥女胡晓岚核对文稿。
沈老2015年在北京北里东区社区逝世，享年89岁。据说沈老是在拿到抗战70周年纪念奖章的当晚安然离世的，令人感慨。
“一个有希望的民族不能没有英雄，一个有前途的国家不能没有先锋”，同理，受人尊重的行业，必然拥有英雄的光辉。历史将永远记住革命先驱的功绩！
红色文化是共产党人的鲜亮底色，凝结着他们的价值理念与人格追求，其中榜样人物的红色经典故事，是当代人最直接、最具象、近距离接触革命传统的最好载体，悠悠往事，就像陈年佳酿，愈久弥香。我们修史存录传播，筑守精神家园，理应成为发展金融党建事业，传播金融文化自信的主阵地，也应成为“四史”教育常读常新的教科书。让我们以金融人的名义，向革命先驱敬礼！
【备注】：
注1：《“上海工人运动史料”1500万字记录上海工运辉煌篇章》（作者姜燕，《新民晚报》2016年6月26日）
注2：郑庆声《回忆上海工人运动史料委员会》
注3：《上海店员和职员运动史:1919-1949》中共上海市委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中共上海市委党史研究室、中共上海市商业工作委员会 编/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9
【主要参考资料】：
《保联》杂志（上海市保险业业余联谊会出版委员会/1938-1941）
《保联会报》（上海市保险业业余联谊会编印/1943）
《上海保险业职工运动简史》（内部资料上海工人运动史料委员会/1954年12月）
《上海工人运动历史资料》（一九五四年第四辑 /内有上海保险业运动简史）
《上海市保险业职工运动史料（1938-1949）》(中共上海市委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主编/ 上海市保险业党史资料征集组编写/ 内部资料/ 1987年12月)
《上海市保险业职工运动史料续集（1938-1949）》(中共上海市委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主编/上海市保险业党史资料征集组编写 / 内部资料 / 1989年6月)
《上海店员和职员运动史》（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 1999）P1010
《众志成城—上海店职员运动战友谱》刘燕如主编，上海画报出版社2007年第一版
（作者系钱币保险史学者）
□林振荣
英雄的城市，必定拥有英雄的记忆。上海是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地，蕴藏着丰富的红色金融文化资产。
沈润璋：前后两次编写保险业革命史的中坚核心
2000年前后，我在旧书地摊上征集到两本由上海工人运动史料委员会1954年编印的小册子：《上海保险业职工运动简史》与《上海工人运动历史资料》第四辑（刊名是集鲁迅手迹拼接而成），均属内部印发填写编号的存档资料。
《上海保险业职工运动简史》与《上海工人运动历史资料》（一九五四年第四辑）。
读后得悉，1952年7月初，由刘长胜（中共上海市委第三书记、上海总工会主席）倡议，经中共上海市委批准，组建了上海工人运动史料委员会，全力推进上海各行业对党领导的工人运动史料征集研究工作，并将取得的初步成果有序编撰成册。
上海市保险业党史资料征集组扩大会议合影。
上海工人运动是一段彪炳史册的红色记忆，像五卅运动、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上海文化界职业界救国会促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都是改变历史进程的重大事件，无数革命先烈抛头颅洒热血、舍生取义、他们的壮举感天地泣鬼神。这既是党的创建发展史诗，更是党走向成熟成为执政党的必要历练。知史爱党、知史爱国，“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对我们共产党人来说，中国革命历史是最好的营养剂”。现在大家熟知的“经典初心故事”：革命烈士张人亚（上海金银业工人俱乐部主任）拼死在家乡宁波“衣冠冢”里保存中国共产党第一部党章等一批党的早期文献，就是工人运动史料征集活动中由其家人捐献出来转藏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的，如今已成为“四史”教育中党员心目中的“圣物”。
从1952—1958年间，史料征集“整个过程的工作量很大，但有的却进展迅速，例如在店职员方面，大约在半年内就写出了海关、银行、电讯、大百货、银钱业联谊会、保险业、职业妇女俱乐部、德士古(石油)、酱园业、酒菜业、蚁社、华联同乐会等12个方面的史料，共开会百余次，参加者400余人，执笔者60人，成稿40万字。可以说是对店职员斗争史作了一次群众性的总结”。这份《上海市保险业职工运动简史》，据说是上海保险业中共地下党负责人沈润璋与林震峰密切合作，整理编写了初稿，面向全行业征求意见，然后刊登在《上海工人运动历史资料》第四辑里，准备做进一步的充实完善。但好景不长，因自1958年起上海市工联机关精简，修史计划搁浅，两位撰稿人亦远赴北京总部任职，更由于五十年代末全国取消保险业务的影响，整理“保联”史料的工作被迫中断，未能坚持下来。
现在看来，五十年代无疑是编撰各行业职工运动史的最佳时期：当年的革命者年富力强，相互之间还保持密切往来，间隔时间不出二三十年，亲历往事历历在目，且相关的史料实物相对容易征集。但十年文革破四旧运动造成的文化浩劫，让我们党原本顺理成章的编志修史绘制精神图谱的千秋功业戛然而止，珍贵的行业党史文献资料及革命遗址湮没于尘埃中。劫后余生，我们应该庆幸五十年代上海的收集、研究和编纂工作，在全国开了编纂党的工运史先声，1500万字的珍贵史料（含大量口述历史）记录了上海工运史灿烂篇章（注2），奠定了今天书写党的辉煌百年史之坚实基础。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拨乱反正，在原上海地下党领导人张承宗的关怀下，1983年6月，上海市保险业党史资料征集组成立，林震峰任组长，沈润璋与吴越、程振魁、戚白明任副组长，十几位健在的老“保联”会员担任委员，当年的革命战友不顾年老体弱，从全国各地应召而至，再次携手谱写新篇章，之后抢救史料工作全面铺开。在征集过程中，为使史料求实存真，广集博采，还在《人民日报》、《参考消息》、《解放日报》、《文汇报》、《新民晚报》上刊登征集启事，组织相关同志座谈讨论，查阅档案资料，走访知情人。
时间消弭了一切的存在痕迹，四五十年岁月恍若隔世，许多的人生往事都已不再清晰，唯有“保联”革命经历让这些花甲老人无法忘怀，有十多位老会员提供了私藏的“保联”会刊、章程、徽章、照片、会员证、会员名册和纪念册等珍贵实物，共达百余件。大家共同追忆佐证，根据亲身经历撰写了五十多篇回忆文章，经过反复核对修正补充，力求真实。到八十年代后期，这些初步成果由征集组审核组稿，编印成《上海市保险业职工运动史料（1938-1949）》和《续集》两本资料。这是传承修史传统、赓续文化血脉的壮举，是中国保险业红色文化研究的显性成果，利用这些文献资源，可以让后来者们提升行业认知度，对保险业产生归属感和凝聚力，尊崇先烈，继往开来。
《上海市保险业职工运动史料（1938-1949）》与《续集》。
沈润璋亲笔书写了“关于编写保险业党史问题的意见”、“上海地下党保险业支部（分委）历届书记、委员名单”、“上海地下党保险业支部（分委）党员情况变化”、“关于王培荣同志的情况”、“国民党对‘保联’的破坏和‘保联’骨干对他们的斗争”、“上海保险业职工同反动政客罗北辰斗争的前前后后”等文稿。
我看到过沈润璋在第二次修史中回复林震峰的亲笔信，满纸真诚，表达了“我只能对抗战后期至新中国成立前夕的情况作一大体回忆，具体情况可能有出入，有待吴越等同志修改补充”的意见，长期党务纪检工作的经历，使沈老养成了严谨务实的作风，即使自己当年担任党团书记，但对自己记不清楚或不知道的党内成员往事绝不信口开河，没有溢美浮夸之辞。
“保联”：进步青年之精神家园
当年衣食基本无忧的金融业职员，为什么会走上革命道路？他们冒着杀头危险投身人民解放事业有着怎样的初心故事？
我有幸拜访过保险业革命前辈，这些耄耋老人，均不约而同提及“保联”。时隔五六十年，回首在“保联”的青春往事，他们的眼中仍闪烁出明亮的光彩，神情依然那么眷恋与神往，在他们心灵深处，总为这段经历保留着一块神圣的位置，他们都把“保联”视为自己政治新生的洗礼。
上海市保险业业余联谊会，成立于1938年7月，是中共上海地下党领导的广泛团结保险界同仁的群众团体。在整个抗战时期，“保联”利用合法公开团体的掩护，根据保险运营特点和不同形势需要，采取政治经济相结合、改善生活福利与寓教于乐的斗争策略和组织形式，开展了丰富多彩的群众性文娱活动。
当年“保联”丰富多彩的联谊活动欢快而新鲜，富有革命理想主义色彩和浪漫情调，深受大家的欢迎，“保联”既为保险业热血青年提供了释放青春活力的舞台，也为他们的一生烙上深深的印记，奠定了一生的政治底色，直接影响到这些志存高远年轻人对未来人生道路的抉择。他们为自己拥有这么一段刻骨铭心的记忆而自豪，纷纷表示投身于“保联”的芳华是无悔的，因为自己在中国大变革的关键时刻，在时代洪流中留下过自己的足迹，是伟大的时代照亮了自己的青春，这种崇高滋养着灵魂，“保联”的历史将永远铭刻神圣一幕：一曲用热血与忠诚谱写的可歌可泣的青春之歌，印证了“革命人永远是年轻”的真谛，永远吟诵在保险业的历史深处……
此情可待成追忆。
我有幸拜读过“保联”成员当年为撰写回忆文章的一些往来信件，忆往昔峥嵘岁月，写个人成长经历，情真意切，火热青春往事片段跃然纸上。披阅之后，使我真切感受到，随着时间的飞逝和社会的沧桑，“保联”的人与事，渐渐为后人淡漠了，然而钩沉梳理，拾遗补阙，他们的这段传奇故事本身就是一部值得品读与珍惜的党史教材。在“保联”熔炉里，砥砺成长起来一批忠诚的革命战士（到上海解放前夕为止，保险业地下党组织先后有过60名党员），经受住多重考验，绘写出绚丽的革命篇章。他们践行志士报国、救亡图存的崇高，其中有些人还收获了爱情，寻到了生命中的另一半，成就了几对革命伴侣，像沈润璋与王玮，谢寿天与蒋学杰，程振魁与陈瑛，戚白明与贝超杰，朱元仁与刘凤珠，孙文敏与李文锦，蔡同华与袁若霞等，就是艰辛的革命斗争画卷中、苦乐年华里一抹艳丽的风景，人生如歌，青春因革命而迸发出夺目的生命光彩。我深信，讲好红色故事，就能赓续红色基因，弘扬红色文化，让革命精神代代相传。
沈润璋：出身职员家庭，在革命洪流中成长
2012年初，通过网络联系，我与沈润璋的外甥女胡晓岚有了一面之识，了解到他们家庭居然有七位热血青年不约而同投身革命根据地成为党员先锋的传奇故事（其中两人在中共第三线秘密机构“广大华行”下属公司任职），我为她提供了我搜集到的保联图片文献。后来这些资料汇入由胡晓岚组编的《家：在时代的洪流中》一书（作者孙光玥，系沈润璋的姑表姐，胡晓岚系作者的女儿），这本列入“上海人故事”的自传体书籍，追忆自己波橘云诡的真实经历，折射出渐行败落的大家族在动荡乱世中的变迁，讲述芸芸众生渺小个体，如何像涓涓小溪汇入时代洪流，成为革命队伍大家庭一员，有血有肉有细节有真相，文图并茂，鲜活立体，可读性强，印数不多，反响颇大。
沈润璋的家族纪实本《家：在时代的洪流中》。
沈润璋，原名沈光荣（在苏北根据地化名郑润璋、郑焕章），1926年6月16日出生于上海职员家庭，祖籍松江西门外杨家桥，父亲沈子安是上海绸布业的跑街，经常拿着绸布样品到各县城去推销，生意辛苦，家境一般。因系独子，怕孤单，沈润璋从小认姑姑为寄娘，与三位表姐表哥一起长大，关系亲密（加入孙家姐弟排行为四弟）。父母尽全力供养他上学，系统接受文化教育，十几岁时就已身板高挑，性格敦厚，气质儒雅，待人热情，显得很有教养。
少年时期的沈润璋。
20世纪40年代的上海，已经成为远东“华尔街”，金融机构扎堆设立。选择入职金融界，是一件很体面的事，可以穿长袍或西装，坐写字楼，工作轻松，收入可观，因此，沈润璋从立信会计专科学校毕业后，即选择应聘金安保险公司会计工作。金安保险公司是创建于1942年9月2日的中小规模保险公司，注册资本只有125万元，总经理贝在荣。公司设址九江路210号，靠近著名的金融街外滩和江西路，主要经营财产保险，加入太平分保集团。
金安保险公司保险单。
在太平分保集团内，沈润璋结识了太平保险公司的程振魁。受其影响，他们在工作之余，经常相伴前去设于爱多亚路(现延安东路)160号的“保联”会所（《泰晤士报》大厦四楼），旁听经济学、时事、青年知识、新文艺等讲座，接受相关的保险实务、人寿保险以及水火险等专业培训。这等于迈入革命队伍的门槛——受那个时代潮起云涌的救亡图存革命形势鼓舞，他们常怀忧国忧民之心，积极投身社会进步事业。
上海的保险业承载了年轻的共产党人抗日救亡岁月血与火的记忆。作为旧中国保险业中心，上海滩诞生了全国保险业最早的中国共产党地下支部，一批年轻的共产党人在民族存亡的危机之秋，利用“保联”这一合法群众团体作掩护，联络职工群众，为结成最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爱国民主统一战线作出了努力，堪称两百年中国保险发展史中最绚丽的篇章。
日伪政权统治下的上海，无法满足广大青年业余文化生活的需要，亡国奴的耻辱充斥在每个人的心头。而随着英美保险公司被勒令关闭，华商保险公司蓬勃兴起，青年职员陡增。根据保险行业的经营特点，要求职员有广泛的人脉资源，同业之间也需要保持密切联系。“保联”的群众联谊活动，满足了保险职工追求新知识丰富业余生活的需要，开辟了文化娱乐活动的新园地，也一定程度上改变了部分职工腐化堕落的生活方式，培养了业界团结互助的作风，激发出爱国豪情，使他们积极投身抗日救亡活动。
“保联”话剧组：唱响抗日救亡主旋律
“保联”话剧组是在三四十年代深受上海保险业界青年员工喜爱、有广泛社会影响的业余文艺团体。“保联”成立不久，即委派程振魁负责筹建“话剧组”。一开始参加者仅有十余人，他们凭着满腔爱国热情，依靠自身力量，积极排练独幕剧、活报剧以及一些中外名剧，开始街头宣传。以这部分青年为骨干，“保联”话剧组队伍很快壮大起来了，在社会上，以“保联剧团”的名义举行义卖公演，参加联欢慰问演出。
抗战烽火特殊环境促成了“孤岛”话剧的繁荣。众多业余话剧团体为抗日救亡而呐喊宣传，揭露社会黑暗，激发广大民众的爱国热情，进步话剧尽了最大最多启迪民智、唤醒国魂、提高敌忾心的责任（有不少电影演员参加职业话剧团体）。精心布置的舞台，跌宕起伏的故事情节，传神的演员姿态、动作、对话、独白等表演，这种话剧艺术表达了时代的呼声和人民的情愫，成为真正的民众艺术，淋漓尽致地发挥着戏剧巨大的宣传教育功能，使它真正赋予中国特色，被普通民众所接受和喜爱。
上海立信一级全体同学合影（后排个儿最高为沈润璋，1940年代）。
“保联”话剧组的成员曾达130余人，编成太平保险公司分队、泰山保险公司分队、金安保险公司分队等四个分队，平时在各自的公司中进行排练活动，总队统筹安排在“保联”会所演出。这样的实习演出，几乎每月有—到两次，话剧组通过这种方式使演艺活动深入到基层公司中去。通过定期展演，宣传抗日救国，团结教育了保险业广大职工群众，培养了很多积极分子。
1945年8月15日，日本军国主义侵略者宣布无条件投降，坚持十四年的抗战终于取得了最后的胜利。为欢庆反法西斯的胜利，“保联”组织了一次保险业界庆祝大会。话剧组又重新聚集在一起，积极筹备排练二幕剧《宁静的江南》（原为“银联”杨扬在抗战初期创作的独幕剧，演出时改编为二幕剧），内容演绎江南一个安逸的乡村被日寇侵占烧杀，人民揭竿而起，经过长期艰苦抗争，最终打败穷凶极恶的日本军国主义侵略者。参演者有：沈润璋、徐慧英、朱元仁、刘凤珠，程文魁、程振魁等人。演出结束时，全体演员在台上领唱，台下观众起立齐唱抗日歌曲，一首接一首，气氛达到高潮，歌声持续了20多分钟大家还不肯散去。
话剧组成为培育上海保险业进步青年的革命熔炉，许多青年从话剧组开始走上革命道路。话剧组的骨干，像程振魁、吴振年、施哲明、沈润璋、徐天碧、孙文敏、周繁俐、朱元仁、刘凤珠、吴越、蔡同华、廖国英、徐慧英、王亦洲等先后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魅力体育，活力四射，最能凝聚行业人气
体育部是“保联”开展职工联谊活动最经常、最活跃的机构。“保联”成立后，为践行“联络感情，交换知识，调剂业余生活，促进保险业之发展”的保联宗旨，积极开展了篮球、足球、排球、乒乓球、游泳、弈棋等深受群众喜爱的体育活动，寓教育于体育娱乐活动之中。
“保联”组织的篮球比赛，每次参加的公司都很多，多时在8家以上，参加球员往往达100余人。“保联”体育部部长沈昆南为提高队员的球艺，还特地借来一套美国篮球协会选手表演战术的记录电影放给大家观摩，当时除“保联”队员外，会员中的篮球爱好者也踊跃围观。为了增进球艺，“保联”篮球代表队除了规定时间集中练习外，还经常约其他行业团体球队组织友谊赛，与华联同乐会篮球队、文汇联队举行过友谊赛。这样不仅锻炼了球艺，还增进了相关行业之间的友谊。他们还专门去慰问坚守过四行仓库的“800壮士”，同谢晋元团的篮球队进行过友谊赛。
“保联”的小型足球比赛也深受职工欢迎。“保联”体育部在1940年举办了“保联”杯小型足球联赛，1941年举办了“（胡）詠骐杯”小型足球联赛。这两届小型足球联赛冠军都是保裕小足球队。比赛场地借成都路光夏中学球场，每次参加比赛的都有10多个球队。
“保联”体育部还举办过游泳训练班，为会员订购团体优待券，逢星期日组织会员集体到大陆游泳池游泳。
在赛场上感受体育魅力无极限，活力四射，彰显青春。这里没有贫富，没有尊卑，体育展现的生命活力和精神意志，远远超过了竞赛输赢本身。是体育，教会大家珍惜朋友情谊并且热爱自己的集体，“保联”是一个牢不可分的集体。
“保联旅行团”：结伴游胜地 共叙爱国情
抗战胜利后，国民党上海市社会局为控制职工运动，勒令已成立的社会群众团体必须重新登记，妄图使各社会团体成为御用工具。
1946年9月，“保联”在登记过程中，被强行改名为“上海市保险界同人进修会”。政客罗北辰凭借社会局的权势，伺机登上“进修会”理事长宝座。自此，“保联”原受追捧的文化娱乐活动和福利设施，罗不是借口“经费困难”、“场地狭小”而横加阻挠，就是利用权势，在审查经费开支时不予批准。致使《保联会报》停刊，“保联”理发室撤销，“保联”话剧组停止活动，消费合作社濒临瘫痪。种种迹象表明，罗北辰企图改变“保联”一贯的宗旨，限制和减弱我党与民众的联系，使职工联谊纳入国民党的可控范围。
面对这一新形势，“保联”地下党组织决定：有条件开展之活动仍应坚持，如学术部举办的保险学术讲习班，评剧委员会的学戏、彩排、义演，诊疗所的打针、健康检查等，而且领导权必须掌握在自己手里。强调必须依靠群众自身的智慧和力量，开拓新的活动阵地，尽可能争取群众，密切党与民众的鱼水情谊，扩大“保联”影响面。
1947年初，“保联”骨干程振魁、蔡同华、吴越和贝超杰等结伴去苏州、无锡春游，从中受到启发，根据保险业职员之爱好和经济条件，如果以“保联”的名义组织会员短途旅游，既可调适精神、联络感情、增进友谊，亦能从祖国大好河山的绚丽景色中激发爱国热情，肯定受欢迎。上海人有旅游的传统，完全能够把群众吸引过来，这会成为与罗北辰争夺群众的高明策略。这一建议，经“保联”党团讨论通过，决定大胆采用，通过联络员广泛发动会员报名参加。
1947年春安排首场活动时，即打出“保联旅行团”旗帜。先是利用星期天休假举办当天往返的苏州、无锡、昆山、嘉兴一日游，后来发展到利用节假日举办杭州二日游。每次专包一节车厢，可最多组织120人参加。由于“保联旅行团”不以营利为目的，纯属服务性质，费用比商业运营的旅行社便宜很多，而且旅游是老少咸宜的活动，会员还可报名带家属一起参加，颇受职员欢迎。现存的“保联旅行团”照片资料里，多处看到沈润璋王玮以及母亲王氏的身影。
为把旅游计划落实好，确定“保联旅行团”由党员孙文敏、沈润璋、吴越、蔡同华、廖国英、刘凤珠等负责，并构建了联络员制度，明确了分工，聘请“保联”骨干及积极分子承担旅游活动的具体组织工作。沈润璋负责包车厢及租船，蔡同华负责摄影，盛揖乔担任导游，洪汶管财务，孙文敏、吴越等负责与各保险公司会员间的联络。
为扩大影响，特意在专包车厢外公开挂“保联旅行团”横幅。每10人编为一组，由临时组长手持“保联”标志三角形指挥旗，使参加旅游的保险业职工感觉到“保联”之名称虽然被篡改，但“保联”为民服务实质没有变，“保联”的精神永存，“保联”的铁粉仍在坚持斗争，因而赢得了群众的信任和支持。
“保联旅行团”在不足两年的时间里，先后安排多次游览苏州的天平、灵岩、虎丘、狮子林，无锡的蠡园、鼋头渚、梅园，常熟的虞山、剑门，昆山的马鞍山、亭林公园，南翔的古猗园，嘉兴的南湖，海宁观潮以及杭州的西湖、灵隐、花港、玉皇山等处景点。
其中，安排旅游次数最多的要算苏州、无锡了。当时游太湖还没有游艇，每次都是雇一艘小火轮，后面拖挂一只木制大船，大家乘舟荡漾于水天一色、水波浩渺的太湖，欣赏祖国大好河山，尽享一日之欢乐，消除一周工作之身心疲惫。中午在船上吃船菜，虽然午餐简单，但大家的心情愉悦。有些党员和积极分子主动与群众聊天谈心，宣传时事政策，为扩大“保联”队伍和培养党的积极分子创造机会。
虽然保联被迫改名但仍打出“保联”旗帜（车窗右1为王玮及刘凤珠）。
峥嵘岁月，绚烂的革命青春
“保联”开展的各项文体活动，丰富了群众业余生活，强健了职员的身心素质，振奋了精神，冲淡了大片国土沦陷压在人们心中的那种颓废情绪和消沉思想。大家学习专业培训课程、听报告、讨论时局社会热点、学唱革命歌曲，演出进步话剧，渐渐变成志同道合的同志，“保联”从中发现和培养了许多骨干分子，在如火如荼的革命潮流中，经受磨炼考验，一片赤子之心，忠心报国，谱写壮丽的革命诗篇。“保联”地下党支部按照“积极慎重”方针，秘密实施党员培养工作。将抗日救亡运动中涌现出来的骨干积极分子，确定为党员纳新对象，分工联系，个别考察，推荐进步书刊，分析革命形势，帮助他们树立革命的人生观世界观，按照党员条件，成熟一个发展一个。沈润璋接受了党的教育，坚定了信仰，1944年12月经程振魁介绍，加入中共地下党，决心用青春和热血，为人民解放事业贡献自己的一切。
1945年11月，“保联”党团组织成立，林震峰任书记，沈润璋、徐天碧、蔡同华、吴福荣4人为委员。不久，党团书记改由不到20岁的沈润璋担任。1947年5月，经中共上海市职员工作委员会讨论决定，保险业党支部扩大为保险业分党委。分党委书记为林震峰，委员为沈润璋、廖国英，下辖两个支部和一个党团（太平公司党支部书记由廖国英兼任，其他保险公司党支部书记由沈润璋兼任，后由吴越接任，“保联”党团仍由沈润璋兼任书记）。上级联系人为职委王致中。沈润璋以饱满的激情、昂扬的斗志投入到“保联”群众运动中去，显露出过人的组织才干和宣传策划能力，迅速打开了工作局面。1942年前后，在党支部直接指导下，程振魁与沈润璋，曾仿效“保联”初期的惯例，组织非公开的《大众哲学》和《政治经济学》读书小组，对进步青年提高马列主义水平起到催化作用，参加者有蔡同华、姚乃廉，徐天碧，华世德，吴越，程文魁等10余人，这些积极分子后来都参加了党组织。沈润璋作为介绍人，培养周世清、唐凤喧、王永昌、林彬等人加入地下党。
王玮，曾用名韦贞、王贞瑜、沈贞瑜，出身银行职员家庭，原在上海市永乐小学任教，因与沈润璋的恋爱关系参加“保联”活动，两个热血青年，有同样的革命理想和目标，相识在烽火年代，为了革命理想走到了一起。按照党的纪律，经报告党组织审查同意，1944年12月结为夫妻，1948年8月王玮经沈润璋介绍加入中共地下党，三个月后，与沈润璋共同投奔苏北解放区，进入中共华中党校学习。
沈润璋、王玮结婚照。
由于沈润璋与程振魁、洪汶等在“保联”活动踊跃，上了国民党特务的黑名单，在原金安保险公司受逼迫无法立足，遂投奔红色背景的广大华行，在其下属民安产物保险公司任职，每天到上海外滩1号亚细亚大厦一层上班，并以其员工身份参与“保联”活动。
不久，沈调到民益公司担任襄理。民益商行原是以民安同仁福利名义在重庆开设的，经营内江白糖、木耳、黄花菜等土特产购销业务，以商行利润来弥补物价飞涨对民安职工生活的影响，稳定职工情绪。日本投降后，广大华行利用政府高官抢先东进，在上海外滩扎下营盘，与外国资本、官僚买办资本争夺市场，迅速新建了南京、广州、青岛、沈阳、吉林、长春等分公司，开辟海外保险业务。1946年初民安保险公司将民益商行扩充新组为独立经营的“民益运输公司”，总公司移设上海，推行海陆空联运，取得良好的经济回报。由民生实业公司副总经理童少生出任董事长，王应麒任总经理。
民益运输公司利用民生实业公司之关系在国内一些重要的口岸设立分支机构十余处，并建立起了轮船、铁路、飞机等相衔接的联运网络。由民益运输公司代办向民安产物保险公司投保运输险，不仅手续简便，而且服务周到，受到客户欢迎。1947年，为吸引更多的保险经纪人协同承保，广大华行扩张规划，创办联安产物保险公司，与民安同址办公，经营财险业务。遗憾的是，那时上海乃至整个国统区的金融问题已积重难返，通货膨胀，保险业务江河日下，不久就被迫停业。
至暗时刻：度过黎明前的黑暗
罗北辰看到自己改组的同人进修会受冷落，而“保联”组织的各项活动如火如荼，受到群众的拥护和支持，恼由心生，便唆使其亲信经常撕掉“保联旅行团”张贴在广告栏下的通知，甚至还派密探来探查旅行团的活动秘密。罗北辰公开扬言:“民安保险公司是共产党的窝，必须加以清理。”他向太平保险公司丁雪农施压：“廖国英可能是共产党”；要大安保险公司的陈巳生管教好蔡同华；恐吓四明保险公司的金瑞麒，要他开除徐天碧；要合众保险公司开除陶锡凤；罗北辰还亲自威胁吴越：“玩政治很危险”。
尽管遭遇阻挠，“保联”并未因此而终止活动。1948年8月29日，“保联”发起组织骑自行车赴“曹园”旅游活动。“曹园”当时尚未对外开放，比较清净，是假日休闲的好去处，那里临近市区，还没有直达的公交车，骑自行车去最为方便。一行人出发时，由“保联旅行团”小旗帜开路，前后相随，互相照应，引人注目。那时宛平路、衡山路一带已经绿树成荫，近郊还有不少农田，这些保险公司职员，平时只是为外出查勘骑自行车穿行于大街小巷，而今骑自行车编队远足，为的是赏玩风光，自然情趣盎然。中午在花园中拿出自带的干粮野餐。每人以自己的擅长表演节目，谈笑风生。这次远足是“保联旅行团”组织的最后一次活动。
1948年冬，有战略决战意义的辽沈战役见了分晓，淮海战役也捷报频传，印证了民心向背。国民党反动派不甘心即将覆亡的命运，加紧镇压民主力量。上海处于黎明前的黑暗，白色恐怖日重，许多共产党人被当街枪杀。1948年11月，国民党中统特务，先后逮捕了“保联”的中共党员廖国英、吴越，“保联”体育部副部长赵伟民和话剧组骨干洪汶等4人。党组织为避免更大的损失，紧急命令在“保联”活动表现突出的9名党员先行隐蔽，不要去公司，也不要回家，安排撤离。沈润璋、王玮夫妻及王培荣作为比较暴露的党员，第一批撤往华中苏北解放区。汤铭志、朱元仁、刘凤珠、姚洁忱为第二批；徐达为第三批。
撤退的过程十分惊险，就像经典谍战片的重演，我们钩沉索引《上海店员和职员运动史》的记载，听故事、追情节，了解风雨如磐的峥嵘岁月，从引人入胜的故事去萦回胜利荣光之艰险。
“当交通员刘燕如接到组织安排‘保联’沈润璋（化名郑焕章）、王玮夫妇撤往华中党校的通知，如约赴曹家渡接上了关系。但在动身的当晚大雨倾盆，显然不能在苏北农村道路上行走，否则极易暴露，而沈已表示不能再返回上海家中，遂由交通员先安顿于闸北甘肃路交通员的宿舍中，次日即转移到浦东乡下王家渡的交通员家中，待天晴后再走。事后得知，就在沈润璋离家的第二天，敌特机关就去沈家搜捕而未得，其实这时沈还未离开上海，只是转移了一个住地，逃脱了敌人的魔掌”（注3）。
1949年2月20日中共华中党校十四队保险小组学员合影（前排左起徐天碧、沈润璋、朱元仁、王培荣；后排左起汤铭志、徐达、唐凤暄、刘凤珠、王玮）。
在华中解放区淮阴县城，沈润璋、王玮脱下了都市服装，换上了军服，进入中共华中党校，编入主要由上海撤退的职员店员组成的第十四队（沈担任党支部书记），接受党的基础知识教育，学习城市接收工作条例政策。
随着解放军迅速渡江南下的形势发展，党校逐步南迁至淮安、高邮，以后，经组织决定随军南下，沿扬州、丹阳、南翔，参加上海市军管会为接管官僚资本而设的金融处，深入学习上级党委对接管上海的有关指示及入城纪律，研究拟定银行业接管方案，明确接管范围和对象。
1949年5月27日，解放大军攻克上海。第二天，距离撤离不过半年，沈润璋夫妇就以接管者身份，返回了上海。沈润璋被分配到了金融处的银行组，在派驻中国银行军代表龚饮冰、冀朝鼎、项克方、洒海秋的领导下，参加接管中国银行的工作。5月30日至6月1日，他们进驻中国银行，向全体员工宣示了军管会命令，解释《中国人民解放军布告》，约法八章，要求有关人员负责将中国银行原有文卷、账册及各项物资封存，赶制移交清册，限一星期内将移交清册缮制完毕送军代表办公处，将应行移交各档案分别加封，听候接收和清点。同时声明银行官股部分全部没收，私股权益则予以保留，原董事会停止行使职权，由华东军区指定华东财经办事处代行董事会职权。向地下党同志摸清情况，听取对接管事务的意见，在可依靠的积极分子协助下，广泛发动群众，并根据中央“保留原名义、原机构、原封复业、稳步改造，尽快恢复营业”的接管方针，明确出路：凡愿继续服务者，在接管后准予量才录用。6月6日，中国银行总管理处所属各部及其上海分行正式复业，中国银行经过改组，成为中国人民银行领导下经营外汇业务的专业银行。
1949年5月30日，中国人民银行华东区分行在外滩24号宣告成立。沈润璋担任中国人民银行华东区行办公室副主任，王玮成为中国人民银行的干部。华东区分行成立后，迅速发挥社会主义国家银行的各项职能，领导和管理全市金融事业。对原有各类金融机构，根据不同情况，分别处理。大区撤销后，沈调至北京中国人民银行总行。
1957年至1965年，沈润璋与王玮被派往中国人民银行驻巴基斯坦卡拉奇分行任职。情深意笃的革命伉俪在异国他乡，出色履行国家金融驻外机构的神圣使命。
1964年2月，周恩来总理、陈毅副总理率团访问巴基斯坦，在中国大使馆，沈老夫妇俩人与其他驻巴基斯坦同志受到亲切接见，这是幸福时刻。
1965年受命回国后的沈润璋担任中国人民银行会计发行局副局长、司长，稽核司长等职务，是懂专业的金融业高管。文化大革命期间受到迫害，但沈老夫妇始终坚信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依旧初心不改、砥砺前行，无论是在危险的地下战线，还是在异国他乡，他们始终保持着共产党员对党和革命事业的无限忠诚，数十年如一日，兢兢业业为党的金融战线工作，勤勤恳恳，脚踏实地，任劳任怨。
1986年7月24日，为适应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和发展，作为金融改革的试点，国务院批准重新组建交通银行，银行资本金的筹集采取国家控股和公开招股相结合方式。为此，年届花甲的沈润璋1987年3月奉调上海，参与筹建交通银行，助力百年金融名企绽放新芽。到1987年4月1日，重新组建后的交通银行正式对外营业，成为中国第一家具有股份制特点的、全国性综合性的金融企业，总行设在上海江西中路200号（原金城银行大楼）。沈润璋任副董事长兼副总经理，就重新组建的交通银行实行股份制、企业化经营以及开展综合金融业务等问题接受了记者专访（网络上还能搜到复行伊始，记者对沈润璋的采访报道）。作为金融改革的试点，交通银行在中国金融业的改革发展中实现了六个“第一”，即第一家资本来源和产权形式实行股份制；第一家按市场原则和成本—效益原则设置机构；第一家打破金融行业业务范围垄断，将竞争机制引入金融领域；第一家引进资产负债比例管理，并以此规范业务运作，防范经营风险；第一家建立双向选择的新型银企关系；第一家可以从事银行、保险、证券业务的综合性商业银行。1994年，飞速发展的交通银行已经成为中国第五大银行，按资产规模在全球银行中位居第191位。1995年6月沈润璋到龄离休，仍受聘交通银行咨询委员会作顾问。王玮八十年代末在中国银行总行营业部退休。他俩夫妻情真意笃，携手走过最艰难的革命岁月，风雨同舟70多个春秋，为发展新中国的金融事业贡献了青春年华，为祖国的独立富强建立了不可磨灭的功勋。即使在整个白区地下党蒙冤受屈的时候，他们始终坚定信念，赤心不改，以党的利益、人民的利益为重，认真工作，坚持原则，经受住了考验。
2012年5月，暮年的沈润璋与外甥女胡晓岚核对文稿。
沈老2015年在北京北里东区社区逝世，享年89岁。据说沈老是在拿到抗战70周年纪念奖章的当晚安然离世的，令人感慨。
“一个有希望的民族不能没有英雄，一个有前途的国家不能没有先锋”，同理，受人尊重的行业，必然拥有英雄的光辉。历史将永远记住革命先驱的功绩！
红色文化是共产党人的鲜亮底色，凝结着他们的价值理念与人格追求，其中榜样人物的红色经典故事，是当代人最直接、最具象、近距离接触革命传统的最好载体，悠悠往事，就像陈年佳酿，愈久弥香。我们修史存录传播，筑守精神家园，理应成为发展金融党建事业，传播金融文化自信的主阵地，也应成为“四史”教育常读常新的教科书。让我们以金融人的名义，向革命先驱敬礼！
【备注】：
注1：《“上海工人运动史料”1500万字记录上海工运辉煌篇章》（作者姜燕，《新民晚报》2016年6月26日）
注2：郑庆声《回忆上海工人运动史料委员会》
注3：《上海店员和职员运动史:1919-1949》中共上海市委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中共上海市委党史研究室、中共上海市商业工作委员会 编/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9
【主要参考资料】：
《保联》杂志（上海市保险业业余联谊会出版委员会/1938-1941）
《保联会报》（上海市保险业业余联谊会编印/1943）
《上海保险业职工运动简史》（内部资料上海工人运动史料委员会/1954年12月）
《上海工人运动历史资料》（一九五四年第四辑 /内有上海保险业运动简史）
《上海市保险业职工运动史料（1938-1949）》(中共上海市委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主编/ 上海市保险业党史资料征集组编写/ 内部资料/ 1987年12月)
《上海市保险业职工运动史料续集（1938-1949）》(中共上海市委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主编/上海市保险业党史资料征集组编写 / 内部资料 / 1989年6月)
《上海店员和职员运动史》（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 1999）P1010
《众志成城—上海店职员运动战友谱》刘燕如主编，上海画报出版社2007年第一版
（作者系钱币保险史学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