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鸿生和中国企业银行

□王珏麟

刘鸿生(1888年-1956年)，祖籍浙江定海（明清及新中国建设初期归宁波行政管辖，现归舟山行政管辖）。1888年6月14日生于上海。早年在上海圣约翰大学肄业。清末任开平矿务局上海办事处买办。其一生投资创办的企业多达60多个，跨20多个行业，投资额达740余万元,资产总额超过法币2000万元，形成一个庞大的企业集团。刘鸿生被誉为“煤炭大王”、“火柴大王”、“水泥大王”、“呢绒大王”。新中国成立后任全国政协委员。

托拉斯之梦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刘鸿生以经营开滦煤炭起家。1919年，在苏州创办鸿生火柴公司。从1920年起陆续创办上海水泥厂、上海章华毛绒纺织公司、大中华火柴公司、中华码头公司、中华煤球公司、上海章华毛绒纺织厂等企业。1921年，投资创办上海煤业银行。1927年,投资创办大华保险公司。1931年，投资创办中国企业银行。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刘氏企业因大多在上海租界外，被日军占领。刘氏其他企业辗转迁移到大后方重庆，艰辛渡过难关，还陆续创办了中国毛纺织厂、中国火柴原料厂、西北洗毛厂、贵州水泥厂、兰州西北毛纺织厂、水灰厂等一些企业。涵盖轻重工业、运输业、商业、金融保险业，资产规模超过2000万元。抗战胜利后返回上海，刘鸿生重整原有企业，并有所扩展。

中国企业银行是为解决刘氏托拉斯资金问题而生的“内部银行”，在治理结构与激励机制等方面与其他完全社会化银行相比，它谨慎有余而进取不足，始终难以做强做大。刘鸿生宏伟的托拉斯计划也在当时帝国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压迫下最终流产，这不仅是刘鸿生的悲剧，也是中国民族工业的悲剧。

投资创办中国企业银行

——建造企业大楼。1930年，刘鸿生以86万两银元在上海四川中路33号建造8层高的办公大楼，取名“企业大楼”，一层是中国企业银行营业办公所在地。二三层是开滦售品处和刘鸿生的办公室。四层是水泥公司、码头公司、华东煤公司。五楼是大中华火柴公司。六楼是章华毛纺织公司、刘鸿生记账房以及刘氏其他中小企业。七楼是大华保险公司、律师事务所和医务室等。八楼是刘鸿生的公馆。

原中国企业银行经理范季美在1962年10月曾回忆：“刘鸿生创办企业银行时，是没什么本钱的。他以刘鸿记账房名义，用新建的企业大楼向上海银行押款100万元，作为银行资本。当时开办银行需要经过验资手续，没有资金保证是不能获准开业的。所以刘鸿生必须以房地产押借款项，作为开设银行的资本。”这幢8层的大楼外观现在基本保持着原貌，只是现在被改名为“创业大楼”，继续当做写字楼在使用,企业大楼见证了刘氏企业的兴衰。

——创办中国企业银行的原因。由于刘鸿生深感统一集团资金管理的必要性，早在1920年代初就创设了自己的“刘鸿记账房”，并在亲友和职员中吸收存款，以利各企业资金周转，但“刘鸿记账房”更多是刘家私人及其企业财务收支和保管的账房，集团资金调剂的作用难以发挥。到1931年，企业投资总额超过740万元，各大企业资金严重不足，不得不到行庄押款。章华毛纺厂因资金不足连续亏损而陷困境，华东煤矿动用了刘鸿生的私房钱才得以周转。这些企业属于不同行业，在时间与空间上客观存在资金的丰歉，考虑风险隔离的需要，这些企业相互独立，资金不能直接调拨。各企业在1929年和1931年的利息支出分别占总支出的27.55%、49.19%。为此，刘鸿生开始筹划一家服务于自己企业的银行。刘鸿生的次子刘念义回忆：“为了集中调度资金，便于各企业间相互调剂，就决定自己开设一个银行。我父亲认为，一个银行，如果没有工商企业的关系，就不能长久存在；而工商企业，如果没有银行作支柱，也就会陷于停闭。”刘鸿生也曾说：“吃银行饭的人最势利，当你需要款子的时候，总是推说银根紧，不大愿意借给你，即使借给你了，因为利息高，自己所得的利润，大部分变为银行的利息。而且届期催还的很紧。”刘鸿生希望自己能拥有一个金融机构，以免仰人鼻息。此外刘鸿生开银行的另一原因是想吸收游资，以充实企业资金的来源。以上三方面的原因是刘鸿生设立中国企业银行的主要原因。

在金融体制不完善的近代中国,企业商号吸收社会储蓄发展经营是一个非常普遍的现象,部分实力雄厚的大企业创办了企业内部专门的储蓄机构,直接向社会招揽储蓄。刘鸿生创办的中国企业银行就是这一特殊时期的产物,一为实现各企业之间的资金调拨和集中管理；二为降低融资成本；三为广泛吸收社会储蓄满足刘氏企业集团生产资金需求，同时避免资金上受牵制。

——创办中国企业银行的过程。1931年4月，刘鸿生成立了中国企业银行筹备委员会，范季美任筹备主任。4月11日，召开了中国企业银行筹备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会议推定马竹亭为主席委员，会议规程由陆荫孚起草，资本总额为国币200万元，除由刘鸿生担任110万元外，其余酌招外股。”9月2日，中国企业银行筹备委员会召开创办人会议，出席会议的创办人有：张公权、徐新六、张慰如、唐少侯、戴耕莘、刘鸿生、刘念祖、林兆棠、胡孟嘉（刘鸿生代）、刘吉生、范磊、华润泉（刘吉生代）、马竹亭、叶起风、陆荫孚。共收到股权17222权。

原中国企业银行经理范季美曾回忆：“刘鸿生本来同浙江兴业银行关系较深，同上海银行没有多大联系。但他这次开设银行，系约请我们几个圣约翰大学同学来办，而我们当时都是在上海银行工作的，由于这种关系，所以才向上海银行押款。”创办人会议上，范季美报告了筹备经过情形，自4月起由筹备委员马竹亭、陆荫孚、林兆棠、叶起风诸君及本人筹备以来，大致已经就绪。截至九月份，预计各项筹备费约共5.7万余元，内部一切章程、预算及开办费细表当另行提交董事会。现已任用员生三十人，此次所招练习生以高中毕业为准，因开业日期尚早，先行派赴他银行实习，籍资熟练。创办会选举了马竹亭、张公权、徐新六、胡孟嘉、吴启鼎、张文焕、陆荫孚、华润泉、刘鸿生为董事；林兆棠、唐少侯、戴耕莘为监察人。设总行于上海。

——中国企业银行的成立。1931年11月12日，中国企业银行正式开业。开业当天，工商界名流500多人出席了庆典。中国企业银行额定资本200万元，实收半数（到了抗日战争时期，经过伪币增资，折成伪币1000万元。抗战结束后，该行除恢复原有实收资本法币100万元外，并且将伪币增资股款按二百对一的比率折成法币4.5万元，后来又从财产增值及营业纯益中分配法币895.5万元作为新股股款。1942年被迫改为中储币50万元。鉴于通货膨胀因素，1943年12月资本金增至1000万元，1945年4月全部收足。到1946年10月，该行资本额为法币1000万元。11月，国民党政府财政部决定重新办理资本登记。由于1000万元资本被视为小型银行，中国企业银行增加资本1000万元，以2000万元的资本总额进行登记）。主要股本出自刘鸿生、刘吉生兄弟，共计为9.75万元，其余参加1万元以下零星小股者有张公权、钱新之、余日章等人应邀成为创始股东。刘鸿生任董事长，范季美任总经理。虽然中国企业银行营业种类在章程上订了很多,可以“奉部办理商业银行一切业务”，但实际上经营范围只有存款、放款、贴现及买卖有价证券等几种。银行附设储蓄部，尤以星期存款、展期加利存款、乐业储蓄存款及养老储金等为特色。为了充分吸收社会存款,中国企业银行推出广告，地毯式轰炸，并派员驻厂,鼓励职工将工资储蓄在该行。

中国企业银行之发展

1932—1934年，中国企业银行开设多家分行，盈利在10万左右。其中1933年11月在苏州观前承德里设立分行，1934年9月在苏州西门开设支行。中国企业银行主要是同刘鸿生所属企业发生往来关系，但是放款经常大于存款。“所以，中企银行在吸收存款上又得向其他方面想办法，主要是雇跑街向各工厂、商号拉款子，同时举办各种储蓄存款，如定期储蓄、活期储蓄、职工储蓄、小学生储蓄、儿童幸福储蓄等等。这些户头的存额，虽然较零星，但是加起来数目却也不算小。此外，中国企业银行一开始营业，还向中国、交通两银行领用钞券，以后更向中央银行领用钞券。领用钞券所获得的收益，可以使中企银行日常的最低开支得以维持。”在1933年5月12日中国企业银行第11次董监联席会议这样记录：“本行领用中、交二行暗记券，至昨日止共领用九十五万元，现正与中央（银行）商订领用暗记券合同五十万元，连同中、交二行暗记券共订合同二百五十万元。除公库证抵充保证准备外，其不足之数相差甚巨。因此购买债券，以备抵作领券保证之用。业已陆续购买债券计票面一百零二万元，计价洋约三十五万余元，按照目下行市，约盈三、四万元。”

中国企业银行设立之初衷主要是招揽社会储蓄,调剂企业集团内部资金,为刘氏企业集团服务。存款主要来源于刘氏企业集团起家的开滦煤矿销售处和开滦码头经理处的款项。开业之初在活期存款中，开滦售品处和开滦码头经理处收入的款子，大都是存在刘鸿生所经营的中国企业银行，最高的一年（1931年）占到该行活期存款总额的69.6%。1931—1936年间，存款在100万—150万，之后比例逐渐下降。企业银行的业务主要与集团各企业往来，但放款常大于存款。银行雇跑街向各工厂、商号拉款子，对集团各企业放款从1931—1935年的60%降低至1936年的30%，前三位分别为华东煤矿公司、大中华火柴公司、章华毛纺织公司。

中国企业银行经营逐步衰退

1935年逢工商业凋敝，银行倒闭达15家，但中国企业银行经营一直比较稳健。根据1936年2月29日中国企业银行第五届股东常会记录：“范季美经理报告1935年度营业情况。本行开业以来，于兹已及五载。溯自开业之始，适值“九一八”、“一二八”之变，国难重重，全国蒙其影响。此后五年间华北事变日见扩大，加以内受匪灾水旱之侵袭，外受美国白银政策之影响，物价低落，工商凋敝，现银流出，入超依然，工厂商号之停工倒闭者层见迭出。而我金融界亦随之处于困难之境。银行停业清理者，在最近一年内有十五家以上之多。如此险恶环境，实为数十年来所未有。我行幸赖股东之指导与同仁之努力，虽力持稳慎，每年尚能略有盈余。”但中国企业银行由于资力有限，所以很难承担对刘鸿生所属各企业的资金实行集中调度的任务。对刘鸿生各企业的放款，在该行放款总数中占较大比重。1931年到1936年比重分别为87.43%、59.84%、60%、63.57%、60.29%、30.84%。虽然如此，但仍远远不能满足这些企业实际的资金需求，它们不得不与其他银行往来，否则就很难解决本身的资金需求问题。华东煤矿公司有钱不还,“与上海银行往来有款项。华商上海水泥公司近与浙江兴业银行订立合同，独家往来，与本行结清往来，提取存款。”由于刘鸿生企业多数为股份公司，有独立的产权与治理结构，其利益诉求与刘鸿生不完全一致，甚至有冲突之处，作为企业金融“自救”平台的中国企业银行很难处理与各企业的关系。1935年，中国企业银行存款因之减少350万元，该行不得已将关系户欠款收回，导致1936年关系户放款降低至30%。由于刘鸿生成员企业总资产规模达数千万元，对资金的需求巨大，而银行资产规模充其量也就五六百万元，显然，中国企业银行的体量太小，很难担负各企业资金集中调度的“总账房”作用。

抗战期间，由于时局不稳，金融动荡，中国企业银行在苦守传统业务的同时，也在乱市中进行货币与证券投机，竟然年年盈利。“中国企业银行也做过一些投机买卖，如负责人叶起风就曾借助于他的亲戚袁舜初（某洋行买办）的关系，买卖过洋股股票，此外还买过一些黄金、外币等，并且赚了一些钱。但是，同当时一般投机大户活动比较起来，中国企业银行所做的投机买卖相对地说是比较小的。”

中国企业银行“日常主要靠存款利息低、放款利息高而赚取其间的一些差额，而不在投机生意中大进大出。这同一般大户的投机活动比较起来，可以说是较为稳健的。那几年，中企正是由于采取了这种收敛的做法，所以在惊涛骇浪中虽然没有发横财，但也没有遇到什么风险，经常略有盈余。”1946年—1947年中国企业银行分别盈利6084.2万元、162198.1万元。在金融业最困苦、通货极膨胀、国民党政府实行币值改革，推行金圆券的1948年，中国企业银行仍然取得盈利52.6万元。“一九四九年四、五月间，国民党政府败局已定。中国企业银行在当时的情况下，更缩小业务范围，仅同较为可靠而又留在上海的客户发生放款关系。所以，尽管经济混乱，资金南移，中企所受影响并不大，因而得以维持到解放。”

刘鸿生办银行是近代民族资本家无奈的“自救”行为，尽管刘鸿生的金融“自救”试验效果并不明显，但至少中国企业银行本身经营尚可，银行连续数十年盈利，企业与员工的资金安全性得以保障，这也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集团产业发展。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企业银行的变迁

1949年4月，刘鸿生前往香港。新中国成立后，在周恩来总理的关心下，刘鸿生回到上海，先后被选为上海市人民政府委员、华东军政委员会委员、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委员、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全国工商业联合会常务委员、中国民主建国会中央常委等职。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企业银行被核准继续营业。在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公私合营期间，刘鸿生响应号召，将自己的2000万元资产，包括中国企业银行进行了公私合营。

1956年10月1日，刘鸿生病逝,病逝前他告诫后人：“定息可以分取，但不要多取，每人至多拿几万元，拿多了对你们没有好处。其余的全部捐献给国家，这是我对中国共产党一点微小的表示，也是我最后的嘱咐。”

 

参考文献

1.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编.刘鸿生企业史料.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8月第一版。

2.“火柴大王”刘鸿生：受周恩来感召返回大陆.中国新闻周刊.2009年08月。

3.张圻福、韦恒著.火柴大王刘鸿生.河南人民出版社.1990年10月第一版。

4.刘鸿记账房存卷。

 

（作者单位：中华联合保险宁波分公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