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色金融】咏歌演剧：献力全民抗战的“战场”
——保险先辈积极投身抗日救亡活动史实钩沉 发布时间：2021-07-16 12:14:05 作者： 来源：中国银行保险报网
□林振荣
上海堪称中国红色文化的策源地与发祥地，不仅仅因为她是我们党的诞生地和初心始发地，还因为她是革命文化的摇篮及大本营。从新文化运动到中国左翼作家联盟，为上海这座城市涂抹上厚重的革命文化底色。一批批进步知识分子办报刊开书局，构筑新闻宣传高地，培育起蓬勃的青年读者群体，指点江山，激扬文字，营造摧枯拉朽的革命启蒙，同时倡导新兴木刻版画与话剧表演，创新艺术形式，引领时尚流行，借以传播马克思主义文艺观点，开始确立起文艺要为“工农大众”服务的方向，为全民动员共御外侮的抗战文化勃兴发挥了先导作用。
“娱乐不忘救国”
“九一八事变”之后报端出现了“娱乐不忘救国”的呼吁，最初这一口号只是被广告商人用于电影促销噱头（注1），但微言大义，逐渐成为各行各业民众舆论宣传导向，升华演变为全民族的自觉，掀起积极的救亡图存运动。
日寇发动侵华战争，大半国土沦丧敌手，上海的金融职员“与狼共舞”，枪口下谋生活，位卑未敢忘忧国，他们自发组织起来，除了立足金融业，充分利用合法形式，稳定金融战线，认购救国捐及救国公债，为抗敌筹措经费外，还通过自建联谊机构，创新群众文化娱乐形式，参与抗日动员，投身救亡洪流。
上海“保联”“银联”自从发起组建，就在“上海职业界救国会”直接指导下，根据抗日救亡新形势新任务，汲取过去只搞飞行集会、游行示威、印发传单的一窝蜂大呼隆做法之教训，顺应当时金融业广大职员进修业务提升文化之愿望及中上层人士扩大业务之期待，采用亲民合法的群众联谊形式，发动保险公司、银钱业进步青年职员，寓抗日救亡宣传于学术讲座、文化娱乐、体育旅行等联谊活动之中，明理增信，崇德力行，淡化了赤色工会的极端色彩，深受业界的欢迎和拥戴，租界当局也无奈接受其存在。
在中共地下党的策动下，各个抗日团体的爱国志士，在“抗日御侮，共赴国难”的旗帜下，抛弃个人恩怨私利，联合起来并肩战斗。文艺工作者们冲破文艺的“象牙塔”和“亭子间”，到工农群众中去、到火热的革命斗争中去，救亡剧团巡演全国，把民众喜闻乐见的文化作品搬上了街头舞台，使文化艺术从少数文化人的专享特权中解放出来，使之变身为唤醒人民大众的抗战利器，指引无数热血青年踏上革命征程，从而使文化艺术与抗战政治大局有机地融为一体。
1936年2月，国民党中宣部发表《告国人书》，把爱国救亡运动诬为“共产党阴谋”，借此威逼各界爱国人士。上海文化界救国会针锋相对发表了《对中宣部告国人书之辩证》，严词批驳国民党对爱国救亡行动的恶意诬蔑，揭露其对外妥协政策的真面目，并发表宣言，提出八项救亡主张，包括后来的“抗日七君子”事件，对推动全国抗日救亡运动起到了推波助澜作用，上海事实上成为全国抗战动员的强大中心。
1938年，上海救亡演剧队的报道。
曾几何时，有人鄙夷国难当头的群体性文化娱乐活动，认为国人随俗浮沉，就是“商女不知亡国恨，隔江犹唱后庭花”，就是下里巴人自嗨贪图个人开心，漠视家国社稷与民族大义，也有人认为何日君再来之靡靡之乐流行，是懂得麻痹心灵，苦中向乐，类似当下一些人崇尚搞笑无罪、娱乐至死的人生哲学一样，是明哲保身。其实，彻底否定与彻底肯定之极端观点都会妨碍我们正确看待历史，评价事物，浮文妨要，恐非当今所宜。人是有情感带有阶级倾向性的高级动物，娱乐是人类的本能需要，同时也是社会文明进化的精神成果。任何形式的社会娱乐活动都会附着其实际意义，体现其公共价值。公众娱乐有底线，不能挑战公序良俗，在国破家亡的苦难年代，更是如此。
沧海横流方显本色，中国传统文化把君子界定为文人风骨与气节的守望者和弘扬者，文人风骨与气节律动，就彰显于国难临头，能够挽狂澜于既倒，扶大厦于将倾，社会需要有登高一呼的社会良心和打压不垮的民族脊梁。
上海的历史时空中，不仅仅有十里洋场的声色犬马，更有浴血抗争的悲壮记忆。卢沟桥事变后，上海文化界爱国志士迅速集结起来。剧作家夏衍、陈白尘，集体创作了剧本《保卫卢沟桥》，洪深、袁牧之担任导演，金山、赵丹等著名演员参加出演，仅10多天就排练上演。
1937年8月7日，《保卫卢沟桥》在蓬莱大戏院正式公演，不少观众远道而来，周边蓬莱市场也热闹非凡。演出时，台上演员慷慨激昂，怒斥日寇强盗；台下观众义愤填膺，整个剧场化身反抗侵略、保卫国土的“誓师大会”。日场加夜场，连演七天，盛况空前，一直持续到八·一三战事爆发。当时《申报》评论该剧“是一颗掷向民众深处的暴烈弹，猛烈地激动每一个观众的神经，沸腾他们的热血”。这才是时代文化主旋律，才是演艺娱乐活动的崇高意义！
像上海“保联”“银联”“华联”“益友”和“职妇”等各职业联谊会，以“提倡正当娱乐”为口号，同业“精神总动员”，各自组织或联合开展慈善募捐性质的义演活动，在动员市民救难救同胞的同时，成为“孤岛”潜伏的抵抗力量。
不朽的时代战歌
麦新，原名孙培元，曾用名孙默心、铁克，1914年12月5日出生于上海市，7岁起先后在上海市自励公学、钢山小学、南离公学和格致公学读书。12岁考入南光中学，后因家计拮据而辍学。15岁进美商美亚保险公司当练习生，后转为正式职员，工余坚持读夜校。
“九·一八”事变爆发，麦新积极投身抗日宣传行动，1935年加入上海进步歌咏团体“民众歌咏会业余合唱团”，团内伙伴多为热血青年。麦新经常与吕骥、冼星海等音乐家一起学习和探讨音乐创作，遂成为该团核心骨干，领导成员之一，他们上街张贴抗日标语，以街演形式，演出“放下你的鞭子”（故事情节演绎一对中国东北逃难父女流离失所、以卖唱为生，控诉日本侵华造成的国仇家恨，是抗战岁月里演遍中华大地的爱国戏），高唱《五月的鲜花》《松花江上》《旗正飘飘》等爱国歌曲，呼唤民众投身抗战，为伤兵募捐，赴前线慰问战士、慰劳伤兵和难民教育工作，深入学校工厂里弄进行反日救国宣传。
到“一二·九”运动爆发，全国抗日救亡运动空前高涨，上海的街头巷尾、工厂车站，救亡歌声处处嘹亮；茶馆店铺，机关学校，人人议论民族危亡，斗志昂扬。
据中外报刊相关报道，1936年6月7日，上海民众歌咏会策划在南市区公共体育场举办各行业抗日救亡歌咏大会。结果执政当局有意阻挠，先一步抢占体育场组织足球比赛，歌咏会社众到达时球赛鏖战正急，于是大家先进场看球，时间一到，来自上海学校、银行、商店、工厂的5000余名群众一齐涌进内场，齐声高唱《大路歌》《开路先锋》等歌曲。持枪军警前来驱散群众时，指挥家刘良模站在高凳上进行演说，并指挥全场高唱《打回老家去》等救亡歌曲，甚至连执勤警察也被气氛感染，全场高唱《义勇军进行曲》。全程参与的麦新领略了群众歌声的力量。散会后，这些抗日救亡之歌声在大街小巷传唱，迅速传播全国。1936年8月下旬，麦新的处女作《九一八纪念歌》经冼星海谱曲，很快也传遍上海。同年他还加入“歌曲作者协会”和“歌曲研究会”。
《大刀进行曲》诞生
1937年7月7日，日寇蓄意制造“卢沟桥事变”，发动全面侵华战争。第二天，中国共产党通电全国，号召全国军民与政府团结起来，筑成民族统一战线的坚固长城，抵抗日寇侵略。其时，驻守卢沟桥的国民政府军第29军大刀队英勇杀敌的捷报不断传来，年方19岁的大刀队员陈永德一人就杀死日军9名，缴获13支枪，威名大震。麦新彻夜不眠，热血沸腾，怀着对日本侵略者的刻骨仇恨，怀着救亡必胜的坚定信念，自己填词谱曲，创作了《大刀进行曲》（副题为“献给二十九军大刀队”）。先在弄堂里吟唱修改，后在浦东大厦首唱征询意见。
8月8日，此曲在上海文庙一举唱红。上海市民众教育馆原设上海文庙（黄浦区文庙路215号），是上海抗日救亡歌咏活动的中心，是上海人民文化呐喊之地，是抗日怒火的喷发点，不少著名的抗日救亡歌曲从这里传向全国。
据史料记载，8月8日上午9时，国民救亡歌咏协会成立大会在文庙正式举行。在主席台入座的有：孟波、冼星海、鄢克定、麦新、徐则骧等11人。徐则骧致开幕词，鄢克定作筹备经过报告。中午，浦东、工音、民声、艺天、大众等一批歌咏团体从四面八方前来参加音乐会。
麦新踏上文庙大成殿前的石露台上，大声说：“同胞们，在大会正式开会前，由我指挥学唱几天前创作的歌曲《大刀进行曲》好吗？”“好!”群众高声响应。于是麦新拿起指挥棒指挥群众高唱：“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抗战的一天来到了，抗战的一天来到了！”近千名青年以饱满的情绪唱了一遍又一遍，越唱越激昂。有人喊：“麦新，我们看不见你的指挥!”麦新闻声一步跨上石栏杆，站在上面指挥。指挥棒挥断了，他就攥起拳头指挥，不久，“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的旋律即传遍了整个上海，慷慨激昂、震撼人心（注2）。
事后，麦新根据试唱效果及同伴的建议，对歌词作了修改，原词中的“二十九路军的弟兄们”改成了“全国武装的弟兄们”；把“咱们二十九军不是孤军”改成“咱们中国军队勇敢前进”等。这样一调整，囊括范围更广，传播力就更强了。这首时代战歌一经诞生，就如疾风闪电，迅速传遍了烽火连天的大江南北、长城内外，家喻户晓，成为唤醒全国军民斗志、振奋民族精神、争取民族解放的号角，同仇敌忾的时代最强音。
1938年1月，麦新加入中国共产党。
今天我们还可以看到麦新的另一首佳作《牺牲已到最后关头》（由麦新作词，孟波谱曲），同样令人震撼：“向前走，别退后，生死已到最后关头。同胞被屠杀，土地被强占，我们再也不能忍受！亡国的条件我们决不能接受，中国的领土一寸也不能失守！同胞们！向前走，别退后，拿我们的血和肉，去拼掉敌人的头。向前走，别退后，生死已到最后关头。拿起我刀枪，举起我锄头，我们再也不能等候！中国的人民一齐起来救中国，所有的党派，快快联合来奋斗！同胞们！向前走，别退后，拿我们的血和肉，去拼掉敌人的头，牺牲已到最后关头，牺牲已到最后关头！”
1940年10月，麦新远赴抗战圣地延安，担任“鲁迅艺术学院”音乐系党支部书记，参加了著名的大生产运动、整风运动及延安文艺座谈会。1945年8月，麦新随大批干部奔赴东北，1947年6月6日，麦新在内蒙古科尔沁草原哲里木盟开鲁县执行任务途中壮烈牺牲，为党的事业流尽了最后一滴血，年仅33岁。
“保联”歌咏组：青春芳华，娱乐正道
风雨如磐暗故园。在全面沦陷阶段，抗战文化犹如地火潜行，在极为艰险的岁月里向死而生。我以我血荐轩辕，青年人的歌咏堪为时代文化之先声，化成全民抗战中最强劲之呐喊，歌咏娱乐注定要被赋予救国宣言的色彩。
上海各联谊会的歌咏活动大多受中共地下党的秘密领导，在“比较灰色”的自嗨形式之下表达“娱乐不忘救国”的现实诉求，在社稷家国情怀的驱动下延续革命新文艺运动对人民大众的动员。中共地下党通过对联谊会团体的渗透，也借以实现了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目的。
于1938年7月成立的上海市保险业业余联谊会（以下简称“保联”），是中共上海地下党领导的广泛团结保险职工及中上层人士的群众团体。会员从初创时的400余人，迅速发展壮大，最多时达到1402人，占整个上海保险业职工总数的70％左右。保联在理事会下设秘书处、会员部、总务部、娱乐部、体育部、学术部、妇女部、出版委员会、图书委员会及福利委员会等工作部门。
其中，娱乐部提出“为调剂业余生活而努力，为提倡正当娱乐而奋斗”的口号（注3），部长是李言芩，副部长是施哲明、程振魁和刘文彪，其下再分歌咏组、国乐组、口琴组(胡晏指导)、舞蹈组及话剧组等。
参加歌咏组的以青年职员居多，由负责音乐指导的施哲明主持，以蔡同华、翁逸平(翁子樵)、周繁俐(周础)等为主要骨干。据施哲明回忆录，初期教唱抗日救亡歌曲，如聂耳、冼星海、麦新等人创作的《义勇军进行曲》《救亡曲》《大刀进行曲》等。1939年5月，歌咏组聘请作曲家陈歌辛每周来会指导练唱“世界名曲”，主要是教苏联爱国歌曲《祖国进行曲》《快乐的人们》及《船夫曲》等。他们“放开喉咙发泄胸中的欝气”，慷慨激昂地高唱，以此弥补会员“技术的修养”（注4）。当然也包括《度过这冷的冬天》，歌词营造了沉浸式体验，“度过寒冷的冬天，春天就会到人间，不要为枯树失望，春花就会开放……”颇具感染力。
保联的歌咏联谊活动是自娱自乐性的，也是大众化的，其组织音乐活动的初衷不惟调剂业余生活，振作精神提高工作效率，更在于引导大众走向民族解放之道路。组员们对娱乐活动的感受是生动而真切的，“我们的歌声将唤醒了城市和乡村……使音乐大众化地普遍起来，不是少数资产阶级专有的娱乐。我们不希望做一个象牙塔顶上的艺术家，我们要用音乐缀成的词句来燃烧起大家的热血，引导着大众向民族解放的路上前进！”“我们不唱古风的西班牙探戈舞调子，我们不唱流行痴狂的《蓬岛情歌》和肉麻的波克里尼《小夜曲》。我们是唱着时代的歌曲，尖锐地击碎我们四周焰闷的氛围……”（注5）如此振聋发聩的真情表露，诠释了保联歌咏组组员们强烈的爱国情愫。
保联歌声嘹亮斗志昂
正因为歌咏活动能唤起听众的共鸣，保联同仁将其视为“消弭眼前一切恐惧而勇往直前”之“战斗的武器”以及“组织群众的工具”，是“集体力量的表示”(注6)和“人类正义的呼声”，歌声猛然地扑进了每个窒息在孤岛上的观众们的内心，“帮助了他们发泄胸中的愤怒”，驱散了颓唐和愁闷，而“绝不是那些有闲阶级借以消遣自乐的‘奢侈品’”。
1938年11月举行的保联全体职员联欢会中，如果说口琴二重奏节目《小夜曲》和《比翼鸟》(俄罗斯舞曲)以及独奏《蓬岛情歌》是娱乐唯美性质的，那么苏联歌曲《青年航空员》(菲列曲，塞克配词)显然是动员抗战的（注7）。在同年12月25日全体会员联欢会节目中，如果说王庆隆的口琴独奏《多瑙河之波》和黄丽珊演唱粤曲《昭君怨》和《蓬门未识绮罗香》是娱乐性质的，那么施哲明指挥歌咏队合唱《摇小船》和陕北民歌《骑白马》(即后来《东方红》的旋律，但填词内容不同)就显然是抗战宣传意味的。实际上，丰富业余生活的纯娱乐节目与鼓舞抗战的爱国宣传节目在演出中相互交织，是很难泾渭分明区分开的。
还有，1939年6月21日，在纪念保联成立一周年联欢会上，如果说踢踏舞、平剧《丁山打雁》以及英文歌曲等是娱乐节目性质的，那么《度过这冷的冬天》以及俄文夜校歌咏团演唱的《伏尔加船夫曲》《祖国进行曲》显然是鼓舞人心的（注8）。
保联的歌咏娱乐还走出了业内自嗨的狭小范围，跨上了社会公益的舞台，承担激励“孤岛”人民在艰难环境里保持民族气节的责任。1939年6月7日，保联联合“益友”“职妇”等团体在大陆电台举行“慈善义卖联合音乐会”演播。1939年11月19日或22日，上海业余歌咏会(业余合唱团改名)联合“保联”“银联”“华联”“益友社”“职妇”等团体在八仙桥青年会大礼堂举行音乐大会（实际上是为新四军征募寒衣），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由各联谊会歌咏成员组成的百人合唱队，在郑守燕指挥下演唱《抗敌歌》《旗正飘飘》等救亡歌曲，由陈歌辛担任伴奏，评论者赞誉之“不仅是本年度音乐界的一件大事，也正是战后音乐歌咏艺术新生的一个开始”，“象征了‘孤岛’业余音乐界的团结一致”。
在经历“寒冬”的“孤岛”上，联谊会如同一个大家庭，安顿了新兴中产阶级青年彷徨无助的心，经由开展互助娱乐的联谊活动寻求连带感和安全感，以至于“发挥着泼剌的向上的战斗的精神”（注9）。
正如程恩树在保联成立时所写的《冲破陈腐的习惯，创造新颖的生活》一文中表露的心迹：“在这苦闷的‘孤岛’上，一般的从业员们由于精神上的无所寄托，而不免要流于狂放的无纪律的腐化生活……所以在特殊环境下生活的我们，决不应该一点没有意识的跟着人家随波逐流，要以有益身心的正当娱乐来代替以往的腐化生活，要以研究学术的精神及养成注意体育的习惯为国家储藏力量，运用联谊会的组织，团结全保险界的从业员创造我们的新生活”。
大半年后，活跃的保联话剧排练渐渐替代了歌咏组的活动，歌咏组员多投入话剧演出，“当时要进行救济难民的义卖演出，排演繁忙，无暇再继续顾及歌咏组的活动”。
话剧《沉渊》演员合影。
保联话剧组：进步青年在革命熔炉淬火重生
保联成立不久，即委派程振魁负责筹建“话剧组”。开始时参加的有歌咏组10余人，这些青年要求抗日，思想进步，热情高涨，以这部分青年为骨干，话剧组很快就搭台活动起来了，他们积极排练独幕剧、活报剧以及一些中外名剧。在社会上，以“保联剧团”的名义举行义卖公演，参加联欢慰问演出。
保联话剧组的规模不断壮大，逐渐成为保联联谊活动的明星机构。组员逐步增至80余人，最多时达百余人。话剧组的成员在演艺实践中提高了自身觉悟，涌现出一批骨干成员，如吴振年(吴镇)、谈峥声、刘文彪、孙文敏、蔡同华、徐天碧、洪汶、陈绍征、沈润璋、朱元仁、刘凤珠、周繁琍(周础)、吴越、陆瑛、王亦洲、徐慧英(徐达)、蒋德荣、董国怀等。他们中许多人走上革命道路，先后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话剧组成为培育上海保险业先锋战士的革命熔炉。
保联话剧组加入“上海戏剧交谊社”为团体会员，排练的《忍受》还参加了各业余剧团的汇演竞赛。《忍受》导演是沈佑、程振魁和谈峥声，演员有吴振年(饰士英，一个具有专业技术却经受失业痛苦，又遭遇妻亡子夭之打击，在忍受中彷徨的社会青年)、周繁琍(饰伊文，士英的妻子，病后失业，吐血而死)，许铨(饰房东太太，一个典型的势利二房东)，张佩芬(饰奶妈，一个在下层挣扎的劳动妇女)。该剧揭露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里，忍受是没有出路的，要找到光明的前途，必须同旧社会搏斗，扫除一切反动势力。上演后群众反响强烈，认为演得生动深刻，催人泪下。
为学习兄弟剧团的经验，争取更多的公演机会，“保联”与“银联”“华联”“益友社”“永安”等5个群众团体的话剧组相互观摩演出，还联合举办导演集训班，于1939年3月18日在保联会所开班，自力更生培养导演骨干。此后，除对外公演的大型演出任务外，一般都不再仰赖外聘导演了。程振魁、徐天碧、洪汶等先后担任过导演。此外，还分别在“银联”和“华联”联合举办化装训练班和演技班。
1939年冬，保联话剧组还演出揭露资产阶级尔虞我诈本质的三幕话剧《沉渊》，由夏风导演，编剧林柯是著名电影编导陈西禾的笔名。
话剧组始终在党的领导下，把话剧这门综合性艺术，作为教育群众、团结群众的平台高地。通过演出活动，揭露社会黑暗，激发广大群众的爱国热情，宣传抗日救国，凝聚起蓬勃的力量。
慈善公演背后，竟然蕴藏崇高使命
不仅如此，在中共地下党的策划与指导下，各联谊会还利用义演义卖，发动上海人民为新四军募集资金，捐赠物资，充实队伍，为支援全国抗战助力。
新四军成立后，中共中央就多次指示上海地下党（中共江苏省委），发挥上海大城市优势，从人力、财力、物力各方面支援新四军。
1938年12月20日和1939年1月3日，上海民众组织了两批慰问团，秘密到皖南新四军后方根据地访问，给抗日将士送去一批稀缺药品和医疗器材。慰问团成员回到上海后，向民众报告了新四军给养极端困难的情形。为人民子弟兵纾困解难，共克时艰，是义不容辞的责任。于是，1939年5月，中共上海地下党依托“职业界救亡协会”，发起筹划了“上海市业余话剧界慈善公演”，为避免遭到日伪的阻挠破坏，对外宣称为慈善义演名义，实际以群众喜闻乐见的话剧娱乐形式扩大抗日宣传并筹集经费（注10），“中共特别党员”胡詠骐是公演筹备委员会副主任，厥功甚伟，为在金融界扩大影响，他还利用个人私谊争取到上海银行公会秘书长林康侯出任主任委员联合筹备。
参演的剧团包括“保联”、“银联”、“华联”、“职业妇女俱乐部”“精武”、“益友社”及“复旦”“夜莺”“互助”“工华”剧团等10余家机构，从7月24日至30日，连续七天在八仙桥黄金大戏院（即今大众剧场）日夜各一场，轮流安排演出。
“保联”理事会对这次义卖公演十分重视，第二任理事会主席李言苓亲自参加慈善公演委员会。并在“保联”内部组织了由李言苓与关可贵、谢寿天、程恩树、谈峥声、金瑞麒、徐可昇、傅其霖、过杰庆、龚渭源等15人组成的“保联”义卖公演委员会，分头负责剧务、演出、义卖入场券等事宜，胡詠骐为主要赞助人，前台主任张菊生，后台主任施哲明。
油印小报《报道》第一号和第二号，时在1939年7月19日、20日，即正式演出的前四五天。据此可以得知，十四场义演成功背后有多少同志默默无闻地辛劳付出：从筹委会总体擘画，分工负责，协同指导；到总务组的接洽落实演出剧场，到聘请荣誉委员，扩大社会影响力，再到拉来赞助，推销出门票；剧务组从准备各种场景道具，包括木材造景、聘请专业化妆师、到租借灯光设备调光，需要步步到位，为防舞台人杂管理难，他们还特预先订制演职员徽章，要求佩戴作为后台出入证；宣传组则掌握各剧团排练进展动向，征集稿源，编印剧情说明书和演职员一览表；还拉来中法大药房、《剧场艺术》及大中家庭服务社等的纪念册广告赞助，接洽《中国艺坛画报》及《大美晚报》预定七天的特刊版面作系列报道；尤其是参加这次义演活动的10余家机构500多位演职人员，两个多月利用工余排练，克服黄梅季节及酷夏的种种困难，在专业导演指导下，数易剧目，打磨台词动作，力求精益求精，为上海人民呈现出十余台精彩纷呈的艺术表演。最后筹委会还倡议所有演职人员，在最后一天（卅日）早晨到黄金大戏院合影留念，并组织交谊会联欢庆祝。
“保联”话剧团排演了钱杏村（又名阿英）创作的三幕抗日剧《群莺乱飞》，剧情内容演绎一个大家庭由于内部腐朽及矛盾，导致出卖了城东北一块祖传的土地。该剧影射腐败的国民政府出卖东三省之现实。演出时因阿英已经暴露，为避免当局查禁，临时将剧名改为《日出之前》，剧作者也改为“沈宥”。
话剧组部分成员在保联会址楼顶平台集体合影。
导演陈鲁思是上海剧艺社的专业导演。他义务指导，不取分毫，其认真负责，严格要求的精神，深深感动了广大演职员。陈导演对排练抓得很紧，大家经常一下班就立即赶到“保联”会所排练，时逢六七月酷暑，“保联”会址狭小，话剧组排演场地是一间十几平方米的小房间，十多个人挤在一起汗流浃背，衬衫往往被汗水浸透，一进屋就会嗅到一股汗酸味。一排练起就是几个小时，直至深夜十一二点钟才会结束。排练确实很艰苦，大热天汗出得快，唯一解渴的是一杯杯白开水。房间里热得受不了时，就在排练的间隙中，走到门口透透气。导演除了对大家讲解该剧的历史背景以外，还帮助每个演员深入分析角色的特点及个性。在对词和走场中要求很严格，每一句台词、每一个动作都要求准确到位，声情并茂，往往通过反复排练，才能达到初步要求。但大家从来不叫苦，毫无怨言，因为大家都有一颗坚决抗日、不愿当亡国奴的赤诚之心。
参加本剧演出的演员有：孙文敏、周繁琍、程振魁、谈峥声、白砥民、许铨、江凤、金娇丽、梅兮、周钦明等。
主演中本来有吴振年，而且已经排练数次，后因党组织派他去了苏北新四军，只能临时向别的剧团借调白砥民顶替。据2021年5月采访健在的百岁革命老人吴振年得知，那个时候他已经知道延安，知道二万五千里长征，知道有很多爱国青年放弃城市生活奔赴延安，所以他跟程恩树说，我很向往延安，想到第一线去，但程答复说延安现在去不了了，路途阻隔，千难万险，走不通了，还是到新四军里去。程恩树作为入党介绍人同他进行了一次秘密谈话，言简意赅，情深意长，他说我们家里需要人回去，你是我们这里最年轻的党员，你是我们这里第一个先回家去的人。
这次演出得到上海剧艺社的专业帮助，从剧务、灯光、化装、道具、服装、效果到提示都有专人负责。演出那天晚上，舞台监督是金鑫，后台主任是施哲明，大家在舞台上被强烈的灯光照射着，汗不停地淌下，但规定演戏时是绝对不准用手去擦脸，不然会擦出大花脸，影响演出效果。因而演员们忍受着汗流如注，下场后才用棉纸轻轻吸去汗水。大家同属业余演出，谈不上有高超的演技，但大家有一颗抗日救国忠心，一登上舞台就忘我投入，按照剧情进入角色，观众的情绪被瞬间点燃，取得很好的演出效果，谢幕时得到全场观众长时间的鼓掌肯定。
从晚上8点开始，一直演到深夜11点，舞台帷幕才渐渐落下。谢幕后，大家在后台围着陈导演表达由衷的谢意，谈笑间，也为付出辛劳得到回报而兴奋。
这次联合慈善公演，是“孤岛”时期最大规模的戏剧展演活动，戏票由各社团分摊推销，票价分五角、一元、两元、五元（剧场设专座）四档，场场客满。全体演职员，达500人之多，演出规模空前，成果空前，仅“保联”就有1400多元售票所得（除费用开支外），连同夏令物品义卖所得，全数由胡詠骐通过中共八路军驻沪办事处刘少文转交给新四军。不久之后，年龄最小的参演者周繁琍，就投奔苏北根据地，成为一名光荣的新四军女战士（新中国成立后成为中国历史博物馆的干部）。
“上海业余话剧界慈善公演筹备委员会”为推进筹备进度所出的刻版。
有时候，一些事情的深远意义，是需要经过岁月的长期沉淀才会逐渐清晰，为后人们所发现所品味的。“保联”组织文体娱乐活动的初衷，是借以消除各保险公司之间的隔阂，把全行业职工团结起来，更深层次的意义，在于构建一个高尚的精神寄托场所，站在民族抗战与民主进步的立场上，冲破国破家亡的意志消沉和颓废萎靡情绪，“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动员同人利用业余时间，增强自我教育，鼓励大家从远处、大处着眼，树立对祖国及事业前途之信心，抓住有利时机，强健体魄，培养心智，以适应民族复兴时期的需要，肩负起保家卫国增厚经济阵线的重任，这些联谊活动极大地振奋了国人坚持抗战的斗志。
受革命浪潮的鼓舞，保险业职工的爱国热情被空前激发，积极投身抗日救亡活动，“到延安去”，“到抗日根据地去”，成为热血青年的追求，从而有了许多革命先辈践行投笔从戎的经典故事，用鲜血和生命诠释了金融界爱国奉献的丰富内涵与使命担当。“保联”党组织先后输送吴振年、蔡佩伦、饶志德、周繁俐、翁子樵、虞瑞德等进入抗日根据地，成为光荣的新四军战士。
（作者系保险历史学者）
【备注】：
注1：见《申报》电影广告，1931年9月27日，第24版
注2：“抗战中的文化呐喊”，王潇，《解放日报》2015年7月12日
注3：《联欢会后》李言苓，摘自《保联》1939年第1卷第3期，第13页
注4：《娱乐部报告》，摘自《保联》，1939年第1卷第8期，第42页
注5：《我们的口琴班和歌唱班》，真尼，摘自《保联》1938年第1卷第1期，第12页
注6、注7：《在全体职员联欢会里》施哲明、真尼，摘自《保联》第1卷第2期第13页
注8：阿庄等:《周岁的联欢》，《保联》1939年第1卷第9期，第19页
注9：程恩树《冲破陈腐的习惯，创造新颖的生活》
注10：《抗战前期的上海职业界救亡协会》许德良编写，摘自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党史资料丛刊》1982年第二辑（总第十一辑）
【主要参考资料】：
《保联》杂志（上海市保险业业余联谊会出版委员会/1938-1941）
《保联会报》（上海市保险业业余联谊会编印/1943年）
《上海保险业职工运动简史》（内部资料上海工人运动史料委员会/1954年12月）
《上海工人运动历史资料》（一九五四年第四辑/内有上海保险业运动简史）
《上海市保险业职工运动史料（1938-1949）》(中共上海市委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主编/上海市保险业党史资料征集组编写/内部资料/1987年12月)
《上海市保险业职工运动史料续集（1938-1949）》(中共上海市委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主编/上海市保险业党史资料征集组编写/内部资料/1989年6月)
《上海店员和职员运动史:1919-1949》中共上海市委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中共上海市委党史研究室、中共上海市商业工作委员会 编/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9
“我为新四军义演”新四军老战士周础（原名周繁俐）撰，摘自《上海市保险业职工运动史料》
“活跃在抗战时期的‘保联’话剧组”程振魁撰，摘自《上海市保险业职工运动史料》
□林振荣
上海堪称中国红色文化的策源地与发祥地，不仅仅因为她是我们党的诞生地和初心始发地，还因为她是革命文化的摇篮及大本营。从新文化运动到中国左翼作家联盟，为上海这座城市涂抹上厚重的革命文化底色。一批批进步知识分子办报刊开书局，构筑新闻宣传高地，培育起蓬勃的青年读者群体，指点江山，激扬文字，营造摧枯拉朽的革命启蒙，同时倡导新兴木刻版画与话剧表演，创新艺术形式，引领时尚流行，借以传播马克思主义文艺观点，开始确立起文艺要为“工农大众”服务的方向，为全民动员共御外侮的抗战文化勃兴发挥了先导作用。
“娱乐不忘救国”
“九一八事变”之后报端出现了“娱乐不忘救国”的呼吁，最初这一口号只是被广告商人用于电影促销噱头（注1），但微言大义，逐渐成为各行各业民众舆论宣传导向，升华演变为全民族的自觉，掀起积极的救亡图存运动。
日寇发动侵华战争，大半国土沦丧敌手，上海的金融职员“与狼共舞”，枪口下谋生活，位卑未敢忘忧国，他们自发组织起来，除了立足金融业，充分利用合法形式，稳定金融战线，认购救国捐及救国公债，为抗敌筹措经费外，还通过自建联谊机构，创新群众文化娱乐形式，参与抗日动员，投身救亡洪流。
上海“保联”“银联”自从发起组建，就在“上海职业界救国会”直接指导下，根据抗日救亡新形势新任务，汲取过去只搞飞行集会、游行示威、印发传单的一窝蜂大呼隆做法之教训，顺应当时金融业广大职员进修业务提升文化之愿望及中上层人士扩大业务之期待，采用亲民合法的群众联谊形式，发动保险公司、银钱业进步青年职员，寓抗日救亡宣传于学术讲座、文化娱乐、体育旅行等联谊活动之中，明理增信，崇德力行，淡化了赤色工会的极端色彩，深受业界的欢迎和拥戴，租界当局也无奈接受其存在。
在中共地下党的策动下，各个抗日团体的爱国志士，在“抗日御侮，共赴国难”的旗帜下，抛弃个人恩怨私利，联合起来并肩战斗。文艺工作者们冲破文艺的“象牙塔”和“亭子间”，到工农群众中去、到火热的革命斗争中去，救亡剧团巡演全国，把民众喜闻乐见的文化作品搬上了街头舞台，使文化艺术从少数文化人的专享特权中解放出来，使之变身为唤醒人民大众的抗战利器，指引无数热血青年踏上革命征程，从而使文化艺术与抗战政治大局有机地融为一体。
1936年2月，国民党中宣部发表《告国人书》，把爱国救亡运动诬为“共产党阴谋”，借此威逼各界爱国人士。上海文化界救国会针锋相对发表了《对中宣部告国人书之辩证》，严词批驳国民党对爱国救亡行动的恶意诬蔑，揭露其对外妥协政策的真面目，并发表宣言，提出八项救亡主张，包括后来的“抗日七君子”事件，对推动全国抗日救亡运动起到了推波助澜作用，上海事实上成为全国抗战动员的强大中心。
1938年，上海救亡演剧队的报道。
曾几何时，有人鄙夷国难当头的群体性文化娱乐活动，认为国人随俗浮沉，就是“商女不知亡国恨，隔江犹唱后庭花”，就是下里巴人自嗨贪图个人开心，漠视家国社稷与民族大义，也有人认为何日君再来之靡靡之乐流行，是懂得麻痹心灵，苦中向乐，类似当下一些人崇尚搞笑无罪、娱乐至死的人生哲学一样，是明哲保身。其实，彻底否定与彻底肯定之极端观点都会妨碍我们正确看待历史，评价事物，浮文妨要，恐非当今所宜。人是有情感带有阶级倾向性的高级动物，娱乐是人类的本能需要，同时也是社会文明进化的精神成果。任何形式的社会娱乐活动都会附着其实际意义，体现其公共价值。公众娱乐有底线，不能挑战公序良俗，在国破家亡的苦难年代，更是如此。
沧海横流方显本色，中国传统文化把君子界定为文人风骨与气节的守望者和弘扬者，文人风骨与气节律动，就彰显于国难临头，能够挽狂澜于既倒，扶大厦于将倾，社会需要有登高一呼的社会良心和打压不垮的民族脊梁。
上海的历史时空中，不仅仅有十里洋场的声色犬马，更有浴血抗争的悲壮记忆。卢沟桥事变后，上海文化界爱国志士迅速集结起来。剧作家夏衍、陈白尘，集体创作了剧本《保卫卢沟桥》，洪深、袁牧之担任导演，金山、赵丹等著名演员参加出演，仅10多天就排练上演。
1937年8月7日，《保卫卢沟桥》在蓬莱大戏院正式公演，不少观众远道而来，周边蓬莱市场也热闹非凡。演出时，台上演员慷慨激昂，怒斥日寇强盗；台下观众义愤填膺，整个剧场化身反抗侵略、保卫国土的“誓师大会”。日场加夜场，连演七天，盛况空前，一直持续到八·一三战事爆发。当时《申报》评论该剧“是一颗掷向民众深处的暴烈弹，猛烈地激动每一个观众的神经，沸腾他们的热血”。这才是时代文化主旋律，才是演艺娱乐活动的崇高意义！
像上海“保联”“银联”“华联”“益友”和“职妇”等各职业联谊会，以“提倡正当娱乐”为口号，同业“精神总动员”，各自组织或联合开展慈善募捐性质的义演活动，在动员市民救难救同胞的同时，成为“孤岛”潜伏的抵抗力量。
不朽的时代战歌
麦新，原名孙培元，曾用名孙默心、铁克，1914年12月5日出生于上海市，7岁起先后在上海市自励公学、钢山小学、南离公学和格致公学读书。12岁考入南光中学，后因家计拮据而辍学。15岁进美商美亚保险公司当练习生，后转为正式职员，工余坚持读夜校。
“九·一八”事变爆发，麦新积极投身抗日宣传行动，1935年加入上海进步歌咏团体“民众歌咏会业余合唱团”，团内伙伴多为热血青年。麦新经常与吕骥、冼星海等音乐家一起学习和探讨音乐创作，遂成为该团核心骨干，领导成员之一，他们上街张贴抗日标语，以街演形式，演出“放下你的鞭子”（故事情节演绎一对中国东北逃难父女流离失所、以卖唱为生，控诉日本侵华造成的国仇家恨，是抗战岁月里演遍中华大地的爱国戏），高唱《五月的鲜花》《松花江上》《旗正飘飘》等爱国歌曲，呼唤民众投身抗战，为伤兵募捐，赴前线慰问战士、慰劳伤兵和难民教育工作，深入学校工厂里弄进行反日救国宣传。
到“一二·九”运动爆发，全国抗日救亡运动空前高涨，上海的街头巷尾、工厂车站，救亡歌声处处嘹亮；茶馆店铺，机关学校，人人议论民族危亡，斗志昂扬。
据中外报刊相关报道，1936年6月7日，上海民众歌咏会策划在南市区公共体育场举办各行业抗日救亡歌咏大会。结果执政当局有意阻挠，先一步抢占体育场组织足球比赛，歌咏会社众到达时球赛鏖战正急，于是大家先进场看球，时间一到，来自上海学校、银行、商店、工厂的5000余名群众一齐涌进内场，齐声高唱《大路歌》《开路先锋》等歌曲。持枪军警前来驱散群众时，指挥家刘良模站在高凳上进行演说，并指挥全场高唱《打回老家去》等救亡歌曲，甚至连执勤警察也被气氛感染，全场高唱《义勇军进行曲》。全程参与的麦新领略了群众歌声的力量。散会后，这些抗日救亡之歌声在大街小巷传唱，迅速传播全国。1936年8月下旬，麦新的处女作《九一八纪念歌》经冼星海谱曲，很快也传遍上海。同年他还加入“歌曲作者协会”和“歌曲研究会”。
《大刀进行曲》诞生
1937年7月7日，日寇蓄意制造“卢沟桥事变”，发动全面侵华战争。第二天，中国共产党通电全国，号召全国军民与政府团结起来，筑成民族统一战线的坚固长城，抵抗日寇侵略。其时，驻守卢沟桥的国民政府军第29军大刀队英勇杀敌的捷报不断传来，年方19岁的大刀队员陈永德一人就杀死日军9名，缴获13支枪，威名大震。麦新彻夜不眠，热血沸腾，怀着对日本侵略者的刻骨仇恨，怀着救亡必胜的坚定信念，自己填词谱曲，创作了《大刀进行曲》（副题为“献给二十九军大刀队”）。先在弄堂里吟唱修改，后在浦东大厦首唱征询意见。
8月8日，此曲在上海文庙一举唱红。上海市民众教育馆原设上海文庙（黄浦区文庙路215号），是上海抗日救亡歌咏活动的中心，是上海人民文化呐喊之地，是抗日怒火的喷发点，不少著名的抗日救亡歌曲从这里传向全国。
据史料记载，8月8日上午9时，国民救亡歌咏协会成立大会在文庙正式举行。在主席台入座的有：孟波、冼星海、鄢克定、麦新、徐则骧等11人。徐则骧致开幕词，鄢克定作筹备经过报告。中午，浦东、工音、民声、艺天、大众等一批歌咏团体从四面八方前来参加音乐会。
麦新踏上文庙大成殿前的石露台上，大声说：“同胞们，在大会正式开会前，由我指挥学唱几天前创作的歌曲《大刀进行曲》好吗？”“好!”群众高声响应。于是麦新拿起指挥棒指挥群众高唱：“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抗战的一天来到了，抗战的一天来到了！”近千名青年以饱满的情绪唱了一遍又一遍，越唱越激昂。有人喊：“麦新，我们看不见你的指挥!”麦新闻声一步跨上石栏杆，站在上面指挥。指挥棒挥断了，他就攥起拳头指挥，不久，“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的旋律即传遍了整个上海，慷慨激昂、震撼人心（注2）。
事后，麦新根据试唱效果及同伴的建议，对歌词作了修改，原词中的“二十九路军的弟兄们”改成了“全国武装的弟兄们”；把“咱们二十九军不是孤军”改成“咱们中国军队勇敢前进”等。这样一调整，囊括范围更广，传播力就更强了。这首时代战歌一经诞生，就如疾风闪电，迅速传遍了烽火连天的大江南北、长城内外，家喻户晓，成为唤醒全国军民斗志、振奋民族精神、争取民族解放的号角，同仇敌忾的时代最强音。
1938年1月，麦新加入中国共产党。
今天我们还可以看到麦新的另一首佳作《牺牲已到最后关头》（由麦新作词，孟波谱曲），同样令人震撼：“向前走，别退后，生死已到最后关头。同胞被屠杀，土地被强占，我们再也不能忍受！亡国的条件我们决不能接受，中国的领土一寸也不能失守！同胞们！向前走，别退后，拿我们的血和肉，去拼掉敌人的头。向前走，别退后，生死已到最后关头。拿起我刀枪，举起我锄头，我们再也不能等候！中国的人民一齐起来救中国，所有的党派，快快联合来奋斗！同胞们！向前走，别退后，拿我们的血和肉，去拼掉敌人的头，牺牲已到最后关头，牺牲已到最后关头！”
1940年10月，麦新远赴抗战圣地延安，担任“鲁迅艺术学院”音乐系党支部书记，参加了著名的大生产运动、整风运动及延安文艺座谈会。1945年8月，麦新随大批干部奔赴东北，1947年6月6日，麦新在内蒙古科尔沁草原哲里木盟开鲁县执行任务途中壮烈牺牲，为党的事业流尽了最后一滴血，年仅33岁。
“保联”歌咏组：青春芳华，娱乐正道
风雨如磐暗故园。在全面沦陷阶段，抗战文化犹如地火潜行，在极为艰险的岁月里向死而生。我以我血荐轩辕，青年人的歌咏堪为时代文化之先声，化成全民抗战中最强劲之呐喊，歌咏娱乐注定要被赋予救国宣言的色彩。
上海各联谊会的歌咏活动大多受中共地下党的秘密领导，在“比较灰色”的自嗨形式之下表达“娱乐不忘救国”的现实诉求，在社稷家国情怀的驱动下延续革命新文艺运动对人民大众的动员。中共地下党通过对联谊会团体的渗透，也借以实现了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目的。
于1938年7月成立的上海市保险业业余联谊会（以下简称“保联”），是中共上海地下党领导的广泛团结保险职工及中上层人士的群众团体。会员从初创时的400余人，迅速发展壮大，最多时达到1402人，占整个上海保险业职工总数的70％左右。保联在理事会下设秘书处、会员部、总务部、娱乐部、体育部、学术部、妇女部、出版委员会、图书委员会及福利委员会等工作部门。
其中，娱乐部提出“为调剂业余生活而努力，为提倡正当娱乐而奋斗”的口号（注3），部长是李言芩，副部长是施哲明、程振魁和刘文彪，其下再分歌咏组、国乐组、口琴组(胡晏指导)、舞蹈组及话剧组等。
参加歌咏组的以青年职员居多，由负责音乐指导的施哲明主持，以蔡同华、翁逸平(翁子樵)、周繁俐(周础)等为主要骨干。据施哲明回忆录，初期教唱抗日救亡歌曲，如聂耳、冼星海、麦新等人创作的《义勇军进行曲》《救亡曲》《大刀进行曲》等。1939年5月，歌咏组聘请作曲家陈歌辛每周来会指导练唱“世界名曲”，主要是教苏联爱国歌曲《祖国进行曲》《快乐的人们》及《船夫曲》等。他们“放开喉咙发泄胸中的欝气”，慷慨激昂地高唱，以此弥补会员“技术的修养”（注4）。当然也包括《度过这冷的冬天》，歌词营造了沉浸式体验，“度过寒冷的冬天，春天就会到人间，不要为枯树失望，春花就会开放……”颇具感染力。
保联的歌咏联谊活动是自娱自乐性的，也是大众化的，其组织音乐活动的初衷不惟调剂业余生活，振作精神提高工作效率，更在于引导大众走向民族解放之道路。组员们对娱乐活动的感受是生动而真切的，“我们的歌声将唤醒了城市和乡村……使音乐大众化地普遍起来，不是少数资产阶级专有的娱乐。我们不希望做一个象牙塔顶上的艺术家，我们要用音乐缀成的词句来燃烧起大家的热血，引导着大众向民族解放的路上前进！”“我们不唱古风的西班牙探戈舞调子，我们不唱流行痴狂的《蓬岛情歌》和肉麻的波克里尼《小夜曲》。我们是唱着时代的歌曲，尖锐地击碎我们四周焰闷的氛围……”（注5）如此振聋发聩的真情表露，诠释了保联歌咏组组员们强烈的爱国情愫。
保联歌声嘹亮斗志昂
正因为歌咏活动能唤起听众的共鸣，保联同仁将其视为“消弭眼前一切恐惧而勇往直前”之“战斗的武器”以及“组织群众的工具”，是“集体力量的表示”(注6)和“人类正义的呼声”，歌声猛然地扑进了每个窒息在孤岛上的观众们的内心，“帮助了他们发泄胸中的愤怒”，驱散了颓唐和愁闷，而“绝不是那些有闲阶级借以消遣自乐的‘奢侈品’”。
1938年11月举行的保联全体职员联欢会中，如果说口琴二重奏节目《小夜曲》和《比翼鸟》(俄罗斯舞曲)以及独奏《蓬岛情歌》是娱乐唯美性质的，那么苏联歌曲《青年航空员》(菲列曲，塞克配词)显然是动员抗战的（注7）。在同年12月25日全体会员联欢会节目中，如果说王庆隆的口琴独奏《多瑙河之波》和黄丽珊演唱粤曲《昭君怨》和《蓬门未识绮罗香》是娱乐性质的，那么施哲明指挥歌咏队合唱《摇小船》和陕北民歌《骑白马》(即后来《东方红》的旋律，但填词内容不同)就显然是抗战宣传意味的。实际上，丰富业余生活的纯娱乐节目与鼓舞抗战的爱国宣传节目在演出中相互交织，是很难泾渭分明区分开的。
还有，1939年6月21日，在纪念保联成立一周年联欢会上，如果说踢踏舞、平剧《丁山打雁》以及英文歌曲等是娱乐节目性质的，那么《度过这冷的冬天》以及俄文夜校歌咏团演唱的《伏尔加船夫曲》《祖国进行曲》显然是鼓舞人心的（注8）。
保联的歌咏娱乐还走出了业内自嗨的狭小范围，跨上了社会公益的舞台，承担激励“孤岛”人民在艰难环境里保持民族气节的责任。1939年6月7日，保联联合“益友”“职妇”等团体在大陆电台举行“慈善义卖联合音乐会”演播。1939年11月19日或22日，上海业余歌咏会(业余合唱团改名)联合“保联”“银联”“华联”“益友社”“职妇”等团体在八仙桥青年会大礼堂举行音乐大会（实际上是为新四军征募寒衣），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由各联谊会歌咏成员组成的百人合唱队，在郑守燕指挥下演唱《抗敌歌》《旗正飘飘》等救亡歌曲，由陈歌辛担任伴奏，评论者赞誉之“不仅是本年度音乐界的一件大事，也正是战后音乐歌咏艺术新生的一个开始”，“象征了‘孤岛’业余音乐界的团结一致”。
在经历“寒冬”的“孤岛”上，联谊会如同一个大家庭，安顿了新兴中产阶级青年彷徨无助的心，经由开展互助娱乐的联谊活动寻求连带感和安全感，以至于“发挥着泼剌的向上的战斗的精神”（注9）。
正如程恩树在保联成立时所写的《冲破陈腐的习惯，创造新颖的生活》一文中表露的心迹：“在这苦闷的‘孤岛’上，一般的从业员们由于精神上的无所寄托，而不免要流于狂放的无纪律的腐化生活……所以在特殊环境下生活的我们，决不应该一点没有意识的跟着人家随波逐流，要以有益身心的正当娱乐来代替以往的腐化生活，要以研究学术的精神及养成注意体育的习惯为国家储藏力量，运用联谊会的组织，团结全保险界的从业员创造我们的新生活”。
大半年后，活跃的保联话剧排练渐渐替代了歌咏组的活动，歌咏组员多投入话剧演出，“当时要进行救济难民的义卖演出，排演繁忙，无暇再继续顾及歌咏组的活动”。
话剧《沉渊》演员合影。
保联话剧组：进步青年在革命熔炉淬火重生
保联成立不久，即委派程振魁负责筹建“话剧组”。开始时参加的有歌咏组10余人，这些青年要求抗日，思想进步，热情高涨，以这部分青年为骨干，话剧组很快就搭台活动起来了，他们积极排练独幕剧、活报剧以及一些中外名剧。在社会上，以“保联剧团”的名义举行义卖公演，参加联欢慰问演出。
保联话剧组的规模不断壮大，逐渐成为保联联谊活动的明星机构。组员逐步增至80余人，最多时达百余人。话剧组的成员在演艺实践中提高了自身觉悟，涌现出一批骨干成员，如吴振年(吴镇)、谈峥声、刘文彪、孙文敏、蔡同华、徐天碧、洪汶、陈绍征、沈润璋、朱元仁、刘凤珠、周繁琍(周础)、吴越、陆瑛、王亦洲、徐慧英(徐达)、蒋德荣、董国怀等。他们中许多人走上革命道路，先后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话剧组成为培育上海保险业先锋战士的革命熔炉。
保联话剧组加入“上海戏剧交谊社”为团体会员，排练的《忍受》还参加了各业余剧团的汇演竞赛。《忍受》导演是沈佑、程振魁和谈峥声，演员有吴振年(饰士英，一个具有专业技术却经受失业痛苦，又遭遇妻亡子夭之打击，在忍受中彷徨的社会青年)、周繁琍(饰伊文，士英的妻子，病后失业，吐血而死)，许铨(饰房东太太，一个典型的势利二房东)，张佩芬(饰奶妈，一个在下层挣扎的劳动妇女)。该剧揭露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里，忍受是没有出路的，要找到光明的前途，必须同旧社会搏斗，扫除一切反动势力。上演后群众反响强烈，认为演得生动深刻，催人泪下。
为学习兄弟剧团的经验，争取更多的公演机会，“保联”与“银联”“华联”“益友社”“永安”等5个群众团体的话剧组相互观摩演出，还联合举办导演集训班，于1939年3月18日在保联会所开班，自力更生培养导演骨干。此后，除对外公演的大型演出任务外，一般都不再仰赖外聘导演了。程振魁、徐天碧、洪汶等先后担任过导演。此外，还分别在“银联”和“华联”联合举办化装训练班和演技班。
1939年冬，保联话剧组还演出揭露资产阶级尔虞我诈本质的三幕话剧《沉渊》，由夏风导演，编剧林柯是著名电影编导陈西禾的笔名。
话剧组始终在党的领导下，把话剧这门综合性艺术，作为教育群众、团结群众的平台高地。通过演出活动，揭露社会黑暗，激发广大群众的爱国热情，宣传抗日救国，凝聚起蓬勃的力量。
慈善公演背后，竟然蕴藏崇高使命
不仅如此，在中共地下党的策划与指导下，各联谊会还利用义演义卖，发动上海人民为新四军募集资金，捐赠物资，充实队伍，为支援全国抗战助力。
新四军成立后，中共中央就多次指示上海地下党（中共江苏省委），发挥上海大城市优势，从人力、财力、物力各方面支援新四军。
1938年12月20日和1939年1月3日，上海民众组织了两批慰问团，秘密到皖南新四军后方根据地访问，给抗日将士送去一批稀缺药品和医疗器材。慰问团成员回到上海后，向民众报告了新四军给养极端困难的情形。为人民子弟兵纾困解难，共克时艰，是义不容辞的责任。于是，1939年5月，中共上海地下党依托“职业界救亡协会”，发起筹划了“上海市业余话剧界慈善公演”，为避免遭到日伪的阻挠破坏，对外宣称为慈善义演名义，实际以群众喜闻乐见的话剧娱乐形式扩大抗日宣传并筹集经费（注10），“中共特别党员”胡詠骐是公演筹备委员会副主任，厥功甚伟，为在金融界扩大影响，他还利用个人私谊争取到上海银行公会秘书长林康侯出任主任委员联合筹备。
参演的剧团包括“保联”、“银联”、“华联”、“职业妇女俱乐部”“精武”、“益友社”及“复旦”“夜莺”“互助”“工华”剧团等10余家机构，从7月24日至30日，连续七天在八仙桥黄金大戏院（即今大众剧场）日夜各一场，轮流安排演出。
“保联”理事会对这次义卖公演十分重视，第二任理事会主席李言苓亲自参加慈善公演委员会。并在“保联”内部组织了由李言苓与关可贵、谢寿天、程恩树、谈峥声、金瑞麒、徐可昇、傅其霖、过杰庆、龚渭源等15人组成的“保联”义卖公演委员会，分头负责剧务、演出、义卖入场券等事宜，胡詠骐为主要赞助人，前台主任张菊生，后台主任施哲明。
油印小报《报道》第一号和第二号，时在1939年7月19日、20日，即正式演出的前四五天。据此可以得知，十四场义演成功背后有多少同志默默无闻地辛劳付出：从筹委会总体擘画，分工负责，协同指导；到总务组的接洽落实演出剧场，到聘请荣誉委员，扩大社会影响力，再到拉来赞助，推销出门票；剧务组从准备各种场景道具，包括木材造景、聘请专业化妆师、到租借灯光设备调光，需要步步到位，为防舞台人杂管理难，他们还特预先订制演职员徽章，要求佩戴作为后台出入证；宣传组则掌握各剧团排练进展动向，征集稿源，编印剧情说明书和演职员一览表；还拉来中法大药房、《剧场艺术》及大中家庭服务社等的纪念册广告赞助，接洽《中国艺坛画报》及《大美晚报》预定七天的特刊版面作系列报道；尤其是参加这次义演活动的10余家机构500多位演职人员，两个多月利用工余排练，克服黄梅季节及酷夏的种种困难，在专业导演指导下，数易剧目，打磨台词动作，力求精益求精，为上海人民呈现出十余台精彩纷呈的艺术表演。最后筹委会还倡议所有演职人员，在最后一天（卅日）早晨到黄金大戏院合影留念，并组织交谊会联欢庆祝。
“保联”话剧团排演了钱杏村（又名阿英）创作的三幕抗日剧《群莺乱飞》，剧情内容演绎一个大家庭由于内部腐朽及矛盾，导致出卖了城东北一块祖传的土地。该剧影射腐败的国民政府出卖东三省之现实。演出时因阿英已经暴露，为避免当局查禁，临时将剧名改为《日出之前》，剧作者也改为“沈宥”。
话剧组部分成员在保联会址楼顶平台集体合影。
导演陈鲁思是上海剧艺社的专业导演。他义务指导，不取分毫，其认真负责，严格要求的精神，深深感动了广大演职员。陈导演对排练抓得很紧，大家经常一下班就立即赶到“保联”会所排练，时逢六七月酷暑，“保联”会址狭小，话剧组排演场地是一间十几平方米的小房间，十多个人挤在一起汗流浃背，衬衫往往被汗水浸透，一进屋就会嗅到一股汗酸味。一排练起就是几个小时，直至深夜十一二点钟才会结束。排练确实很艰苦，大热天汗出得快，唯一解渴的是一杯杯白开水。房间里热得受不了时，就在排练的间隙中，走到门口透透气。导演除了对大家讲解该剧的历史背景以外，还帮助每个演员深入分析角色的特点及个性。在对词和走场中要求很严格，每一句台词、每一个动作都要求准确到位，声情并茂，往往通过反复排练，才能达到初步要求。但大家从来不叫苦，毫无怨言，因为大家都有一颗坚决抗日、不愿当亡国奴的赤诚之心。
参加本剧演出的演员有：孙文敏、周繁琍、程振魁、谈峥声、白砥民、许铨、江凤、金娇丽、梅兮、周钦明等。
主演中本来有吴振年，而且已经排练数次，后因党组织派他去了苏北新四军，只能临时向别的剧团借调白砥民顶替。据2021年5月采访健在的百岁革命老人吴振年得知，那个时候他已经知道延安，知道二万五千里长征，知道有很多爱国青年放弃城市生活奔赴延安，所以他跟程恩树说，我很向往延安，想到第一线去，但程答复说延安现在去不了了，路途阻隔，千难万险，走不通了，还是到新四军里去。程恩树作为入党介绍人同他进行了一次秘密谈话，言简意赅，情深意长，他说我们家里需要人回去，你是我们这里最年轻的党员，你是我们这里第一个先回家去的人。
这次演出得到上海剧艺社的专业帮助，从剧务、灯光、化装、道具、服装、效果到提示都有专人负责。演出那天晚上，舞台监督是金鑫，后台主任是施哲明，大家在舞台上被强烈的灯光照射着，汗不停地淌下，但规定演戏时是绝对不准用手去擦脸，不然会擦出大花脸，影响演出效果。因而演员们忍受着汗流如注，下场后才用棉纸轻轻吸去汗水。大家同属业余演出，谈不上有高超的演技，但大家有一颗抗日救国忠心，一登上舞台就忘我投入，按照剧情进入角色，观众的情绪被瞬间点燃，取得很好的演出效果，谢幕时得到全场观众长时间的鼓掌肯定。
从晚上8点开始，一直演到深夜11点，舞台帷幕才渐渐落下。谢幕后，大家在后台围着陈导演表达由衷的谢意，谈笑间，也为付出辛劳得到回报而兴奋。
这次联合慈善公演，是“孤岛”时期最大规模的戏剧展演活动，戏票由各社团分摊推销，票价分五角、一元、两元、五元（剧场设专座）四档，场场客满。全体演职员，达500人之多，演出规模空前，成果空前，仅“保联”就有1400多元售票所得（除费用开支外），连同夏令物品义卖所得，全数由胡詠骐通过中共八路军驻沪办事处刘少文转交给新四军。不久之后，年龄最小的参演者周繁琍，就投奔苏北根据地，成为一名光荣的新四军女战士（新中国成立后成为中国历史博物馆的干部）。
“上海业余话剧界慈善公演筹备委员会”为推进筹备进度所出的刻版。
有时候，一些事情的深远意义，是需要经过岁月的长期沉淀才会逐渐清晰，为后人们所发现所品味的。“保联”组织文体娱乐活动的初衷，是借以消除各保险公司之间的隔阂，把全行业职工团结起来，更深层次的意义，在于构建一个高尚的精神寄托场所，站在民族抗战与民主进步的立场上，冲破国破家亡的意志消沉和颓废萎靡情绪，“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动员同人利用业余时间，增强自我教育，鼓励大家从远处、大处着眼，树立对祖国及事业前途之信心，抓住有利时机，强健体魄，培养心智，以适应民族复兴时期的需要，肩负起保家卫国增厚经济阵线的重任，这些联谊活动极大地振奋了国人坚持抗战的斗志。
受革命浪潮的鼓舞，保险业职工的爱国热情被空前激发，积极投身抗日救亡活动，“到延安去”，“到抗日根据地去”，成为热血青年的追求，从而有了许多革命先辈践行投笔从戎的经典故事，用鲜血和生命诠释了金融界爱国奉献的丰富内涵与使命担当。“保联”党组织先后输送吴振年、蔡佩伦、饶志德、周繁俐、翁子樵、虞瑞德等进入抗日根据地，成为光荣的新四军战士。
（作者系保险历史学者）
【备注】：
注1：见《申报》电影广告，1931年9月27日，第24版
注2：“抗战中的文化呐喊”，王潇，《解放日报》2015年7月12日
注3：《联欢会后》李言苓，摘自《保联》1939年第1卷第3期，第13页
注4：《娱乐部报告》，摘自《保联》，1939年第1卷第8期，第42页
注5：《我们的口琴班和歌唱班》，真尼，摘自《保联》1938年第1卷第1期，第12页
注6、注7：《在全体职员联欢会里》施哲明、真尼，摘自《保联》第1卷第2期第13页
注8：阿庄等:《周岁的联欢》，《保联》1939年第1卷第9期，第19页
注9：程恩树《冲破陈腐的习惯，创造新颖的生活》
注10：《抗战前期的上海职业界救亡协会》许德良编写，摘自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党史资料丛刊》1982年第二辑（总第十一辑）
【主要参考资料】：
《保联》杂志（上海市保险业业余联谊会出版委员会/1938-1941）
《保联会报》（上海市保险业业余联谊会编印/1943年）
《上海保险业职工运动简史》（内部资料上海工人运动史料委员会/1954年12月）
《上海工人运动历史资料》（一九五四年第四辑/内有上海保险业运动简史）
《上海市保险业职工运动史料（1938-1949）》(中共上海市委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主编/上海市保险业党史资料征集组编写/内部资料/1987年12月)
《上海市保险业职工运动史料续集（1938-1949）》(中共上海市委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主编/上海市保险业党史资料征集组编写/内部资料/1989年6月)
《上海店员和职员运动史:1919-1949》中共上海市委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中共上海市委党史研究室、中共上海市商业工作委员会 编/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9
“我为新四军义演”新四军老战士周础（原名周繁俐）撰，摘自《上海市保险业职工运动史料》
“活跃在抗战时期的‘保联’话剧组”程振魁撰，摘自《上海市保险业职工运动史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