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通银行的1921年
发布时间：2021-08-27 10:58:24 作者： 来源：中国银行保险报网
□毛志辉
1921年，中国尚处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北洋政府时期，政坛更迭频繁，社会动荡不安。回望历史，这一年最具标志性的事件，无疑是中国共产党的成立。而对于具有百余年历史的交通银行而言，这一年，同样具有非同凡响的意义，它标志了一家资本财政化的传统银行在经历创巨痛深之后，向商业化、独立化、现代化银行的转变。
梁士诒
再次停兑
1921年1月，交行“京钞整理”工作告一段落，延宕五年之久的第一次停兑风潮画上句号。交行董事会会长梁士诒与财长周自齐会同上书国务院：“……数载困难，一时洗涤，自齐、士诒庶可稍轻罪戾……”
然而，动荡社会恶劣的政治、经济环境却容不得交行有喘息之机。长期的战乱使得北洋政府军费激增，财政陷于窘迫困境，由此，北洋政府再次将目光转向中国银行和交通银行，继续依靠两行垫款和发行钞票度日。1921年初，北洋政府提出，“近畿军警饷需关系首都治安，于此青黄不接之时，坚请中、交两行筹垫，以六个月为期，每月各认四十万元”。由此，交行更深地陷入财政借款的漩涡。
8月，北洋政府各机关部门欠薪已达20个月以上，陆军、海军、司法、教育等各部总长都因部员的索薪而下台，代理财长潘复以中秋节临近为由，向北京银行界商借480万元，其中交行独家承担300万元。同时，北洋政府还强迫中、交两行开出担保性空头存单，以此向其他商业银行借款。随着各存单的陆续到期，北洋政府无力归还，中、交两行又被迫兑现，以致库存现银日枯。
1921年11月12日，适逢华盛顿会议正式开幕，同日，天津的中、交两行率先因天津、张家口地名钞票而发生挤兑。11月15日，挤兑风潮波及北京，当天清晨，即有一些代兑钱铺纷纷到交行京行反映，说有不少持天津及张家口地名券的储户前来兑现。京行一方面嘱咐各钱铺照常代兑，另一方面设法筹措资金以备不测。
16日下午，北京银行公会召开临时会议，各银行一致拥护中、交两行。但兑票人数太多，不得不由警厅出面维持金融秩序。当时“西河沿一带，人山人海，万头攒动，交通因之断绝”。
为应对挤兑，交行先是限制兑换数目，每人以十元为限；嗣后又限制兑换时间，每日仅兑换半日。但愈是限兑，挤兑之潮愈是汹涌。约至12月中旬，京行“终于宣告暂时停兑，俟筹足款项再行开兑”，并从此关门停业，达数月之久。天津中、交两行亦相继宣告停兑。
奉系借款
挤兑风潮发生后，中、交两行都积极联络各方设法开兑，并且“彼此互相探听对方实力情形，生怕倒闭在对方的前头”。最终，中行经各方筹谋，于12月1日宣布无限制兑现。然而，交行的挤兑情形远较中行严重，当时报纸报道：“交通银行之情形，较中行为复杂，益以平时办理不善，其系统颇为混乱，自发生问题以来，政府与银行，及银行内部意见，有不相一致之处，遂不易确立具体之办法。”
为实现开兑，交行可谓费尽周折。一方面，交行向政府请求救援，试图通过催收欠款和续交股本两种办法解决燃眉之急，但政府当局早已负债累累，无力援助。另一方面，交行积极与中行协商，曹汝霖与张嘉璈于11月19日在北京银行公会达成一致，携手共度时艰。然而，在严重的危机面前，这些都只是杯水车薪。因此，到了最后，交行仅剩借款一途。
1921年11月底，梁士诒密遣叶恭绰前往奉天与张作霖会谈。双方很快就交行借款、梁氏组阁达成一致意见，“张允竭力维持交行，交票可完全兑现”。12月27日晚，交行与东三省官银号及奉天兴业银行在甘石桥梁士诒府邸签订合同，约定借现大洋400万元，七日内在北京、天津两处交清，借款利息为一分二厘，每三个月交息一次但息随本减；借款之日起满六个月后，每一个月归还一次，分十次还清，即每次40万元，但也可以先期归还一部分或全数还清。
次日，此项合同获得交行董事会通过。1922年1月6日，交行天津、张家口钞券完全开兑，同时，经董事会议决定，总理曹汝霖留任，协理任凤苞去职，改为孟锡珏，添设帮理一席，派谢霖补充。
创巨痛深
交行虽然依靠奉系借款实现了无限制兑现，但也使交行陷入另一个重大危机。张作霖之所以愿意借款给交行，其意图在于藉此染指交行，进而推动中、交两行合并成新的中央银行，将北洋政府的金融大权置于自己的掌控之下，为其扩张势力服务。而旧交通系则不甘心被逐出政府，企图借停兑之机倒阁，并借助张作霖的支持掌握核心权力。因此，交行的前途，成为双方合作的赌注。
张作霖的奉系和梁士诒的旧交通系“相互策应”，很快在政治上都“如愿以偿”。1921年12月14日，张作霖入京；17日，靳云鹏宣布辞职；24日，梁士诒接任内阁总理。
然而，对于交行而言，在办理奉系借款时则又是另一番天地。由于张作霖的本意并非是挽救交行，故在交接借款时，奉系控制下的东三省官银号及奉天兴业银行，并没有按照合同如实办理。该借款实交九五，而最恶劣的是，借款中居然有一部分是以铜元充作银元（铜元的价值不及银元的百分之一），欺骗交行。
当时，送到交通银行的借款共800余箱，“交行收到现银后开箱点数时，发现有25箱内中装的不是银元而是铜元”。因畏惧奉系势力，交行不敢声张，只能“哑巴吃黄连”认吃暗亏，由行中付账了事。但这笔借款中，高额的利息和不平等的条款却让交行深感屈辱。
1922年1月，交行函陈交通部，请求将交通部所积欠的各宗无抵押款项共计银元500余万元，指定各路局偿还，每月须还款银元50万元。经交通部核允，由京奉路局月拨银元30万元，分16个月还清。但该路局却从未遵照交通部指令拨还欠款，而交行此时“元气尚未尽复”，奉系借款也就未能如期归还。
此外，梁士诒内阁的迅速垮台亦对这笔借款的偿还产生了重要影响。梁组阁仅一个月，就被直系军阀吴佩孚攻击下台。奉直二系共同掌握北洋政权，局面自然难以为继。1922年4月直奉战争爆发，张作霖战败退出关外，梁士诒亦因“战争祸首”罪名再遭通缉。
一系列动荡使得交行总管理处几近瘫痪，这笔奉系借款，也一时无法还上。双方“叠经磋商”，借款得以展期六个月。1922年5月，实业家张謇担任交行总理后，又为借款事电商奉省当局，希望“展缓还期”。奉方“顾念交谊”，于1922年12月重新厘定还款办法。经过全行的协同努力，一直到1926年8月底才完全结清欠款，拖延达五年之久。并且，因付息甚巨，交行损失颇重，共偿付利息高达银元156.168万元。
鉴于这笔借款给交行带来了诸多不利的影响，1936年，交行在胡笔江主持下修纂《行史清稿》记录此事时，仍引之为恨，称1921年的二次停兑和奉系借款“固为本行创巨痛深之事”。
经营转向
1921年对于交行而言，是十分艰难的一年。挤兑风潮的发生让交行再次遭受重创，元气大伤，跌入前所未有的低谷。此后，交行痛定思痛，通过改变营业方针、改革发行制度，以及整理行务、核实帐目等一系列举措，力求取得脱胎换骨的效果。
经历了挤兑风潮后，在1922年2月召开的交行临时股东大会上，通过了董事会提出的关于经营方针的四条意见，其中第一条即为“力谋避免政治借款，以其余力趋重于工商事业”，这也成为交行营业方针发生历史性转变的标志。
历次挤兑风潮的发生，都与一些扑朔迷离的谣言休戚相关。因此，挤兑风潮过后，中、交两行都开始改变发行制度。交行将现金准备与营业资金分开，并在天津设立发行总库，“邀请各机关随时派员莅库检查，以昭大信”。谣言止于公开，通过实行发行独立、准备公开，交行信誉日增。
此外，交行通过将人员严行裁减、亏损行所实行收缩，进一步改善了人员和分支机构的构成；通过将辛亥旧账和各行历年呆账亏耗进行整理，并由历年盈余滚存公积金项下提补，进一步核实了帐目并为后续发展打好基础。
经过人事和营业方针的改变，交行逐步疏远了同政府的联系，一个突出的表现是，持股交行的比例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1921年，交通部持有22500股交行股票，价值225万元，约占总资本的三分之一；此后，交行的领导者一直致力于将交行从北洋政府的控制中解脱出来，到1927年北洋政府被推翻时，政府仅持有价值78万元的交行股票，而私人持有的股票价值达到6930万元，约占全部实收资本的99%。可以说，1921年挤兑风潮给予交行最大的改变，就是摆脱了银行资本财政化的发展取向，从此走上了商业化、独立化、现代化的道路。
1921年是一个特殊的年份。曾有银行人在回顾这一年时说：“在政治上、社会上，几无一事足以满足吾人之希望。以言内政，则未修明，以言外交，则归失败，财政则债台高筑，民生则日见困惫，他如商业之萧条，工业之不振，物价之胜贵，天灾厉疫之流行，所在皆足以使吾人失望……”然而，危机之中育新机，变局之中开新局。这一年，无论对于古老沧桑的中华大地，还是总角之年的交通银行，都意味了否极泰来之新途的开启。
（作者单位：交通银行总部）
□毛志辉
1921年，中国尚处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北洋政府时期，政坛更迭频繁，社会动荡不安。回望历史，这一年最具标志性的事件，无疑是中国共产党的成立。而对于具有百余年历史的交通银行而言，这一年，同样具有非同凡响的意义，它标志了一家资本财政化的传统银行在经历创巨痛深之后，向商业化、独立化、现代化银行的转变。
梁士诒
再次停兑
1921年1月，交行“京钞整理”工作告一段落，延宕五年之久的第一次停兑风潮画上句号。交行董事会会长梁士诒与财长周自齐会同上书国务院：“……数载困难，一时洗涤，自齐、士诒庶可稍轻罪戾……”
然而，动荡社会恶劣的政治、经济环境却容不得交行有喘息之机。长期的战乱使得北洋政府军费激增，财政陷于窘迫困境，由此，北洋政府再次将目光转向中国银行和交通银行，继续依靠两行垫款和发行钞票度日。1921年初，北洋政府提出，“近畿军警饷需关系首都治安，于此青黄不接之时，坚请中、交两行筹垫，以六个月为期，每月各认四十万元”。由此，交行更深地陷入财政借款的漩涡。
8月，北洋政府各机关部门欠薪已达20个月以上，陆军、海军、司法、教育等各部总长都因部员的索薪而下台，代理财长潘复以中秋节临近为由，向北京银行界商借480万元，其中交行独家承担300万元。同时，北洋政府还强迫中、交两行开出担保性空头存单，以此向其他商业银行借款。随着各存单的陆续到期，北洋政府无力归还，中、交两行又被迫兑现，以致库存现银日枯。
1921年11月12日，适逢华盛顿会议正式开幕，同日，天津的中、交两行率先因天津、张家口地名钞票而发生挤兑。11月15日，挤兑风潮波及北京，当天清晨，即有一些代兑钱铺纷纷到交行京行反映，说有不少持天津及张家口地名券的储户前来兑现。京行一方面嘱咐各钱铺照常代兑，另一方面设法筹措资金以备不测。
16日下午，北京银行公会召开临时会议，各银行一致拥护中、交两行。但兑票人数太多，不得不由警厅出面维持金融秩序。当时“西河沿一带，人山人海，万头攒动，交通因之断绝”。
为应对挤兑，交行先是限制兑换数目，每人以十元为限；嗣后又限制兑换时间，每日仅兑换半日。但愈是限兑，挤兑之潮愈是汹涌。约至12月中旬，京行“终于宣告暂时停兑，俟筹足款项再行开兑”，并从此关门停业，达数月之久。天津中、交两行亦相继宣告停兑。
奉系借款
挤兑风潮发生后，中、交两行都积极联络各方设法开兑，并且“彼此互相探听对方实力情形，生怕倒闭在对方的前头”。最终，中行经各方筹谋，于12月1日宣布无限制兑现。然而，交行的挤兑情形远较中行严重，当时报纸报道：“交通银行之情形，较中行为复杂，益以平时办理不善，其系统颇为混乱，自发生问题以来，政府与银行，及银行内部意见，有不相一致之处，遂不易确立具体之办法。”
为实现开兑，交行可谓费尽周折。一方面，交行向政府请求救援，试图通过催收欠款和续交股本两种办法解决燃眉之急，但政府当局早已负债累累，无力援助。另一方面，交行积极与中行协商，曹汝霖与张嘉璈于11月19日在北京银行公会达成一致，携手共度时艰。然而，在严重的危机面前，这些都只是杯水车薪。因此，到了最后，交行仅剩借款一途。
1921年11月底，梁士诒密遣叶恭绰前往奉天与张作霖会谈。双方很快就交行借款、梁氏组阁达成一致意见，“张允竭力维持交行，交票可完全兑现”。12月27日晚，交行与东三省官银号及奉天兴业银行在甘石桥梁士诒府邸签订合同，约定借现大洋400万元，七日内在北京、天津两处交清，借款利息为一分二厘，每三个月交息一次但息随本减；借款之日起满六个月后，每一个月归还一次，分十次还清，即每次40万元，但也可以先期归还一部分或全数还清。
次日，此项合同获得交行董事会通过。1922年1月6日，交行天津、张家口钞券完全开兑，同时，经董事会议决定，总理曹汝霖留任，协理任凤苞去职，改为孟锡珏，添设帮理一席，派谢霖补充。
创巨痛深
交行虽然依靠奉系借款实现了无限制兑现，但也使交行陷入另一个重大危机。张作霖之所以愿意借款给交行，其意图在于藉此染指交行，进而推动中、交两行合并成新的中央银行，将北洋政府的金融大权置于自己的掌控之下，为其扩张势力服务。而旧交通系则不甘心被逐出政府，企图借停兑之机倒阁，并借助张作霖的支持掌握核心权力。因此，交行的前途，成为双方合作的赌注。
张作霖的奉系和梁士诒的旧交通系“相互策应”，很快在政治上都“如愿以偿”。1921年12月14日，张作霖入京；17日，靳云鹏宣布辞职；24日，梁士诒接任内阁总理。
然而，对于交行而言，在办理奉系借款时则又是另一番天地。由于张作霖的本意并非是挽救交行，故在交接借款时，奉系控制下的东三省官银号及奉天兴业银行，并没有按照合同如实办理。该借款实交九五，而最恶劣的是，借款中居然有一部分是以铜元充作银元（铜元的价值不及银元的百分之一），欺骗交行。
当时，送到交通银行的借款共800余箱，“交行收到现银后开箱点数时，发现有25箱内中装的不是银元而是铜元”。因畏惧奉系势力，交行不敢声张，只能“哑巴吃黄连”认吃暗亏，由行中付账了事。但这笔借款中，高额的利息和不平等的条款却让交行深感屈辱。
1922年1月，交行函陈交通部，请求将交通部所积欠的各宗无抵押款项共计银元500余万元，指定各路局偿还，每月须还款银元50万元。经交通部核允，由京奉路局月拨银元30万元，分16个月还清。但该路局却从未遵照交通部指令拨还欠款，而交行此时“元气尚未尽复”，奉系借款也就未能如期归还。
此外，梁士诒内阁的迅速垮台亦对这笔借款的偿还产生了重要影响。梁组阁仅一个月，就被直系军阀吴佩孚攻击下台。奉直二系共同掌握北洋政权，局面自然难以为继。1922年4月直奉战争爆发，张作霖战败退出关外，梁士诒亦因“战争祸首”罪名再遭通缉。
一系列动荡使得交行总管理处几近瘫痪，这笔奉系借款，也一时无法还上。双方“叠经磋商”，借款得以展期六个月。1922年5月，实业家张謇担任交行总理后，又为借款事电商奉省当局，希望“展缓还期”。奉方“顾念交谊”，于1922年12月重新厘定还款办法。经过全行的协同努力，一直到1926年8月底才完全结清欠款，拖延达五年之久。并且，因付息甚巨，交行损失颇重，共偿付利息高达银元156.168万元。
鉴于这笔借款给交行带来了诸多不利的影响，1936年，交行在胡笔江主持下修纂《行史清稿》记录此事时，仍引之为恨，称1921年的二次停兑和奉系借款“固为本行创巨痛深之事”。
经营转向
1921年对于交行而言，是十分艰难的一年。挤兑风潮的发生让交行再次遭受重创，元气大伤，跌入前所未有的低谷。此后，交行痛定思痛，通过改变营业方针、改革发行制度，以及整理行务、核实帐目等一系列举措，力求取得脱胎换骨的效果。
经历了挤兑风潮后，在1922年2月召开的交行临时股东大会上，通过了董事会提出的关于经营方针的四条意见，其中第一条即为“力谋避免政治借款，以其余力趋重于工商事业”，这也成为交行营业方针发生历史性转变的标志。
历次挤兑风潮的发生，都与一些扑朔迷离的谣言休戚相关。因此，挤兑风潮过后，中、交两行都开始改变发行制度。交行将现金准备与营业资金分开，并在天津设立发行总库，“邀请各机关随时派员莅库检查，以昭大信”。谣言止于公开，通过实行发行独立、准备公开，交行信誉日增。
此外，交行通过将人员严行裁减、亏损行所实行收缩，进一步改善了人员和分支机构的构成；通过将辛亥旧账和各行历年呆账亏耗进行整理，并由历年盈余滚存公积金项下提补，进一步核实了帐目并为后续发展打好基础。
经过人事和营业方针的改变，交行逐步疏远了同政府的联系，一个突出的表现是，持股交行的比例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1921年，交通部持有22500股交行股票，价值225万元，约占总资本的三分之一；此后，交行的领导者一直致力于将交行从北洋政府的控制中解脱出来，到1927年北洋政府被推翻时，政府仅持有价值78万元的交行股票，而私人持有的股票价值达到6930万元，约占全部实收资本的99%。可以说，1921年挤兑风潮给予交行最大的改变，就是摆脱了银行资本财政化的发展取向，从此走上了商业化、独立化、现代化的道路。
1921年是一个特殊的年份。曾有银行人在回顾这一年时说：“在政治上、社会上，几无一事足以满足吾人之希望。以言内政，则未修明，以言外交，则归失败，财政则债台高筑，民生则日见困惫，他如商业之萧条，工业之不振，物价之胜贵，天灾厉疫之流行，所在皆足以使吾人失望……”然而，危机之中育新机，变局之中开新局。这一年，无论对于古老沧桑的中华大地，还是总角之年的交通银行，都意味了否极泰来之新途的开启。
（作者单位：交通银行总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