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鼎革之际的交通银行（上）
发布时间：2021-09-24 10:28:02 作者： 来源：中国银行保险报网
□毛志辉
交通银行于1907年12月8日（光绪三十三年十一月初四）奉旨成立，1908年3月4日（农历二月初二）正式开业。成立初期，交通银行以发展交通事业为旨归，兼营一般银行业务，前三年的盈利率逐年上升（其中1910年获利最多，达到69万两，盈利率为13.8%）。进入1911年以后，交通银行开始遭逢一系列危机，总管理处一度陷于瘫痪状况。交通银行曾在年度报告中对辛亥年间落入困境的原因作出总结，认为辛亥年“实为本行最困难之秋，而其显而易见者，一则为义善源所累，一则为革命之影响，又其一则为西贡万顺安之波累也”。
1912年1月18日邮传部关于陆宗舆被推为交通银行商股股东联合会会长的札件。
元气大伤：义善源倒闭
交通银行的首任总理李经楚，同时也是晚清两大钱庄之一的义善源的号东。李经楚以总理之权，经常挪用交通银行的资金周转义善源票号。
1911年1月6日，盛宣怀接任邮传部尚书。为了打击异己，独揽交通银行大权，他以“交通银行弊端百出，外间人言啧啧”为由，奏明朝廷派员查账，矛头直指义善源。1911年正月，盛宣怀奏撤梁士诒铁路总局局长和交通银行帮理之职，随即，查出义善源总号和各分号共向交通银行押款80万余两，往来款亦有10万余两，并均被揭破。
受1910年橡皮股票风潮影响，义善源资金周转已经颇为困难，随着盛宣怀的矛头所向，应声倒闭。清算账务时，发现该票号欠交通银行的押款银逾230万两、往来银逾56万两，而此时“义善源”票号的资产可抵者仅5200两。交通银行蒙受巨大损失，资金状况空前恶化。当时的《申报》有言：“日来市面上对于交通银行有种种之不信任之意，竟将存款取出，不闻有将欵入存者，甚至交通银行之钞票亦不敢使用。”
义善源倒闭后，盛宣怀立刻派人对交通银行进行查账，认为“李经楚亏空公款甚巨”，“应即开去交通银行总理”。随后，邮传部以交通银行总理李经楚要整理义善源为由，于1911年3月撤去其总理职务。同时，两江总督张人骏指派专员清理义善源的积欠。不过，清廷没有追究李经楚的责任，只是设法处理了义善源的押品和财产，并及时归还了交通银行一部分欠款。为了填补窟窿，李经楚还“自将家产先行开单缴部作抵”，但毕竟杯水车薪。
经此一劫，交通银行虽然幸免倒闭，元气大伤却是不争的事实。据当时报载：“交通银行自义善源倒闭后，影响甚巨，活动力愈形减少，而李经楚亦大有不了之势。”同时，随着梁士诒、李经楚等人的去职，梁士诒“遂不与闻行务”，交通系也失去了对交通银行的控制。
风雨飘摇：辛亥革命爆发
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辛亥革命爆发，清王朝摇摇欲坠，交通银行陷入困境，全行上下均陷入一片恐慌之中。当时的官商存欠达到惊人的1800余万两，远远超过交通银行筹到的资本金。
因保路运动的兴起，保清派人士群起攻击盛宣怀肇事，盛宣怀成为众矢之的。武昌起义后，盛宣怀一方面电请袁世凯出任统帅，另一方面向清廷极力推荐袁世凯出马镇压起义，遂成为人民反对的目标。10月26日，清王朝为平息众怒，将盛宣怀革职，永不叙用。
随着盛宣怀的去职，邮传部主导下的交通银行总管理处也乱作一团。第二任总理周克昌，自上任以来便从未有过实权，面对危局如坐针毡，遂呈请辞职；帮理巢凤冈虽握有实权，却自觉回天无力，难以应对危局，也与周克昌一道递交辞呈。他们在辞职书中说，“值此时局多艰，各埠分行警电纷传，银根枯竭，金融阻滞，办理一切，无不棘手……仍乞准开去差事，另派干员接替”。11月16日，邮传部照准周克昌、巢凤冈辞职。而在他们请辞前，协理陆宗舆也已经辞职。总管理处一时群龙无首。
周克昌辞职时，邮传部派总办兼经理袁鉴暂行代办一切账目款项，但袁鉴深感行务棘手，不仅不赴任，甚至连同总办兼经理职务也一并辞去。无奈之下，邮传部又派汉行总办卢鸿昶代理交通银行总理，卢鸿昶同样未能到任。12月，邮传部派董事于守仁代理总管理处事务，于守仁勉强同意。
各地的交通银行纷纷要求总管理处调拨救济，但是总管理处只能无奈表示“总管理处有统筹全局之责，自应设法酌盈剂虚，只因乱事牵动全局，市面金融恐慌，各埠情形均属相同，是以爱莫能助”。所幸的是，交通银行总管理处要求粤、港、汕、厦等各行在革命狂潮中始终以“中立”的姿态应对乱局，成功抵制了革命政府接管的尝试，也避免了像大清银行一样被改组的命运。1912年1月11日，邮传部任命陆宗舆为交通银行总理；随后，临时股东联合会又在上海公举陆宗舆代理交通银行总理（因消息阻塞，邮传部的任命此时尚未到达上海）；邮传部收到临时股东联合会的呈案后，于1月18日再次发布委任札件，任命陆宗舆代理交通银行总理。至此，交通银行总管理处逐渐恢复常态。
（作者单位：交通银行总行）
□毛志辉
交通银行于1907年12月8日（光绪三十三年十一月初四）奉旨成立，1908年3月4日（农历二月初二）正式开业。成立初期，交通银行以发展交通事业为旨归，兼营一般银行业务，前三年的盈利率逐年上升（其中1910年获利最多，达到69万两，盈利率为13.8%）。进入1911年以后，交通银行开始遭逢一系列危机，总管理处一度陷于瘫痪状况。交通银行曾在年度报告中对辛亥年间落入困境的原因作出总结，认为辛亥年“实为本行最困难之秋，而其显而易见者，一则为义善源所累，一则为革命之影响，又其一则为西贡万顺安之波累也”。
1912年1月18日邮传部关于陆宗舆被推为交通银行商股股东联合会会长的札件。
元气大伤：义善源倒闭
交通银行的首任总理李经楚，同时也是晚清两大钱庄之一的义善源的号东。李经楚以总理之权，经常挪用交通银行的资金周转义善源票号。
1911年1月6日，盛宣怀接任邮传部尚书。为了打击异己，独揽交通银行大权，他以“交通银行弊端百出，外间人言啧啧”为由，奏明朝廷派员查账，矛头直指义善源。1911年正月，盛宣怀奏撤梁士诒铁路总局局长和交通银行帮理之职，随即，查出义善源总号和各分号共向交通银行押款80万余两，往来款亦有10万余两，并均被揭破。
受1910年橡皮股票风潮影响，义善源资金周转已经颇为困难，随着盛宣怀的矛头所向，应声倒闭。清算账务时，发现该票号欠交通银行的押款银逾230万两、往来银逾56万两，而此时“义善源”票号的资产可抵者仅5200两。交通银行蒙受巨大损失，资金状况空前恶化。当时的《申报》有言：“日来市面上对于交通银行有种种之不信任之意，竟将存款取出，不闻有将欵入存者，甚至交通银行之钞票亦不敢使用。”
义善源倒闭后，盛宣怀立刻派人对交通银行进行查账，认为“李经楚亏空公款甚巨”，“应即开去交通银行总理”。随后，邮传部以交通银行总理李经楚要整理义善源为由，于1911年3月撤去其总理职务。同时，两江总督张人骏指派专员清理义善源的积欠。不过，清廷没有追究李经楚的责任，只是设法处理了义善源的押品和财产，并及时归还了交通银行一部分欠款。为了填补窟窿，李经楚还“自将家产先行开单缴部作抵”，但毕竟杯水车薪。
经此一劫，交通银行虽然幸免倒闭，元气大伤却是不争的事实。据当时报载：“交通银行自义善源倒闭后，影响甚巨，活动力愈形减少，而李经楚亦大有不了之势。”同时，随着梁士诒、李经楚等人的去职，梁士诒“遂不与闻行务”，交通系也失去了对交通银行的控制。
风雨飘摇：辛亥革命爆发
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辛亥革命爆发，清王朝摇摇欲坠，交通银行陷入困境，全行上下均陷入一片恐慌之中。当时的官商存欠达到惊人的1800余万两，远远超过交通银行筹到的资本金。
因保路运动的兴起，保清派人士群起攻击盛宣怀肇事，盛宣怀成为众矢之的。武昌起义后，盛宣怀一方面电请袁世凯出任统帅，另一方面向清廷极力推荐袁世凯出马镇压起义，遂成为人民反对的目标。10月26日，清王朝为平息众怒，将盛宣怀革职，永不叙用。
随着盛宣怀的去职，邮传部主导下的交通银行总管理处也乱作一团。第二任总理周克昌，自上任以来便从未有过实权，面对危局如坐针毡，遂呈请辞职；帮理巢凤冈虽握有实权，却自觉回天无力，难以应对危局，也与周克昌一道递交辞呈。他们在辞职书中说，“值此时局多艰，各埠分行警电纷传，银根枯竭，金融阻滞，办理一切，无不棘手……仍乞准开去差事，另派干员接替”。11月16日，邮传部照准周克昌、巢凤冈辞职。而在他们请辞前，协理陆宗舆也已经辞职。总管理处一时群龙无首。
周克昌辞职时，邮传部派总办兼经理袁鉴暂行代办一切账目款项，但袁鉴深感行务棘手，不仅不赴任，甚至连同总办兼经理职务也一并辞去。无奈之下，邮传部又派汉行总办卢鸿昶代理交通银行总理，卢鸿昶同样未能到任。12月，邮传部派董事于守仁代理总管理处事务，于守仁勉强同意。
各地的交通银行纷纷要求总管理处调拨救济，但是总管理处只能无奈表示“总管理处有统筹全局之责，自应设法酌盈剂虚，只因乱事牵动全局，市面金融恐慌，各埠情形均属相同，是以爱莫能助”。所幸的是，交通银行总管理处要求粤、港、汕、厦等各行在革命狂潮中始终以“中立”的姿态应对乱局，成功抵制了革命政府接管的尝试，也避免了像大清银行一样被改组的命运。1912年1月11日，邮传部任命陆宗舆为交通银行总理；随后，临时股东联合会又在上海公举陆宗舆代理交通银行总理（因消息阻塞，邮传部的任命此时尚未到达上海）；邮传部收到临时股东联合会的呈案后，于1月18日再次发布委任札件，任命陆宗舆代理交通银行总理。至此，交通银行总管理处逐渐恢复常态。
（作者单位：交通银行总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