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鼎革之际的交通银行（下）
发布时间：2021-10-08 08:49:57 作者： 来源：中国银行保险报网
□毛志辉
雪上加霜：西贡代办处破产
交通银行成立之初，就积极开拓海外业务。邮传部尚书陈璧在交通银行开业前就表示要在南洋华侨最多的地方设立分行，“以便旅居外洋华人之汇兑”。1908年10月中旬，邮传部通知各省，“责成各督抚仿照奏定银行章程，于冲要之区择地建筑，遴派妥员，招集商股，设立交通分银行”。同年11月22日的《申报》报道，邮传部还计划在澳美两洲设立交通银行支行，其中“在华盛顿、墨西哥、纽约、旧金山、古巴、新金山等处之支行，拟与上海支行联络办理汇兑事宜；其在新加坡、槟榔峙、爪哇、暹罗、缅甸、西贡、河内、顺化者，则与广东支行互相联络；又厦门、中国台湾、吕宋、文戈武、东京、横滨、中国香港等处，拟先派经理人代理，嗣后再设分行。管理法悉照西国银行章程”。
根据邮传部的部署，在粤行总办陈炳煌赴差之际，总管理处嘱托：“广东省城密迩香港，时有汇划款项，一俟粤行设立后，应即审度情形，先就香港设立支行，以次推及南洋各埠，以便汇兑。”1908年12月9日，陈炳煌函电总管理处，报告中国香港、安南两处分号的筹备工作大体完备。总管理处回复两处分号可适时开业。12月13日，香港分号在中环大马路祥安银号二楼开市。1909年1月，安南西贡代办处开市，由万顺安号代办。其中，香港分号和西贡代办处的款项、账目以及一切执事员工“概归粤行综理核与”。需要说明的是，交通银行西贡代办处的开市，开创了我国银行在国外设立分支机构的先河。此后，以粤行为基点，交通银行继续在南洋增设分支机构，1910年1月18日，新加坡分号开业；1910年7月29日，仰光分行开业。
西贡是南洋的重要地区，万顺安号是西贡的重要银号。西贡代办处开业后，成为交通银行开拓海外业务的重要据点，“国外机关实以此为巨擘”。然而，1911年的交通银行可谓“祸不单行”，国内局面已经不可收拾，国外的机构竟又遭遇了危机。
1912年春，西贡的万顺安号破产，西贡代办处也受其牵累关张。万顺安号的倒闭，使得“中西各号之与往来者，要莫不蒙其所累，特吾行之损失较巨耳”。辛亥革命的冲击已经让交通银行在风雨飘摇中摇摇欲坠，西贡代办处的倒闭无异于雪上加霜，将交通银行推向了奄奄一息的崩溃边缘。
重整旗鼓：交通系回归
鼎革之际的社会乱局，一方面让交通银行遭到巨大冲击几于倒闭，另一方面也为交通系重新掌控交通银行提供了重要契机。
交通系首领梁士诒，是交通银行的主要创始人之一。虽然交通银行成立后，梁士诒因股份关系，只是担任了帮理，但因其身为铁路总局局长握有铁路财政大权，而交通银行的存放款业务严重依赖铁路款项，因此，梁士诒在实际上掌控着交通银行的实权，直到被盛宣怀排挤而辞去铁路总局局长和交通银行帮理职务。此后，在邮传部失意的梁士诒很快成为了袁世凯的心腹。在武昌起义至清帝逊位这段时间里，梁士诒倾心共和，“斡旋大局”，“内则安慰皇室，外则说服亲贵”，使袁世凯顺利入京，为推翻清廷出力甚多。1912年3月，梁士诒出任中华民国总统府秘书长。
此时的交通银行，正处于内忧外患之中，百废待兴，亟须一位具有举足轻重地位的人物来主持大局。陆宗舆固然是合适的总理人选，但论及政治地位、理财能力、行内声望，又显然全面逊色于梁士诒。在梁士诒为平定政局而奔波时，无暇分身处理交通银行事务，邮传部和众股东自然属意陆宗舆出任交通银行总理；而一旦政局平稳，梁士诒能有余力过问交通银行事务，由其重掌交通银行也就顺理成章了。
与梁士诒出任总统府秘书长几乎同步，1912年3月，邮传部（嗣后改组为交通部）指派任凤苞为交通银行协理、叶恭绰为交通银行帮理，这是交通系全面回归交通银行的强烈信号。同时，梁士诒“痛感金融机关之需要”，“筹集官商巨款，为之复业”。梁士诒以交通银行主要创办人的身份，不忍坐视交通银行的衰败而积极奔走呼号，也获得了股东们的普遍认同，1912年5月，梁士诒如愿以偿，被股东联合会公推为交通银行总理。
此后，以梁士诒为首的交通系对劫后余生的交通银行悉力扶持，利用其在政界的影响力，想方设法扩充交通银行的实力，一方面积极整顿业务，通过清理账目、吸收存款、限制贷款、缓提官存等一系列举措，促进各项业务迅速发展；另一方面，以大总统令的形式颁布《交通银行则例》，让交通银行取得一系列国家银行的特权，持续巩固和提升交通银行的地位。在梁士诒主持下，交通银行得以逐渐恢复元气。
（作者单位：交通银行总行）
□毛志辉
雪上加霜：西贡代办处破产
交通银行成立之初，就积极开拓海外业务。邮传部尚书陈璧在交通银行开业前就表示要在南洋华侨最多的地方设立分行，“以便旅居外洋华人之汇兑”。1908年10月中旬，邮传部通知各省，“责成各督抚仿照奏定银行章程，于冲要之区择地建筑，遴派妥员，招集商股，设立交通分银行”。同年11月22日的《申报》报道，邮传部还计划在澳美两洲设立交通银行支行，其中“在华盛顿、墨西哥、纽约、旧金山、古巴、新金山等处之支行，拟与上海支行联络办理汇兑事宜；其在新加坡、槟榔峙、爪哇、暹罗、缅甸、西贡、河内、顺化者，则与广东支行互相联络；又厦门、中国台湾、吕宋、文戈武、东京、横滨、中国香港等处，拟先派经理人代理，嗣后再设分行。管理法悉照西国银行章程”。
根据邮传部的部署，在粤行总办陈炳煌赴差之际，总管理处嘱托：“广东省城密迩香港，时有汇划款项，一俟粤行设立后，应即审度情形，先就香港设立支行，以次推及南洋各埠，以便汇兑。”1908年12月9日，陈炳煌函电总管理处，报告中国香港、安南两处分号的筹备工作大体完备。总管理处回复两处分号可适时开业。12月13日，香港分号在中环大马路祥安银号二楼开市。1909年1月，安南西贡代办处开市，由万顺安号代办。其中，香港分号和西贡代办处的款项、账目以及一切执事员工“概归粤行综理核与”。需要说明的是，交通银行西贡代办处的开市，开创了我国银行在国外设立分支机构的先河。此后，以粤行为基点，交通银行继续在南洋增设分支机构，1910年1月18日，新加坡分号开业；1910年7月29日，仰光分行开业。
西贡是南洋的重要地区，万顺安号是西贡的重要银号。西贡代办处开业后，成为交通银行开拓海外业务的重要据点，“国外机关实以此为巨擘”。然而，1911年的交通银行可谓“祸不单行”，国内局面已经不可收拾，国外的机构竟又遭遇了危机。
1912年春，西贡的万顺安号破产，西贡代办处也受其牵累关张。万顺安号的倒闭，使得“中西各号之与往来者，要莫不蒙其所累，特吾行之损失较巨耳”。辛亥革命的冲击已经让交通银行在风雨飘摇中摇摇欲坠，西贡代办处的倒闭无异于雪上加霜，将交通银行推向了奄奄一息的崩溃边缘。
重整旗鼓：交通系回归
鼎革之际的社会乱局，一方面让交通银行遭到巨大冲击几于倒闭，另一方面也为交通系重新掌控交通银行提供了重要契机。
交通系首领梁士诒，是交通银行的主要创始人之一。虽然交通银行成立后，梁士诒因股份关系，只是担任了帮理，但因其身为铁路总局局长握有铁路财政大权，而交通银行的存放款业务严重依赖铁路款项，因此，梁士诒在实际上掌控着交通银行的实权，直到被盛宣怀排挤而辞去铁路总局局长和交通银行帮理职务。此后，在邮传部失意的梁士诒很快成为了袁世凯的心腹。在武昌起义至清帝逊位这段时间里，梁士诒倾心共和，“斡旋大局”，“内则安慰皇室，外则说服亲贵”，使袁世凯顺利入京，为推翻清廷出力甚多。1912年3月，梁士诒出任中华民国总统府秘书长。
此时的交通银行，正处于内忧外患之中，百废待兴，亟须一位具有举足轻重地位的人物来主持大局。陆宗舆固然是合适的总理人选，但论及政治地位、理财能力、行内声望，又显然全面逊色于梁士诒。在梁士诒为平定政局而奔波时，无暇分身处理交通银行事务，邮传部和众股东自然属意陆宗舆出任交通银行总理；而一旦政局平稳，梁士诒能有余力过问交通银行事务，由其重掌交通银行也就顺理成章了。
与梁士诒出任总统府秘书长几乎同步，1912年3月，邮传部（嗣后改组为交通部）指派任凤苞为交通银行协理、叶恭绰为交通银行帮理，这是交通系全面回归交通银行的强烈信号。同时，梁士诒“痛感金融机关之需要”，“筹集官商巨款，为之复业”。梁士诒以交通银行主要创办人的身份，不忍坐视交通银行的衰败而积极奔走呼号，也获得了股东们的普遍认同，1912年5月，梁士诒如愿以偿，被股东联合会公推为交通银行总理。
此后，以梁士诒为首的交通系对劫后余生的交通银行悉力扶持，利用其在政界的影响力，想方设法扩充交通银行的实力，一方面积极整顿业务，通过清理账目、吸收存款、限制贷款、缓提官存等一系列举措，促进各项业务迅速发展；另一方面，以大总统令的形式颁布《交通银行则例》，让交通银行取得一系列国家银行的特权，持续巩固和提升交通银行的地位。在梁士诒主持下，交通银行得以逐渐恢复元气。
（作者单位：交通银行总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