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期的交通银行

□杨国柱 毛志辉

艰难时世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中国由此进入全面抗战时期。1937年7月9日，为适应战时需要，国民政府成立中央银行、中国银行、交通银行、农民银行四行联合办事总处（以下简称“四联总处”），负责办理战时各项特种业务。

1937年8月13日，日本侵略者攻占上海，交通银行总行奉财政部命令又改为总管理处，恢复上海分行建制。总管理处撤往汉口，业务中心及主管人员则迁至香港。武汉失守后，总管理处再迁往重庆。随着东部营业中心的丧失与管理机构的西迁，交通银行在大后方的西南、西北地区，大力构建金融网络。截至1945年4月30日，总管理处下辖159个分支机构，几乎遍布沦陷区之外的主要地区，维持着比较完整的管理体制。

1939年9月，四联总处由原先的联络性机构改组为非常时期的最高金融决策机构，对外加强金融垄断，对内提升中央银行的权力和地位，中国银行、交通银行的地位进一步被削弱。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国统区形势恶化，出现“无限制的通货膨胀和无限制的物价高涨”状况。自1942年7月1日起，货币发行权由中央银行独掌，交通银行历时33年之久的货币发行权至此取消。经政府增资，交通银行的资本总额达到6000万元，其中官股5400万元，占比高达90%。

与此同时，国民政府还推行四行专业化，交通银行被指定为“发展全国实业”的专业银行，主要业务包括工矿、交通及生产事业的贷款与投资，国内工商业汇款、公司债及公司股票的经募或承受，仓库与运输业务，储蓄与信托业务等。四联总处又成立联合放款处，引导中国、交通、农民三行的贷款投向，要求中、中、交、农四行完全承担战时生产局的资金供给。在总额为100亿元的贷款中，交通银行承贷了40亿元，为各行之冠。

庇护资产

面对异常艰难的局势，交通银行努力调整战略方针。一是全力协助政府稳定金融市场，支持全民抗战。战争爆发后，交通银行针对市场的恐慌和挤兑风潮，积极参与联合贴放委员会，提供资金，帮助同业度过危机。上海成为“孤岛”时期，又以租界为依托，坚持营业，通过四行的协调，与外商银行合作，承担起国家银行的职责，经办钞券运输等要务，并积极参与制定汇率政策，大力开拓外汇业务，为稳定法币币值、维护战时金融体制作出贡献。同时，积极配合国民政府，联合同业，查堵日寇制造的假币，阻止其扰乱内地金融市场，粉碎了敌方“货币战”的阴谋。二是积极扶助实业，致力后方建设。交通银行大力扶持农产、工矿、贸易调整委员会，为企业投注巨额资金，协助沿海工厂搬迁内地。为改变西部地区工业基础薄弱的现状，交通银行又在昆明成立设计处，统一筹划后方建设，竭力吸收资金，扶助后方工、农、矿、交通等行业的建设与发展，在保障战时物资供应、增强抗战实力方面做出卓著贡献，同时也为战后社会经济的恢复与发展奠定了基础。

需要提及的是，“孤岛”时期，日军虽未占领上海租界，但前景难以预料。交通银行上海分行为保护自身资金安全，对相关账户进行一系列操作，尽可能隐蔽资金，防止资产在突发事件中遭受重大损失。1937年7月27日，总管理处致电上海分行，强调“今昔形势，与前不同，顾忌之点，更宜特加审慎”。随即，总管理处对上海分行的资金账户进行处理。上海分行的外汇资金大量存放于外商银行，总管理处采用多种方式进行处理，防止资金被敌伪查获。1939年7月，上海局势日趋紧张，为保证资金安全，账上所存外汇数额不宜过大，上海分行着手将欧文信托公司往来户内存放的美元陆续拨出，另立特户记载。经过上海分行的操作，账面上的外汇头寸数额大大降低，账面上资金的进出频率减少，被查获的可能性也大为降低。上海分行的这些做法皆得到总管理处的同意，并作了相关备案。

这一时期，交通银行预判形势将进一步恶化，计划尽早采取防范措施，或将资金转移到外商银行，或通过账目的特殊处理，将账面上的款项尽可能“隐匿”起来。但所有做法都基于一个重要的前提，即英、美等国与日本依旧能维持正常的国家关系，日军不敢贸然侵犯英、美等国的驻华机构和在华利益。始料未及的是，太平洋战争的爆发使英、美与日本骤然成为正式的交战国，原先设想可以依赖的屏障不复存在。日军迅速占领租界，英、美银行自身难保，自然不可能庇护中国的资产。幸好交通银行提前做了多手准备，将大量的外汇资金和有价证券作了转移和妥善安置，只有一小部分存于上海的资金被侵略者发现并掠走。

（作者单位：交通银行总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