斑驳旧影解放战争时期的交通银行
发布时间：2021-10-22 09:45:17 作者： 来源：中国银行保险报网
□杨国柱 毛志辉
战后恢复与重建
抗战胜利后，交通银行获得短暂的喘息机会，积极投身于战后的恢复与重建，着手制定新的发展规划，取得良好的经济与社会效益。
首先是恢复与重构营业网络。抗战结束后，交通银行制定裁撤西部、增设中部、恢复东部的方略，部署营业网络的恢复、重建工作。至1946年底，交通银行下属的各类营业机构共223个，当年新增机构86处，增长幅度列“四行六局”中的第二位，仅次于农民银行，适时扭转了战时营业网点西部稠密、中部稀疏、东部完全空白的局面，基本满足了战后的营业需求，为拓展业务创造了条件。
其次是清理与接收日伪银行。交通银行的行产在战争中遭受重大损失，或遭日军侵占，或被转入敌伪控制下的伪交通银行，或被其他日本机构劫掠。抗战结束后，交通银行为追讨行产，成立上海伪交通银行清理处，统一负责伪交通银行的清理工作。清理处克服重重阻碍，于1946年底基本完成清理工作。同时，交通银行按照财政部“金融复员紧急措施方案”，接收日本住友银行、劝业银行、正金银行等敌伪金融机构，经过审慎、全面的审查，悉数索回被日资银行侵夺的各外资银行的重要资产和文件，赢得良好口碑。
再次是支持实业的恢复与发展。战后，国内经济复苏缓慢，企业作业生存艰难。辗转迁移的原东部地区企业，损失惨重，原沦陷区的企业更是岌岌可危。西部地区的企业则因军需订单骤减，物价暴跌，也陷入持续恶化的境地。交通银行竭力支持国民政府实施西部紧急工贷办法，至1945年底，发放紧急工贷11亿余元，1946年又贷出5200余万元，缓解了西部企业的资金困窘。为了恢复东部地区的建设，交通银行重点扶持与公路、铁路、轮船等交通设施相关的实业工程，与城市重建相关的电、自来水等公用事业，以及与民众生活密切相关的纺织、食品、化工、矿业等生产部门，为东部地区的重新崛起作出重要的贡献。
最后是继续推进信托、外汇业务。交通银行因战事而受阻的信托业务，至1946年出现转机。信托存款余额较上年增加158.6亿余元；资金结构也出现历史性变化，抗战时期活期信托资金占绝对多数，此时定期资金数额已远高于活期存款，突破了100亿元大关。交通银行还参与建设长期资本市场，认购上海证券交易所的股份，协助将证券交易导入正轨。此外，交通银行还大力建构仓库网，所建仓库分布于上海、南京、汉口、长沙等交通枢纽地区。外汇业务一度也颇有起色，1946年2月，国民政府开放外汇市场，交通银行重新掌握本行外汇业务的决定权，3月，又成为政府指定的27家经营外汇银行之一。
困境中新生
1946年6月，全面内战爆发，日本侵华战争造成的巨大伤痛尚未平复，中华大地又因连绵的战火再次陷入混乱与动荡。1946年6月，交通银行总管理处由重庆迁回上海，所面临的已是无法扭转的困局。国民政府大量增发法币，100元面值的法币几同废纸。1948年8月又改发金圆券，结果更加剧了通货膨胀。尤为致命的是，在金圆券发行后的两个多月，国民政府取消了金圆券的发行限额。一时间，金圆券发行犹如脱缰的野马，一路飙升，国家财政金融体系趋于崩溃。
激烈动荡的社会环境大大增加了交通银行揽存的难度，致使资金结构出现严重的失衡。表面的存款数额迅捷上升，实际的价值却不断缩水；军政存款居高不下，工商存款一路下滑；活期存款比重走高，定期存款比重低下。随着战局的变化，越来越多的分支机构留在日益扩大的解放区中，汇款业务也因网点的失联和资金调拨的困难逐渐停滞。
虽然窘迫困顿、独力难支，交通银行仍未放弃肩负的职责，在放款计划的总额中有80%用于工矿、交通实业，并优先扶植民生日用必需的纺织、粮食工业以及汽车配件、酸碱、水泥等工业。不过，在此非常时期，交通银行不得不从维护行基着想，力求降低放款风险，确保本金安全，多做短期贷款，减少长期贷款，并加强实业调查，以利通盘考虑。投放的资金也逐渐游离于直接生产领域，主要通过信托部经营证券交易，买卖政府债券，并通过投资若干实业公司，尽量争取有所盈利。
1948年下半年，内战形势发生根本性逆转，掌握主动权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开始发起战略决战，经过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国民党政权在大陆的统治已趋于崩溃。蒋介石知道大势已去，于是秘密部署资金转移。自1948年12月开始，国民政府中央银行总行库房中存储的大量黄金、白银被分批提走，运出上海，最终都送往中国台湾，其总数共计黄金257万余市两，银元3400万枚。上海解放前夕，中央银行总行所存黄金仅19.8万市两，银元仅176.9万枚。此外，国民党政权还力图对各国家行、局、库所存外汇资金严加控制，不准其擅自动用。
然而，在内战激烈，前景难测之际，国内银钱界为自身利益考虑，都想方设法把资金向国外转移，交通银行也不例外。1949年初，钱新之、赵棣华指示上海分行经理李道南抓紧把多余的外汇头寸陆续移存菲律宾交通银行。据后来的清查估算，总管理处和上海分行所存外汇共计8016050美元、140225英镑、4891澳镑、39267新元，还有一些零星的其他外币，至上海解放前夕，已被转移殆尽，而存放在中央银行的1623933美元，也被国民党政权全数转移。
上海解放后，中国人民解放军上海市军事管制委员会派遣储伟修、杨修范为正、副军代表，于1949年5月28日开始接管交通银行，交通银行的历史由此掀开新的一页。
（作者单位：交通银行总行）
□杨国柱 毛志辉
战后恢复与重建
抗战胜利后，交通银行获得短暂的喘息机会，积极投身于战后的恢复与重建，着手制定新的发展规划，取得良好的经济与社会效益。
首先是恢复与重构营业网络。抗战结束后，交通银行制定裁撤西部、增设中部、恢复东部的方略，部署营业网络的恢复、重建工作。至1946年底，交通银行下属的各类营业机构共223个，当年新增机构86处，增长幅度列“四行六局”中的第二位，仅次于农民银行，适时扭转了战时营业网点西部稠密、中部稀疏、东部完全空白的局面，基本满足了战后的营业需求，为拓展业务创造了条件。
其次是清理与接收日伪银行。交通银行的行产在战争中遭受重大损失，或遭日军侵占，或被转入敌伪控制下的伪交通银行，或被其他日本机构劫掠。抗战结束后，交通银行为追讨行产，成立上海伪交通银行清理处，统一负责伪交通银行的清理工作。清理处克服重重阻碍，于1946年底基本完成清理工作。同时，交通银行按照财政部“金融复员紧急措施方案”，接收日本住友银行、劝业银行、正金银行等敌伪金融机构，经过审慎、全面的审查，悉数索回被日资银行侵夺的各外资银行的重要资产和文件，赢得良好口碑。
再次是支持实业的恢复与发展。战后，国内经济复苏缓慢，企业作业生存艰难。辗转迁移的原东部地区企业，损失惨重，原沦陷区的企业更是岌岌可危。西部地区的企业则因军需订单骤减，物价暴跌，也陷入持续恶化的境地。交通银行竭力支持国民政府实施西部紧急工贷办法，至1945年底，发放紧急工贷11亿余元，1946年又贷出5200余万元，缓解了西部企业的资金困窘。为了恢复东部地区的建设，交通银行重点扶持与公路、铁路、轮船等交通设施相关的实业工程，与城市重建相关的电、自来水等公用事业，以及与民众生活密切相关的纺织、食品、化工、矿业等生产部门，为东部地区的重新崛起作出重要的贡献。
最后是继续推进信托、外汇业务。交通银行因战事而受阻的信托业务，至1946年出现转机。信托存款余额较上年增加158.6亿余元；资金结构也出现历史性变化，抗战时期活期信托资金占绝对多数，此时定期资金数额已远高于活期存款，突破了100亿元大关。交通银行还参与建设长期资本市场，认购上海证券交易所的股份，协助将证券交易导入正轨。此外，交通银行还大力建构仓库网，所建仓库分布于上海、南京、汉口、长沙等交通枢纽地区。外汇业务一度也颇有起色，1946年2月，国民政府开放外汇市场，交通银行重新掌握本行外汇业务的决定权，3月，又成为政府指定的27家经营外汇银行之一。
困境中新生
1946年6月，全面内战爆发，日本侵华战争造成的巨大伤痛尚未平复，中华大地又因连绵的战火再次陷入混乱与动荡。1946年6月，交通银行总管理处由重庆迁回上海，所面临的已是无法扭转的困局。国民政府大量增发法币，100元面值的法币几同废纸。1948年8月又改发金圆券，结果更加剧了通货膨胀。尤为致命的是，在金圆券发行后的两个多月，国民政府取消了金圆券的发行限额。一时间，金圆券发行犹如脱缰的野马，一路飙升，国家财政金融体系趋于崩溃。
激烈动荡的社会环境大大增加了交通银行揽存的难度，致使资金结构出现严重的失衡。表面的存款数额迅捷上升，实际的价值却不断缩水；军政存款居高不下，工商存款一路下滑；活期存款比重走高，定期存款比重低下。随着战局的变化，越来越多的分支机构留在日益扩大的解放区中，汇款业务也因网点的失联和资金调拨的困难逐渐停滞。
虽然窘迫困顿、独力难支，交通银行仍未放弃肩负的职责，在放款计划的总额中有80%用于工矿、交通实业，并优先扶植民生日用必需的纺织、粮食工业以及汽车配件、酸碱、水泥等工业。不过，在此非常时期，交通银行不得不从维护行基着想，力求降低放款风险，确保本金安全，多做短期贷款，减少长期贷款，并加强实业调查，以利通盘考虑。投放的资金也逐渐游离于直接生产领域，主要通过信托部经营证券交易，买卖政府债券，并通过投资若干实业公司，尽量争取有所盈利。
1948年下半年，内战形势发生根本性逆转，掌握主动权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开始发起战略决战，经过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国民党政权在大陆的统治已趋于崩溃。蒋介石知道大势已去，于是秘密部署资金转移。自1948年12月开始，国民政府中央银行总行库房中存储的大量黄金、白银被分批提走，运出上海，最终都送往中国台湾，其总数共计黄金257万余市两，银元3400万枚。上海解放前夕，中央银行总行所存黄金仅19.8万市两，银元仅176.9万枚。此外，国民党政权还力图对各国家行、局、库所存外汇资金严加控制，不准其擅自动用。
然而，在内战激烈，前景难测之际，国内银钱界为自身利益考虑，都想方设法把资金向国外转移，交通银行也不例外。1949年初，钱新之、赵棣华指示上海分行经理李道南抓紧把多余的外汇头寸陆续移存菲律宾交通银行。据后来的清查估算，总管理处和上海分行所存外汇共计8016050美元、140225英镑、4891澳镑、39267新元，还有一些零星的其他外币，至上海解放前夕，已被转移殆尽，而存放在中央银行的1623933美元，也被国民党政权全数转移。
上海解放后，中国人民解放军上海市军事管制委员会派遣储伟修、杨修范为正、副军代表，于1949年5月28日开始接管交通银行，交通银行的历史由此掀开新的一页。
（作者单位：交通银行总行）
